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事情，但是直到现在每一个细节我都清楚记得。
那一年姐姐应该是上小学三年级，而我刚刚入学。那时候住在爸爸单位的家属楼，我家和一家姓王的邻居共用一个厨房。八十年代的双职工家庭，父母早出晚归，孩子们放学回家自己写作业，大一点的孩子帮下班晚的父母蒸好米饭。
我记得那天下午没有课，姐姐照顾我吃完午饭，俩人收拾好开始写作业。姐姐发现她的钢笔没墨水了，可家里的墨水瓶只有黑色的，没有老师要求的蓝色墨水。不知是谁先想起来刚才做午饭的时候看见厨房里王叔家的碗橱上有瓶蓝色钢笔水，这个一闪念出来的时候，小姐俩先是都愣住了：这是想偷东西吗？后来不知咋商量的，我们决定去吸一管钢笔水来写作业。我现在想想，固然那时候完成作业对我们是头等大事，可是也绝不至于急得去偷钢笔水，完全可以等爸妈下班回来再写；在大人们都上班的安静下午，去冒犯一次禁忌、品尝一下刺激可能是初衷。但是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偷东西的经历却印在了我心里，以至于40年后回忆起来还如此清晰：我们俩怎样踩着小板凳够到厨顶的墨水瓶、怎样兴奋地颤抖着吸了慢慢一管墨水、如何原封不动地物归原位。。。偷完钢笔水姐姐反倒没有忙着写作业，那个下午我们无数次地跑去厨房，查看可能被发现的蛛丝马迹，每一次都觉得自己要败露了：墨水瓶里的水位线降了一大块，我们吸走的太多了、墨水瓶摆放的位置一定跟以前不同了、橱柜上的布帘好像也被我们动过。。。。这种担心做贼被发现的惴惴不安一直持续到那天大人们进出厨房无数次，做饭吃饭洗碗结束后。
可是事情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这个偷东西的历史污点一直伴随了姐姐很多年，即使知情者只有最亲的妹妹一人。在她小小的世界里曾经有过如此不齿的行为，大概是心里很难过去的一道坎儿。以至于在整个小学阶段“偷钢笔水儿”都是我们姐俩间的忌禁词，也是我用来要挟姐姐的暗号。很多次争吵的结束语都是我威胁：“我要告诉爸爸妈妈你偷。。。。”然后就是姐姐的无言妥协。其实我们父母都非常慈爱，记忆中从未体罚过我们，即使他们知道了我们偷钢笔水儿又会怎样呢？怕挨顿揍吗？好像也不是。恐惧来自于实在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曾经做了如此不堪的事情。
那时候物质是真缺乏，啥叫零食从来没听说过。父母的工资只够吃饭生活，余下来的钱要悉数寄回老家，孝敬农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济比我们更困难的叔叔姑姑姨们。那时候没有冰箱，每家的吃食调料、冰糖油渣儿都摆在公共厨房没有门的橱柜里，我们好像从未动过尝一口的心思。小孩子肯定是馋的，但是心里有着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别人的东西是绝对不能碰的，不是自己的东西想都不要想。
后来我姐的“偷钢笔水”事件终于在她上初一那年有了了结：当我再一次跟姐姐发生争执，并且用“老话”要挟她的时候，她终于摆出一副“我受够了”的姿态，跟爸爸坦白了。之所以选择爸爸，是因为妈妈更严厉些，对我们的错误容忍度更小。我爸后来说了什么我都忘了，好像也没有怎样批评我们，只是很认真的看了我姐很久，应该是心疼她这几年被“偷钢笔水”这座大山压得太辛苦了。
最近这几年才有了“正念”这个词，我们小时候心里似乎都有一种正念，是非曲直对错，绝对不可以越雷池半步，否则就不是一个好人了，做坏事带来的内心不安，除了怕被外人知晓，更主要是内心产生的自我否定、鄙视和不屑。我姐今年快50岁了，事业有过滑坡、家庭出现过变故，可是那种正念一直伴随着她。我爸去世已经9个多月了，我姐一直还活跃在我爸患癌初期她加入的病友群里，因为总有病友来咨询，因为她在我爸刚去世的时候把几万元没有用过的抗癌药送给了群里家庭困难的病友。做一个好人好像是我们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我不知道这是天生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教育。
我刚刚看到那位妈妈的担忧，我觉得孩子吃糖多少、物质生活好坏跟孩子偷东西的行为都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孩子心里没有一个正念或者执念：不是我的不能拿，小到超市里的几颗糖，大到别人的几十元钱都是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