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交大早期校友中，1949年后赴台湾并在政经界任职高位者有立法院秘书长李中襄 (1896-1958)，计量经济学家、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大中 (1914-1975) 等人。还有一位交大校友柳克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然而他的名字和经历在交大校史上却鲜有记载。柳克述18岁考入唐山交大读书，后弃工从政，在国民政府和工商界担任要职，赴台后为建立新竹交大出力甚多，笔者仔细查找了相关资料并写成本文，以纪念这位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杰出校友，文中大部分内容取材于新竹交大的校友会刊物《交大友声》。
柳克述 (1904-1987)，字剑霞，湖南长沙县人，于1922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 (时称交通部唐山大学，现为西南交通大学)。柳克述在校期间积极投入学生运动，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唐山执行委员会秘书 (即委员长)，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1925年转学至北京大学政治系。共青团的前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响应国际共运的号召于1920年8月成立的，其全国性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2年，1925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初期接受第三国际的指挥和援助，1940年代起改由本土派掌权。
大学时代的柳克述就是一位热血青年，胸怀救国济民的远大抱负。 1925年春他20岁出头时曾在唐山交大西楼学生宿舍撰写檄文《弱冠放歌》，以诗言志。他在文中写道："我生忽忽二十年，逝者如斯心瞿然！少小曾夸此英物，于今追说如浮烟。" "可知光景本匆匆，生生死死何所畏？及其未死奋其力，造福社会斯可贵！" "我今弱冠未足庆，但愿苦心医国病，内讧外侮纵纷纷，究非天定须人定！放言未免多浮夸，犹是童年旧根性，从今以后应如何，立定志气与脚跟，然后不致辜负我，成年以后之生命！" 文中热血青年的万丈豪情，与南唐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离愁别绪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初，梁启超率先提出"新化"、"欧化"和"西化"的主张，到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式提出了"现代化"的口号。当时土耳其在苏俄支持下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突破一战战败国的困境称雄于列强间，对仍然积弱的中国、特别是国共合作时期的两党均有很大影响。1927年和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柳克述的成名作《新土耳其》和《土耳其革命史》，从时间上推断，这两本书应该都是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写成的。在《新土耳其》中，23岁的柳克述介绍了土耳其的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革命领袖、被尊称为现代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 (Mustafa Kemal Atatürk，旧译基马尔)，并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提并论。这是中国第一部明确地以现代化进程为对象的史学专著，从而引起蒋中正重视，柳克述被聘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军校) 六、七期政治部上校政治教官和政治总教官。
在《土耳其革命史》中，柳克述全面记述了青年土耳其运动及土耳其革命的历史，对研究土耳其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当年号称 (中国) 革命青年人手一本。沈沛霖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黄埔军校期间，他与柳克述、白瑜共同担任"世界政治经济概况"课程的教官，并一起编写教材。他在书中写道："该课程讲述自1814年维也纳会议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期间世界外交大势及经济概况，如政府组织、政党活动、外交国防现状、财政产业荣衰等。其讲授主旨，为使学生学生了解：世界近百年局势变迁及现状的形成，各国各期政治活动及经济之概况，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柳克述在讲述国别部分时，念念不忘其'新土耳其'，特增加土耳其一节，认为土耳其基马尔 (凯末尔) 革命，是东方各民族运动中，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势力的，其独立之精神，亦可对中国有所借鉴。"
1932-1934年间，柳克述奉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之命前往欧洲考察，后来又到伦敦政治金融学院进修。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学者，柳克述一生著述甚丰，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著作包括：
《不平等条约概论》，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
《新土耳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土耳其革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收入《专题史丛书》，2017。
《近百年世界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再版，2012。
《中国外交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1。
《美帝国的金元外交》，柳克述、陈汉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国际法纲要》，上海华通书局，1933。
《世界政治经济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欧洲教育之观感》，南京时代公论社，1935。
《政治学》，重庆青年书店，1938。
1934年柳克述回国后即投身国民党军政界，分别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武汉行营、广州行营任职，深得与陈布雷并称国民党"文胆武将"的陈诚 (1898-1965) 赏识。八年抗战期间，柳克述随军转战各地，先后在淞沪前线，第三、六、九战区及印缅远征军服务。柳克述历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第六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中国远征军长官部秘书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立法委员、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5年双十节，柳克述等736人获国民政府颁发的 “抗战胜利勋章”。
北伐战争结束后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并开始宪法的草拟制定。当时中国政治情势繁杂，内忧外患不断，加上各方势力意见不一，直到1936年5月5日才公布了被称为《五五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年全国举行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然而由于抗战爆发，国大延期至1946年才得以召开，柳克述当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国民政府溃败后，柳克述携家人前往台湾。赴台后柳克述于1951年出任交通部政务次长，1955年任交通银行监察人，至1961年柳克述在台湾交通部"连续担任公职十年，不免身心疲敝，乃坚决辞去，改应政治大学及师范大学之聘，重理旧业。两年以来，教学相长，兴趣盎然。"
陈诚晚年亲自口述平生经历，经秘书整理汇编而成《石叟丛书》，分成文电、言论、专着、计划、传记、语录、杂着、附存等共八大门。柳克述等六人曾参与传记门的笔录，其中《西安事变回忆录》和《两广六一事变处理经过》两篇文章刊登在台湾著名的《传记文学》期刊上。2005年台湾国史馆将《石叟丛书》中的传记与文电两门汇编成《陈诚先生回忆录》系列丛书出版，成为研究民国的重要史料，其中的《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2009年由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未作删改。
交通大学有上海、唐山两个源头，在125年的校史上分分合合。柳克述虽然从政多年，但不失书生本色，对于母校一直怀有深厚感情，并为交大在台复校出力颇多。他在《交大友声》上曾发表多篇回忆文章，如1952年9月8日《忆唐院》、1954年5月15日《交大三校创建的简史与唐校生活的回忆》、1957年3月8日《敬悼侯故学长》、1964年5月8日《唐校溯往与中国交通建设之前途》、1964年6月8日《校庆晚会缤纷录》等。1966年交大70周年校庆时，柳克述追忆似水流年，在《交大友声》特刊上发表文章《四十年來如一瞬》，其中包含前述《弱冠放歌》，他写道："不意转瞬之间，至今已逾四十年！而余报国事亲进德立业之志，未竟百一，抚今追昔，感念何极。"
在《忆唐院》一文中，柳克述这样写道："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至今印象还很深刻的，却有两点：第一、就是学风的淳朴。唐院设在北宁线上，约当天津至山海关的中途，环境朴实恬静，绝非北平天津等处都市的繁华喧扰，同学们心无二用，大家都是很用功的。...... 第二、就是爱国的热烈，说来是很淳朴、很沉静的，但是一旦遇到国家有重大的事情发生时，例如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民国十四年的五卅惨案，以及民国十五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等等，则同学们的反应都非常热烈。"
1956年4月7日，交大旅美校友赵曾珏等致电交大在台同学会，建议交大在台复校并创设电子研究所。4月8日交通大学创校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由凌前校长鸿勋宣读电文，并促请出席的教育、经济、交通等部会长官支持协助。次年5月，由教育部主稿，会同国防、经济、交通四部会呈请行政院，请求恢复国立交通大学并设立电子研究所。 10月行政院院会决定，准由教育部先行筹备交通大学在台复校事宜。教育部长张其昀乃组织筹备委员会，聘请前校长凌鸿勋为主任委员，李熙谋为副主任委员，柳克述、钱其琛、唐君铂、徐恩曾、陈树人、林致平等为委员。至1958年6月，交通大学在台湾新竹正式复校。赴台校友则为创建新竹交大同心协力、殊途同归。图为1956年4月8日交通大学60周年纪念大会合影，从左至右为唐君钧、陈树人、柳克述、林致平、凌鸿勋、张志礼、侯家源。
柳克述在台湾交通、金融、石油界高层任职多年，繁忙公务之余仍笔耕不辍，他于1953年撰写了《交通政策槪论》，由台湾中国交通建设学会出版；于1954年主编了《中国交通》，由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他还在各种期刊上发表了关于民主宪政、交通政策、石油工业等多篇文章，从他留下的文字中可了解到台湾的发展建设和经济起飞的方方面面。
台湾是太平洋上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立体型岛屿，中央山脉纵贯其间。西部地势较平坦、人烟稠密、经济发达、而东部多山、地广人稀、灾害频仍，因此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据时期，日本人出于统治台湾的需要，曾在花莲太鲁阁地区沿着早年原住民的狩猎道修建步道和公路。国民政府迁台后，在蒋经国的亲自参与和主持下，台湾第一条串联东西部的公路——中横公路于1956年7月开工，至1960年5月通车，后来又修建了北横和南横公路。柳克述曾撰写多篇关于横贯公路的文章，1956年初中横公路开工前夕，他在《交通建设》上发表长文《台湾横贯公路的兴建与展望》，就1945年以来对于修建横贯公路重新勘测规划的过程，沿途的资源调查，各种筑路方案的比较，经费的概算与拨发，国军退役官兵的安置与筑路工程的关系，以及这一公路系统对于台湾交通、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重要意义作了全面详细的阐述。
在该文结尾处，柳克述这样写道："关于经济建设事业，一旦发轫，其效果决非单独的、孤立的，而常可触发其他相关事业，交通为经济之先驱，其作用犹属如此。当此横贯公路兴建工作已有良好开始之际，吾人对于今后台湾东西部交通之畅通，暨沿线资源之开发，顺利完成其划时代的历史使命，实寄以无限光明的希望。" 图为中横公路上太鲁阁幽峡附近的隧道， 2018年三月笔者摄于台湾。
1962年交通银行董事长病故，柳克述应时任台湾行政院院长陈辞修约谈，接任董事长一职。交通银行始建于光绪34年 (1908)，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及中国早期的发钞行，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并于1960年复业。1982年柳克述撰写了《往事如昨二十年——交通银行感旧二三事》一文，刊于台湾《财政部史实纪要》(第二册，1992)，选载如下："余于 (民国) 51年6月到职，正值交银复业未久，承既有之前规，策今后之发展，当即遵照当时政府经济政策，及配合正在连续施行之4年经济建设计划，确定业务重点6项，期与全行同人共同努力。"
他在文中还写道："自 (民国) 49年初交银复业，至(民国)58年底10年之间，存款增加4.48倍；放款增加8.91倍；保证增加8.93倍；委托代放款增加2.21倍；盈余增加3.35倍。" "中国、交通两行，为我国开办最早，声誉素着之国家银行。数年以前，中行为适应国际之变局，改采民营方式，更名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而交行则仍旧屹立，未有变动。且自 (民国) 68年1月，政府为加重交行之任务，特修正公布交通银行条例，确定为特许发展全国工、矿、交通及其他公用事业之开发银行，并将资本总额增定为新台币100亿元。"
1971年柳克述转任台湾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1976年退休，他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46年6月1日，为了发展中国在抗战期间惨淡经营的石油事业，以及接收战后日本人留置的石油设备，中油公司在上海成立，于1949年10月迁台。在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石油工业起了重要作用，1949-1975年间中油公司的资本额增长了100多倍，对全台湾能源需求的供应达到80%。柳克述在1975年退休前，发表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过去现在与前途》一文，纪念中油公司成立29周年。
柳克述在担任政府公职期间，克己奉公、两袖清风。因其薪俸微薄不足以养家，曾一度靠出售私人藏书补贴家用，并发出"卖到琴书事可知"的感叹。柳克述发妻周碧文原籍江苏省无锡，出身梁溪周氏望族，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北伐成功后周碧文亦投身国民革命，在黄埔军校与柳克述相识相知，1930年共结连理。在长达55年的婚姻生活中，二人同甘共苦、琴瑟相合、伉俪情深。特别是在多年辗转播迁、颠沛流离的战乱年代，周碧文一人担当照顾全家弱小、教育儿女的重责，坚忍弘毅，安贫乐道，使得柳克述免除内顾之忧，全力为国效命。
1984年周碧文因病去世，柳克述撰写了《纪念余妻碧文的战时艰苦》一文寄托哀思，他在文中写道："综余妻一生，无论平时战时，迄能保持勤俭家风，生活一仍朴素，虽家无余财，亦从无怨尤，...... 总期不负公职人员清白之风，以及克尽为人父母教养之责而已。...... 余与余妻结褵五十五年，离乱生涯，一身忧患，自省此生所得于余妻之助益者至多，而所能使其安享者绝尠。" 三年后柳克述也追随爱妻而去，享年83岁。上图是90多年前柳克述写下《弱冠放歌》时的唐山交大西楼，在1976年的世纪大地震中夷为平地；下图是台湾新竹交大校园内的"饮水思源"碑。谨以柳克述为亡妻撰写的挽联结束本文："...... 梁溪烟景，淞沪鼓声，往事每萦怀，遣恨青春成独忆；...... 城郭依稀，河山掩映，故园时在目，如何白首不同归。" (本文图片除特别申明外均来自网络)
【注】本文被《唐院春秋》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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