浦东民生路散粮散糖装卸专业码头是老上海的百年工业遗存之一，那里的八万吨筒仓曾经是亚洲最大容量的散粮筒仓，现在已改造成艺术秀场。几年前我曾和大学同班学姐一起，参观了在那里举办的一个“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展览。最大的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展品是由1000个太阳能自发声的音箱和1000个不同的瓷盘组成的《仓声·品》，拼成一个"饱"字，但也有人看成"泡饭"的"泡"字。“吃饱饭”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很多年的诉求之一，而对于出生在1950和6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两岁的时候，我和外婆住在北京舅舅家，对19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没有留下太多印象。只记得当年因为没有汽油，北京街头到处都是顶着大煤气包的公交车，那时的进口食品有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枣。还有就是后来听家中大人说起，我会把在幼儿园发的饼干带回家里，留给外婆吃。我弟弟留在父母身边，但老爸说看到幼儿园里只有稀粥喝，小朋友们喝完粥后，还围着锅边用手指刮,看着心痛。我不太清楚父母是怎样度过那几年困难时期的，弟弟因年幼也全无印象。后来回到唐山上小学，听到过一首歌谣：“洪湖水呀浪打浪，唐山是个好地方。白薯面，窝窝头，还有菜孃孃”，第一句来自当年流行的革命歌剧《洪湖赤卫队》，唐山人称红薯为“白薯”。
三年饥荒末期，父母把我送到南汇老家住了八个月。那时浦东乡下还很闭塞，交通不便，爸妈事先也没告诉我会把我留下来。清楚记得当载着他们的木船远去时，我在河边哭了很久。辛亥革命那年祖父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大学毕业后走南闯北，老家有几间曾祖父留下的祖屋，因此祖父母不时会回乡小住。祖父一生乐善好施，对相邻出手大方，人缘很好。我在老家那年，乡亲们常常会送新鲜蔬菜过来。有时候家里祭祖，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饭菜，上面插着筷子，说是给祖宗吃的，因此我们小时候不允许将筷子插在饭碗里。祭祖时祖母先跪下磕三个头，然后家中老少每人三鞠躬，最后大家一起把饭菜吃掉。祖父母的家里有一个老鼠笼，如果抓住老鼠，就有老乡拿回家去杀了吃肉。后来回到父母身边，老妈在日记中说我“变成了一个乡下大姑娘”。
关于饥荒年代，我还有如下间接记忆：家中一位女性长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某重工业基地，困难时期吃树叶充饥，导致闭经。在我父母工作的交大唐院，有好几位教职工的孩子，出生在1960年代初，患小儿麻痹后留下终生残疾。文革前唐院调来一位桂姓副院长，是七级高干，比正院长还高两级。那时就传说他曾是安徽省副省长，因其辖区饿死人被贬。还有一件事，1970年代我随父母内迁蜀地，读高中时在当地“访贫问苦”。有几位同学访问的农家大倒苦水，听了半天方知他们是在控诉1960年。后来下乡时，生产队长们一讲话就说：“抗战时老蒋躲到峨眉山，峨眉县是GMD的模范县。”对此我们都大惑不解，觉得老乡太“反动”了，多年之后才明白究竟。
我回到父母身边上小学时，饥荒年代已经结束。唐山虽然是在北方，但靠近渤海湾，水产丰富。当年唐山还用十几个公社的土地，建了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果园，所以那几年的生活还算不错。文革开始后天下大乱，对民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食品紧张，一切都凭票证供应，还不一定能买到。那几年祖父母和外婆都住在我家，粮食是够吃的。最大的问题是，三位老人都是南方人，吃不惯粗粮，而且每人每月定量只有几斤大米。为此老妈费劲了心思，比如和郊区农民用一斤二两粗粮换一斤大米，或者下班后骑车到饭馆买米饭，价格贵一些，但只要有钱和粮票就能买到。好在渤海边的柏各庄军垦农场有几万亩稻田，总能换到大米，上初中时我们年级还曾连夜步行40公里到柏各庄学军。
记得1966年下半年停学，接下去的几年也是每天只上半天学，不读书不考试。大把的时间除了发明各种游戏外，就是学做饭。北方的细粮以面粉为主，我向邻家的刘姥姥学会了蒸馒头、包饺子、烙饼，还会压面条，因此练出一手“童子功”。晚饭则是用各种粗粮熬制稠稠的粥，这样老人们也能吃。其实那些年最恼火的是没有荤腥，每月每人限购半斤食用油，半夜去合作社排队买肉也是常有的事。春天会有郊区农民来卖小鸡，毛茸茸地十分可爱，小母鸡养几个月就会下蛋了。某年买了一只小鸡，常常发疯似地转圈，在一场大雨中呜呼，炒了一盘辣子鸡丁。还有一次负责养鸡的弟弟晚上忘记关鸡窝，第二天发现最会下蛋的一只黑母鸡失踪了，沿着一路鸡毛寻找，原来是被黄鼠狼偷走，在一个废弃仓库里发现了剩下的半只鸡。
高一那年暑假，我第一次来到成都，“天府之国”的商店里竟然空空如也。我家随大学搬到偏僻的峨眉山沟，生活非常不方便，很多食品都要背着竹篓到集市上采买，四川话称为“赶场”。现在峨眉山与乐山一起是举世闻名的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当年却根本无心欣赏美景，朝思暮想的就是早日逃离山沟。我们从小会背的不多几首唐诗中，最熟悉的是李绅的《悯农》。虽然从小学高年级起，我们每年都要“学农”参加麦收，但多少有些郊游的意思。而那种“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只有当自己的户口迁到农村成为下乡知青后才会感同身受，并且真正知道了什么是“民以食为天”。
峨眉位于川西坝子的西南边缘，农村土地有水田、也有旱地。不记得有没有双季稻，印象中大多是种一季中稻，收割后种植猪草养田。南方农村最辛苦的劳作就是种水稻，1970年代完全没有机械化操作，也没有化肥。春季插秧既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疼。而最痛苦的则是挠秧，即“耘田”，给秧苗松土、除草、施肥，促使根部发育。顾名思义，挠秧时先将发酵后的农家肥撒入稻田，全靠双手操作将肥料“挠”入田里。至稻谷成熟一共要挠三次，没种过水稻的人，是不会理解“没有大粪臭，哪来稻米香”这句话的含义的。水田里最恐怖的生物是蚂蝗，一不留神就会爬到腿上来吸血。
旱地一般种玉米、红薯 (四川称为红苕)、小麦等。红薯、土豆、芋头、生姜都是直接种植块茎，后两者不用切块，长出新姜和新芋之后，老的还能吃。所谓“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并非是说姜放久了丧失水分，根本就是种下去的那块老姜。那年头即使川西农家也有几个月青黄不接的时候，要靠红薯和土豆度日。没菜吃的时候，老乡会到红薯地里摘些苕尖回来拌辣椒下饭，现在竟成了时鲜蔬菜。一到夏收或秋收季节，家家户户都把没有去麸的新麦磨面做成全麦饼，新米饭更是不用菜就能吃两大碗，新粮的清香是在国库里的陈年商品粮不能比的，这大概是下乡唯一的好处。来到瑞典后，发现土豆居然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有一次同事问我中国人吃不吃土豆，我说乡下人才把土豆当饭吃。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那些关于食物的记忆早已成为前尘往事。老妈晚年时常常和我感叹：“这么快就八十岁了，真不知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其实在大家境遇都差不多时，可能觉不出来什么，年轻人还常常会苦中作乐。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以及下乡经年的老三届知青来说，我们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只是由于当年种地种伤了，现在对于种花种菜的园艺活动总是兴趣不大。
几年前回国游玩，和朋友一起到蓉城郊区踏青观赏油菜花，川西的大片农田都已改造成花卉景区，川妹子们也摆脱了长辈的劳作之苦。上海朱家角镇课植园中的稻香村，上生新所“饿了么”送餐平台广告，令人顿生隔世之感。读到清代翰林王文治的七绝《安宁道中即事》：“夜来春雨润垂杨，春水新生不满塘。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与下面的图片很搭，然而在多年前，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