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和张国焘是毛泽东登上中共头号交椅过程中遇到的两个劲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人彼此之间的斗法，也持续了长达十年，，他们之间的敌意，比他们分别和毛的敌意更强。张国焘所以要逃离投敌，不是受到了毛的威胁，而是王明的威胁！
1924年5月，湖北督军肖耀南出动军警，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抓捕了领导“二七大罢工的”杨德甫、许白昊等共产党员。杨德甫随即叛变，在肖耀南的军法处录口供，说出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领袖的名字、住址以及联系方式。那份名单里，其中一人就是张国焘。
北洋政府交通部收到名单后，命令京师警察厅按名单抓人。五月下旬，张国焘和杨子烈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被捕，一起被查到的，还有中共三大以来的重要信函：
“赵醒晨由九江来函，报告党部仍需设在南昌。并嗣后通信若有重要话，可用白矾水写字，免被查获。”“实庵由上海来函，太平洋运输工会会期不出阳历六月，人选望速定。”..............类似的信函共有20多件，记录了党组织的工作的秘密，可见意以多么重大。发现张国焘和杨子烈是实锤的共产党员，警察厅便把他们押回去审问。
去警察厅的路上，张国焘害怕极了。早年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学生里的风云人物，振臂高呼，便能动员起大批天之骄子，每天晚上，同学们都要到他的宿舍里，听他高谈阔论吹牛逼。后来由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非常欣赏他，尤其是李大钊，基本把他当作亲传弟子来培养，根正苗红到没边了。
1921年建党之后，张国焘又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比如一大的中央局成员、二大的中执委委员，论党内职务，比李大钊都要高一些。张国焘一路顺风顺水，前程不可限量。但问题也出在这里。
因为实在太顺利了，张国焘根本没有意识到，革命是要死人的，政治活动是可能被捕的，一不小心，大好前程和性命都没了。张国焘慌的一笔，于是在被捕后不久，承受不住军警的严刑拷打，把知道的党组织秘密全招了。
这是张国焘第一次做叛徒。1924年6月2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交了一份报告，如实记录了张国焘的叛变行为：
“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党务者，南方有谭铭三等，北方有张昆弟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捕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
也就是说，张国焘把恩师陈独秀、李大钊，都给供出来了。而李大钊正在北京到处奔走，准备营救张国焘。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军阀曹锟，李大钊通过冯玉祥的关系，把张国焘和同时被捕的同志营救出狱。
出狱后的张国焘，隐瞒了叛变的细节，反而说自己英勇不屈硬抗到底，和北洋直系军阀做了深度斗争，并且在1925年1月举行的四大上，重新当选为中执委，回到党的核心领导岗位。直到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张国焘都没有离开过，始终是说话最算数的人物之一。
而就在2年后，记录在册的北方领袖李大钊，被占领北京的张作霖抓捕杀害。
1928年6月，张国焘在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共产国际通过代表团来指导中国革命。张国焘的身份，相当于钦差大臣，而就在莫斯科，张国焘遇到一生中排名第二的对手——王明。
虽然王明在六大的身份，只是翻译科主任，但王明的背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米夫，这份来自共产国际的背书，给了王明极大的支持。
王明和米夫是在中山大学认识的。1925年10月，入党不足一个月的王明，被湖北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形象好、俄语佳、口才流利，素人王明被时任副校长的米夫赏识，迅速提拔为党支部局小组长，第二年又在米夫的支持下，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不过仅仅是这样，远远不够，王明想继续向上爬，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
历史没有让王明等待太久，机会很快就来。1927年，王明陪同米夫到中国出差，回到莫斯科之后，正好赶上中山大学的派系斗争。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支持校长拉狄克，形成中山大学的“教务派”，而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人，支持党委书记西德尼可夫，号称“支部派”，这两派相当于党和政的矛盾。教务派说学校的党务工作很烂，支部派骂学校的教学工作不行，两派争论很多天都没有结果，斗的不可开交。
王明发现机会，便和米夫说：与其坐山观虎斗，不如由你这个副校长出面，拉拢两派之外的学校师生，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一旦校长职位空缺，那得到校长职位的人，大概率是副校长米夫。
米夫想想也对，便着手操作，果然赶走校长拉狄克，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做为学生兼功臣，自然得到米夫的支持。不久后支部书记西德尼科夫被调离，米夫便支持王明，控制中山大学党支部局，至此，以党支部局为中心，形成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都是近代史特别有名的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张琴秋、凯丰、李竹声、盛忠亮等等。
其实说白了，这个小团体不是成熟的政治团体，只是米夫控制学校的爪牙。但是在那个年代，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至关重要，尤其米夫成为校长之后，兼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东方部部长，更是决定中国高层去留的关键人物。米夫是王明的老师，那么在狐假虎威之下，谁能和王明抗衡？
于是同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张国焘，互相看不顺眼！即便张国焘是政治局委员，但在共产国际大佬的眼里，就是个要饭的。所以盛忠亮回忆，和王明较量的时候，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彻底的失败。而张国焘在失败以后，丝毫没有节操，向王明跪地求饶献上灵魂。
1930年，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立三路线破产，共产国际东方部严厉批评了李立三，已经回国工作的王明瞅准机会，便公开反对李立三。这次表态站队，王明和共产国际穿一条裤子，并且反对已经失败的路线，那么反过来说，王明就代表了正确的国际路线。于是王明在中国革命的层面上，得到共产国际和米夫的欢心，捞到雄厚的政治资本。
1930年12月，位卑人轻的王明，被米夫任命为江南省委代理书记。短短半个月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火箭蹿升，被米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再过一个月进入常委会。那时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此人是傀儡，实权只属于王明。
此前张国焘也回到国内，判明风向，开始向王明邀宠献媚，吹捧王明是“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王明也觉得，反正是张国焘是手下败将，不如收在麾下做个马前卒。于是在1931年王明到处派人夺权的时候，张国焘被分配到鄂豫皖苏区，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成为以后权倾一时的四方面军总管。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亲自冒雨迎接，毛泽东还亲自写了几个欢迎标语：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毛泽东和张国焘先后发表致辞，两支红军进行了热烈的联欢，但很快张国焘就发现问题了，红一方面军不足两万人，红四方面军足足有八万人。既然如此，凭什么他们能代表中央？我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却不行？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张国焘再也收不住了，想把双方兵力的比例，带入中央委员会甚至是政治局。
可张国焘忽略了一个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能代表中央，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红一方面军，而是他们本身就是中央，代替党组织领导红军，恰巧跟着红一方面军行动罢了。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是他们指挥革命战争的工具，不是说他们有了红一方面军，才能指挥革命战争。
这是党指挥枪的先后顺序。
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一声令下就能掀起大波澜，不是因为张国焘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因为他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大家服从的是中央，不是张国焘。
张国焘用党指挥枪的方法掌握权力，现在又要用枪指挥党的手段，要求更大的权力，左右横跳，算是他一直以来的做法。
周恩来说向忠发的节操连妓女都不如，恐怕张国焘的节操，和向忠发也差不多。所以张国焘派人给彭德怀和林彪送牛肉、大米、银元的时候，没人理他。他想用兵力优势挟持中央南下四川的时候，也没人理他，毛泽东于9月9日带着七千人北上陕甘。
最后张国焘直接“另立中央”，连合作多年的徐向前都不理解，说有问题可以谈，总可以谈通的，现在成立另一个中央算怎么回事，你要置党组织于何地？随着南下四川的战事不顺利，一起去鄂豫皖的陈昌浩也不干了，直接起来了张国焘吵架，要求带部队北上陕甘找中央。
权力和命令从中央而来，这才是党组织内部的合法性来源，左右横跳投机的张国焘，始终没想明白。
而更高的合法性来源，属于共产国际。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不久，便遇到回国传达国际会议精神的张浩，他是林彪的哥哥，此时掌握着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本。
也就是说，中央和国际重新取得了联系。张浩负责处理张国焘的事，话里话外都是一个意思，共产国际不承认你，你这个中央是冒牌的，赶紧承认错误回陕北吧。
主张的路线失败，意味着政治信用破产。至此，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张国焘，连最后一点合法性都没了。走投无路的张国焘放弃“南下”的路线，同意和部队一起北上，一路上哭哭啼啼，犹如丧家之犬。
再加上不久后的西路军失败，张国焘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延安被人骂的狗血淋头。当然他也反驳了，但怎么看都底气不足。
也就在差不多的时候，常驻莫斯科的王明回来了。两人在十年前就有矛盾，1931年的合作不过是互相利用，现在王明依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张国焘却不是当年的青年才俊。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王明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这样的人，张国焘当然惹不起。
1937年底，王明刚到延安，就抢走张国焘住的窑洞，他吓得赶紧搬到很远的地方住。第二年初，王明专门上门拜访，说你的亲信黄超和李特，已经做为托派分子处理了。
“这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吧？”
张国焘的亲信，王明想杀就杀，那么犯了重大错误的张国焘，王明有九种方法可以弄死他。张国焘越想越怕，原本可以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下，苟且偷生的活着，现在王明到处针对他，恐怕想好死都难。
一不做二不休，赶紧跑吧。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拜黄帝陵，期间和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说：“我想和你谈谈。”
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主席，和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主席，悄悄的说谈谈，要谈的肯定是不能为人知的话。那就只能是叛逃。
张国焘跑到西安，被林伯渠追上，再跑。到了汉口被李克农追上，继续跑。张国焘决意跑到地老天荒，死不回头。半个月后，党组织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而捧着尚方宝剑的王明，随后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根据共产国际分工负责的意见，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王明领导统战工作。
由于背靠共产国际，王明经常不服从命令，跳出来指点江山，甚至在“整风运动”的时候，他还想用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说这是反对苏联。
但是俗话说的好啊，靠山山倒，靠人人跑。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的国际关系便没有丝毫价值，毕竟共产国际和党组织是上下级关系，苏联和中国是国家间的平级关系，在法理上，没有资格领导中国的事情。于是在同年底，《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发出，开始集中火力整顿王明留下的错误问题。
到这个时候，王明也就彻底靠边站了。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进行到收尾阶段，张国焘追随国府去了台湾，因为没有住的地方，生活艰难，第二年又离开台湾定居香港。1979年12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国焘，贫病交加，被冻死在多伦多的养老院里。
1956年，已经靠边站十多年的王明去莫斯科治病，再也没有回国。此后20年，他以替苏联骂毛泽东为生。师哲曾经问毛泽东：“我们和王明的分歧到底在哪里？”毛泽东回答师哲：“他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了。”
1974年，王明在莫斯科去世，苏联给他的评价是：共产国际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
这两个斗争多年的人，没有一个是最后的胜利者，历史给过他们机会，但他们把自己活成历史的过客。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于公众号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