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蓓卡 来源 | 人物
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比赛中，14岁的全红婵横空出世，用3个满分动作和消失的水花点燃了整个社交网络。
在沸腾的赞美声中，曾经的「跳水女皇」高敏第一个发出了预警——她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这个女孩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关口，她将面对的，很有可能是「走钢丝一样」的生活。
循着高敏的预警，我们去了全红婵的家乡，见到了她的家人，拜访了她的历任教练，还采访了跟踪报道跳水多年的记者，我们试图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
一个被称为「天才」的跳水运动员在14岁时便登上了职业的最高峰，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她将在未来遇到什么问题？巨大的赞美声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她的成就，以及，面对未来诸多的变数，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她？
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它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酷，也比我们想象的温暖动人。
赌对了
要不要换掉全红婵，让拿过多个世界级比赛冠军的张家齐上？
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比赛开始之前，有太多人找到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问了她这个问题。
大家的理由很简单，全红婵太「新」了——一年前，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时，整个跳水界根本没人知道全红婵是谁。2020年10月开始的国内奥运选拔赛，全红婵第一次亮相国内大型比赛，3站选拔赛后，积分名列第一。在拿到女子10米跳台的奥运参赛资格时，全红婵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比赛，即便是全国的比赛，也没参加过几场。
大赛经验不足，这很容易出问题——对于这一点，最直接的佐证是，去东京之前，国家队组织了四次队内测验，为了让运动员提前感受大赛氛围，测验的开赛时间与东京的比赛时间保持一致，裁判员统一着装，一切规则、流程都以奥运会为标准。但在这几次比赛中，全红婵的表现都不好，其中一次，总分比自己的最好成绩，少了将近60分。
那段时间，全红婵的心理状态也很差，常常焦虑到头痛，晚上躺在床上也很难入睡，好不容易快睡着了，又会忽然醒来，第二天训练时克制不住地犯困，肘关节也受了伤，状态几乎跌到了谷底。
央视体育记者张朝阳见到过那个时期的全红婵。当时是6月中旬，张朝阳到国家跳水队拍摄出征奥运的纪录片。面对张朝阳的镜头，刚刚参加完队内测验的全红婵显得很沮丧，一直在叹气，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烦，不知道在烦什么，就是好烦，一点心情都没有」；
「训练的时候，困」；
「紧张，比参加奥运会选拔赛时紧张多了」。
也正是在那次拍摄中，全红婵提到了自己从没去过游乐园，也没去过动物园，奥运会结束后，她最大的愿望是去游乐园抓娃娃。听到这些，张朝阳的心揪了一下，「觉得她特别无助。」
眼看着奥运会越来越近，全红婵的状态依旧不稳定。一次，在跟周继红聊天时，张朝阳也问了同一个问题：要不要换掉全红婵？「她现在一定是一个有很大隐患的年轻选手。」至于具体的隐患是什么？很简单，一个是第一次出国比赛，还是奥运会，全红婵能不能适应？另一个则是，裁判们完全不认识全红婵，她不可能得到任何印象分，如果发挥稍有欠缺，会在打分上非常不利。
何威仪是全红婵的主管教练，他也承认，比起陈芋汐和张家齐，全红婵的确要稚嫩一些。奥运选拔赛中，全红婵的积分排名第一，陈芋汐第二，张家齐第三，她们三个都有奥运夺金的能力，但如果论稳定程度，「张家齐的确比全红婵更稳一些。」何威仪说。
「奥运会之前，我觉得相信全红婵能拿冠军的估计只有周领队一个人。」张朝阳说，但在他看来，这种相信更像一场赌注。
作为整个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全红婵在无数怀疑声中去了东京。在东京的前几天训练，她的状态依旧不好，面对难度动作207C，她一直找不到感觉。
207C是所有女子跳台运动员共同的难题，它要求运动员在起跳后，抱膝向后翻转三周半，再展开，入水，一系列动作的完成时间不足两秒，要求运动员有极强的力量和控制身体的能力。在具体的比赛中，207C的成败，往往决定着一整套动作的成败。
去比赛场地适应训练的前一天，在做207C时，站在10米跳台上，全红婵甚至哭了。后来的采访中，记者问她怎么哭了，是害怕还是头疼，在镜头面前，全红婵用胳膊挡着脸说，「头疼。」教练在旁边替她回答，「她是既害怕又头疼。」她才承认，「怕一点点吧。」
根据规则，奥运会正式比赛开始前，各国代表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更换参赛名单，这时，又有人找到周继红，问她，要不要换全红婵？周继红从头至尾没有丝毫动摇，坚持派全红婵上场。
2021年8月4日，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预赛开始。又是207C，全红婵出现了重大失误，得分47.85，只有她最好成绩的一半。半决赛时，还是207C，全红婵依旧完成得不理想。
但在广州通过直播看比赛的何威仪却感觉到，半决赛的全红婵慢慢进入了状态，「身体明显紧了。」作为全红婵的主管教练，几乎没有人比何威仪更了解全红婵。
之后发生的故事，所有人都已经知道——决赛中的5个动作，全红婵拿了3个满分，全部动作的满分477分，她拿了466.2分，创造了女子10米跳台的历史最高分。
关于决赛当天的全红婵，张朝阳的描述是这样的，「她人小，动作轻，脚下跟装了弹簧一样就起来了，现场冲击力特别强。」至于这个冲击力有多强，张朝阳说了两点，一个是全红婵跳完，观众席上不光是中国队的队员，包括那些国外选手也很激动，「拼命地鼓掌。」另一个是，「裁判疯狂地甩10分。」
「她（全红婵）真的就是为这个大赛而生的。」张朝阳感叹道，「周领队赌对了。」
实力，还是运气
全红婵夺冠一周后，在广东省跳水队的陆上训练馆，我见到了她的教练何威仪。与全红婵突破质疑、一鸣惊人不同，何威仪在这段时间的经历，却是颇有意味的另一番景象——
他是全红婵在广东省队的主管教练，全红婵入选国家队时，距离奥运会只有不到10个月，实在来不及配新的教练进行磨合，何威仪便被临时借调到国家队，陪着全红婵在北京训练。但东京奥运会有严格的人数限制，何威仪并不是国家队的教练，因此，在全红婵去东京之前，他回到了广州，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全红婵的所有比赛。
我们谈起全红婵在奥运会决赛中的惊人发挥，何威仪的言语中透露着一种「孩子争气」的骄傲，但也始终保持着一种专业的冷静，在他看来，全红婵的表现，既是能力的体现，也有运气的加持，「她以前有这种水平，但把它调动出来比较难，那一秒钟，她调动出来了。」
关于全红婵的能力，目前最广为人知的事例是——2014年，湛江市体校跳水教练陈华明去选苗子，在一所村小，他发现一个女孩子立定跳远特别厉害，一米二的身高能跳出一米七六的成绩，那个女孩，就是全红婵，那一年，她只有7岁。
何威仪第一次知道全红婵，是通过一段视频。那段视频中，全红婵正在陆上训练馆做弹跳训练和空中的展开，当时，何威仪觉得她底子还不错，直到第一次见到真人，他才感受到全红婵的天赋。
这种天赋主要体现在下肢的爆发力上，这是跳水运动的基础——跳水是瞬间的艺术，起跳的高度越高，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在空中完成翻转、展开等一系列动作。全红婵的起跳不仅高，而且干脆，是「噌」的一下。在跳水运动员常做的一项举腿练习中，一组十次，同龄的男生，快的能做到13秒完成一组，而全红婵做一组只要12秒多。说到这里，何威仪指着训练场中一位身高超过一米七，上身很结实的男生跟我说，「全红婵的能量像这个男孩子。」
郑观志是我国的第一批跳水运动员、电影《女跳水队员》的故事原型，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跳水教练。在郑观志看来，全红婵不仅仅是下肢力量强，上肢力量也非常了得。
对于10米跳台的运动员，上肢力量直接决定着入水效果——从10米高的台子上跳下来，重力加速度制造了巨大的冲击力，如果上肢力量不够，入水的那一刻，双手就会被水冲开，影响入水效果。郑观志说，「以前我上肢力量就很差，下了水以后，双手就给水冲开，冲开还不打紧，还要把那个手还往回打，打到自己头上，头好像裂了一样。」但全红婵不一样，她可以在入水很深之后才松手，入水姿态始终保持得很好。
除了出众的力量，何威仪还感叹于全红婵对于自己身体的那种超强感知力。每次做完动作，他一说，全红婵就知道自己哪里出了偏差，以及如何去改。「（她的）身体语言，我们遇到这么好的很难的。」
奥运会比赛后，全红婵和队友一起去录节目，其中的一个环节是跟着决赛录像点评自己的动作。对于自己在决赛中每一个动作的优缺点，全红婵都表现得清醒又自信，第二跳，她说，「这一跳我很有把握……你看我的腿并得多紧。」得了满分的第五跳，她和何威仪的感受一致，「这一跳还是有点顶。」
这是一种天生的敏锐性，全红婵因此学什么都很快，「人家一年学的东西，她半年就能够学会。」何威仪说，在省队的队内测验中，全红婵总是第一，而她的对手里，有人已经是全运会的冠军。
还有性格。
全红婵性格很冲，外向，胆子大，心也大。启蒙教练陈华明说，全红婵是会和男孩子打架的那种，「站在跳台上，就是敢往下跳。」何威仪回忆说，全红婵有点自来熟，小队员们刚进省队，多少都会感到陌生，有点局促，但全红婵不是，她刚来没几天，就能张罗着大家一起打扑克。
后来进了国家队，全红婵依旧放得开，第一次队内测验就拿了第一，这让她更愿意表现自己了，也更自信了，没过多久，国家队的队友们都开始叫她「红姐」。
对于这一点，张朝阳的印象也很深，他去国家队给队员们拍照，加了全红婵的微信，不一会儿，全红婵就很自然地来找他要照片。还有一次，张朝阳拿了一件衣服找跳水队的所有冠军签名，遇到全红婵时，衣服上的名字已经签满，最后，在一众「世界冠军」的签名中，全红婵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中间。
在张朝阳看来，这也是一种天赋——心大，不怵，豁得出去，「预赛第二就第二吧，我下次好好跳」。采访中，张朝阳不止一次地感叹，「她真的就是为大赛而生的。」
在国家队训练的何威仪和全红婵
但奥运冠军有时也是一门玄学，实力很重要，运气也很重要——在成为奥运冠军之前，全红婵连续两次踩准了那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间点。
第一次是2017年底，广东省跳水队在深圳组织了一场集训，各市都会挑选优秀的跳水苗子送过去，表现优秀的，就有机会入选省队。全红婵也去了，但却落选了。何威仪也参加了那次集训，他说，当时自己对全红婵毫无印象。
没能进入省队，全红婵在体校的主管教练郭艺有点不甘心，他和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练陈华明一起，给全红婵拍了一段视频，重点展现了她在弹跳时的爆发力和动作的轻盈。他们把这段视频送去省队，交给了省跳水队副主任，而这位副主任，恰好是陈华明曾经的学生。
那就是何威仪第一次看到全红婵时的那段视频，几年后回想起这段往事，何威仪说，「如果没有省队和地方队这种友好的联系，她是来不了省队的。」
如今站在结果处回望，那一次，如果全红婵没有进入省队，她将无法赶上2020年10月的奥运选拔赛，也将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东京的赛场上。
运气再一次降临是2020年3月，国际奥委会宣布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国家队原来的选拔赛成绩不得不全部作废，需要重新选拔，而一年后，全红婵将年满14岁，恰好摸到了奥运会跳水比赛的最低年龄门槛。
对于这突然增加的一年，已经获得机会的人，和想要获得机会的人，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在国家跳水队，29岁的女子3米跳板运动员施廷懋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当时，看着训练馆里倒计时的数字从127变成了485，她站在训练馆门口，感觉「绷不住了」，一步也不想迈进去。
而在广东省跳水队，何威仪却看到了机会，他开始敦促全红婵加速练习，「别人练5个她练10个，别人练100个，她练200个。」在新一轮奥运选拔赛开始前的半个月，全红婵才刚刚把所有动作学齐。
「她的运气太好了。」何威仪感慨道。在中国，能进入国家队的跳水运动员，天赋和能力都不差，只是，奥运会4年一届，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什么都可能发生——这次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跳水运动员里，谢思埸也曾是何威仪的学生，他因为伤病错过了里约奥运会，从进入国家队到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谢思埸用了9年。而这次在女子3米跳板双人项目中拿到金牌的王涵，17岁进入国家队，30岁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这中间，因为种种原因，她等了整整13年。
还有更多的运动员，直至退役，也没有等到这个机会——而从进入省队接受专业训练到成为奥运冠军，全红婵只用了3年。
奥运夺冠后的，陈芋汐拥抱了全红婵，外国教练也专程过来握手
一年
在这次采访中，多位采访对象都频繁地提起一个词——一年。
郭艺，全红婵在湛江体校的主管教练，谈起自己当年想尽办法也要把全红婵送去省队时，他反复强调，「一年可能发生的变数太多了。」
在郭艺看来，2017年，全红婵10岁，已经在体校接受了近3年的基础训练，正是去省队进行专业训练的最好时机，「不能再放她一年，她当时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郭艺的不放弃，让全红婵在状态最好的时候接受到了最合适的训练。但如果在状态最好的时候被放一年，会发生什么？
奥运会延期的消息刚公布不久，央视就去跳水队拍了一个短片，记录这一变动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
当时，在接受采访时，领队周继红特别提到了女子10米跳台——这个项目对运动员的身高体重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在跳水的所有项目中，这是人员迭代最频繁，也是最残酷的一项。
当时，奥运选拔赛已经进行了3场，每场比赛的第一名都是陈芋汐，第二名是当时只有14岁的卢为。如果奥运没有延期，女子10米跳台单人比赛的参赛资格，大概率会属于她们。
但新的选拔赛开始后，全红婵出现了，并很快进入了国家队，不久后，卢为就离开国家队，回省队训练备战全运会了。
而陈芋汐在奥运延期这一年的经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等待一年，对于一位女子跳台运动员意味着什么。
最初，陈芋汐的经历和全红婵非常相似——2018年，陈芋汐13岁，刚刚学会一整套动作，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就惊艳全场，一下拿了两个冠军，随后进入国家队。2019年的世锦赛，也是陈芋汐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她顺利夺冠，成绩比第二名高出了61分——从进入国家队到成为世界冠军，陈芋汐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
两年后，再次回忆起陈芋汐当时在世锦赛上的表现，张朝阳说，「她的水花效果跟现在的全红婵很像。很惊艳。」在他看来，那个时期是陈芋汐的状态巅峰，「是她最好的时候。」而那时的陈芋汐和现在的全红婵一样，也只有14岁——如果奥运会不延期，陈芋汐很可能会带着这种状态去东京参加奥运会，并最有可能拿到单人比赛的金牌。
但奥运会延期这一年，陈芋汐进入了生长发育期——一年的时间里，她长高了10公分，这是一个让教练感到「恐怖」的数字。
身高的变化，意味着陈芋汐的很多动作都需要重新调整。而长身高的同时，也会长体重，「男孩子发育长肌肉，女孩子发育长脂肪，你很难控制她的体重。」作为我国最早的一批跳水教练，郑观志太熟悉女运动员发育时面临的困境了——原来可以轻松完成的动作，在身体发育后会变得非常吃力，动作质量会变得极不稳定，常常出现跳不动、翻不动的状况。
何威仪说，「历来女子跳台换人是换得最快的。」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的女子10米台冠军任茜，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选拔赛和训练中，因为身体发育，已经完全不是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对手。去东京之前，张朝阳看到过任茜和全红婵一起练习，「每天练得不比全红婵少。但是她入水，动作就会很吃力。」
全红婵夺冠后，为了让大众更理性地看待她的成功，作为过来人的高敏专门写了一条微博来讲述跳水运动员的「发育之苦」——「在生长发育和技术力量交替的过程中，对小姑娘就像走钢丝一样。」
发育期的种种不稳定，还会增加运动员的受伤风险。
有太多运动员在这个阶段出现伤病了。陈芋汐就遭遇了腰伤，而她的双人比赛搭档张家齐则在发育期中遭遇了肩伤——张家齐比陈芋汐大一岁，更早经历了发育期，那段时间，张家齐几乎没有在大型比赛中拿到过好的名次。
今年6月，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两个月时，陈芋汐的腰伤再次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两个月后，经历了这一切的陈芋汐终于站在了奥运会的跳台上，而此时的她，动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稳定、轻盈。
有人在这时翻出了奥运刚延期时央视拍的那条短片，片子里，陈芋汐也接受了采访，谈起这突然多出来的一年，当时还不到15岁的她说，这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可能有小的会上来」。这时，画面上飘过了一行行来自一年多之后的弹幕，「是的，全红婵来了」。
作为跟踪报道跳水队多年的专项记者，张朝阳见过太多这样的残酷了——2005年在世锦赛和全运会中夺冠的袁培琳，因为和高敏长得像，当时被称为「小高敏」。但她的巅峰期出现时，距离奥运会还有3年，漫长的3年时间里，她没能扛过发育关，等到奥运会真的来了，她也彻底失去了机会。
令张朝阳印象最深的是男子跳台运动员赵巍，他10岁就进入国家队，当时被称为田亮的接班人。2005年，16岁的赵巍原本计划参加世锦赛——那是他最好的年纪，但比赛前，他的左眼眼角膜突然出现裂缝，错失了成为世界冠军的机会。之后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病情好转了，但他发育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合跳水这项运动。
2012年的一天，张朝阳和23岁的赵巍一起吃了顿饭，席间，赵巍一直在哭，他始终难以释怀，觉得命运对他特别不公平。
回忆起这些往事，张朝阳不得不再一次感叹全红婵的幸运，他说，这不是简单的运气，而是一种极致的运气，「所有的运气都踩到了峰值上面，不但是踩准了点，而是全都踩在了峰值上。」
自律与天才
走钢丝一样的发育期，这也是14岁的全红婵即将要面对的，甚至说，她几乎已经开始面对了——进入国家队的8个月中，她的身高长了5公分，体重也有所增加，这也是奥运会前她状态低迷的原因。
关于要如何度过自己的发育期，何威仪说，只有一个方法——熬。具体要怎么熬过去，他举了陈若琳的例子。
女子10米跳台上，极少出现能够蝉联奥运冠军的运动员，陈若琳是极少数能够打破这个魔咒的人——这个曾经也被称作「天才」的女孩，一共参加了3届奥运会，拿到了5块金牌，帮她做到这一点的，除了天生的纤瘦身形，还有高度的自律。
在当年的采访中，陈若琳说，在身体发育的那一年，为了控制体重，她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晚上的时候，他们去吃饭，我就回房间看电视，饿得不行了就睡觉。」忍受饥饿的同时，陈若琳还始终坚持着高强度的训练。
同样自律的还有高敏。在控制体重最严格的那段时间，每天早餐，她只敢喝半碗牛奶，中午再吃两个水果，水都不敢多喝，还要穿着橡胶做的出汗服进行力量训练。
作为教练，何威仪认为，全红婵天生的力量感完全有能力帮她度过发育期，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她需要足够的自律，用非常严苛的标准控制体重。
全红婵爱吃，无论是体校时期的教练郭艺，还是何威仪，都提到了这一点。郭艺说，他最担心全红婵的体重，因为她太爱吃零食，饭也吃得多，好在之前条件有限，每次打电话他也会提醒全红婵，不能吃太多零食，但现在不一样了，全红婵是奥运冠军了，身边的人和声音会越来越多，郭艺很担心大家会宠着她纵着她，「运动员不能放纵，一放纵就回不去了。」
这也是何威仪担心的。他说，全红婵最爱吃肉，每天吃饭都是「好好吃哦，你们为什么不吃呢」。他跟着全红婵在国家队训练时，每顿饭都是自助，别人20分钟就吃完了，全红婵要吃40分钟，「40分钟，你说吃多少？」吃完还要拿一些水果饼干回宿舍吃。还有一次，刚刚称完体重，全红婵转身就喝了碳酸饮料。
但那时，她的身体还没有开始发育，这些热量都可以通过高强度的训练消耗掉，因此，何威仪也很少干涉她，但如果在发育期，这将是非常大的麻烦。
在何威仪看来，自律也是一种能力，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做到的，真正的自律，不仅关乎运动员的好胜心、对自己的要求，也与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有关。
「你要学会体重管理，学会均衡饮食，学会保护自己，她现在遇到情况很单一，身体靠能力，和教练沟通靠默契，但以后面对发育、伤病，就要学会支配，学会保护，学会调整自己的节奏，以及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知力，这些都需要知识。」
在自传《追梦》中，高敏曾记录了自己是如何学习的——每次比赛后，她都会写日记，复盘自己的比赛哪里出了问题。有一段时间状态不佳，她就会反思自己当时是比赛太多了，每次都是冲刺，几场下来用完了所有的能量，这时就必须要停下来补充。职业生涯的后期，她会给自己制定训练计划，去寻找竞技状态的规律。
关于学习对于运动员的重要性，坚持派全红婵参加奥运会的周继红，几乎是最好的范例。
在中国体育界，周继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她成为中国的第一位跳水奥运冠军。成为教练后，她以铁腕治军著称，曾经因开除田亮而备受争议。这个世纪初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国际比赛中，中国跳水运动员常常会遭遇裁判的刻意压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继红选择去学习，一个人跑去美国内华达大学苦修英语。去美国之前接受采访，她说，学习就是为了在国际赛场上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放弃我的发言权就等于放弃中国跳水的话语权。」
2009年罗马世锦赛上，中国男子3米板选手张新华遭遇了个别国家裁判的压分，不服气的周继红当即就跑去裁判席，拍桌子质问。此后，她愈发地重视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
为了让文化底子薄弱的运动员在大学里能跟得上，周继红多次去中国人民大学沟通，最终，中国人民大学同意为跳水运动员单独设班，学制定为6到7年，运动员入校后，前两年会先完成高中基础课程知识的补习，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专业。
吴敏霞曾晒出过跳水国家队的课程表，每周一、三的上午和周四晚上，都会安排文化课，每周也都会有英语课。周继红甚至会自费给运动员报培训班，督促他们学习。也正是凭借良好的文化基础和语言水平，郭晶晶、吴敏霞、陈若琳都先后通过了国际泳联的裁判培训考试。
今年6月5日，周继红成为国际泳联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主席，一个多月后，郭晶晶和陈若琳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中，担任裁判监督——中国运动员被恶意压分的过往，一去不复返。
但全红婵不爱学习，更喜欢玩——在之前的采访中，14岁的她不止一次地这样介绍自己，这被大众看做是她单纯可爱的表现，但在何威仪眼中，这也是全红婵最大的劣势，「我最担心她的文化课。」
说到这里，何威仪的语气变得严肃，「我觉得急需要在报道中让她加强文化课的学习，更升华她立体的成长。」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她文化跟上以后更不得了。」
何威仪也曾是一位跳水运动员，1988年退役后开始担任教练。曾经的运动员经历和33年的跳水执教经验，让他明白，以全红婵的天赋，她完全有能力像陈若琳一样，参加两到三届奥运会，但想要真的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天赋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也谈到了对于「天才」的定义。何威仪说，他并不认同大众给予全红婵的「天才」称号，「网上的人把她捧得太高了」，在他看来，只有在苦练中熬过发育和伤病，熬过生理的、心理的、技术的、战术的、体能的困难，才可以被称作「天才」——这也是他对全红婵的期待。
就在我们对话期间，广东省跳水队主任走了过来，她告诉何威仪，国家队的医生刚刚发来消息——在回国隔离期间，全红婵胖了起码三斤，「脸都圆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何威仪讲话的情绪明显落了下来，他停顿了几秒，然后说，「隔离一周我们头都大……今天晚上打个电话，让她注意。」
在东京奥运会担任裁判监督的郭晶晶和陈若琳
最辉煌的日子，最黯淡的生活
广东是跳水大省，出过很多奥运冠军，他们的照片被贴在广东省跳水队陆上训练馆的墙上。何威仪指着这些照片说，「只有奥运会冠军才承认你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成就，这里只挂奥运会冠军的照片，世界冠军都没资格挂在这里。」
不久后，全红婵的照片也会挂在这里。「太快了，」何威仪感慨道，「她自己还懵懵懂懂，奥运会冠军意味着什么，她真的不理解。」
奥运冠军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一个出现在全红婵的家乡。
在湛江，除了全红婵当初所在的湛江体校，还有一所赤坎区跳水学校，原本，两所学校的条件都很艰苦，都没有室内跳水馆，但赤坎区跳水学校相继出了劳丽诗和何冲两位奥运冠军，政府随即拨款修了室内的跳水馆，把陆上训练馆也翻新了一下。而在湛江体校，直到今天，孩子们还在露天的跳水池里训练。
全红婵夺冠后，湛江体校也迎来了好消息，一次采访中，校长信心满满地说，「两年后你们再来，这里会大变样。」
而在体校大变样之前，全红婵的家，已经从门庭冷落变成了打卡圣地。
过去，在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迈合村，全红婵一家在并不起眼，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当年，体校教练来选材，挑中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家境不错，自己也不想去，家长就放弃了。全红婵之所以会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书念还不用花钱——体校吃住全包，学习生活都不要钱。2019年和2020年，全红婵的妹妹和弟弟也以同样的理由被送去湛江市体校学跳水，据体校的教练介绍，全家的三姐弟中，全红婵的天赋是最高的。
如今，奥运冠军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境遇。
夺冠那天，村里所有人都聚集在祠堂看直播，村民们自发凑了三万多块钱，买了口罩和红旗，制作了横幅，还提前准备了舞狮队。当时，村民们准备了两条横幅，一条金牌的，一条银牌的。比赛一结束，他们就把获得金牌的那条挂在了祠堂门口的树上。那天，「放炮就放了两万多」，一位村民说。后来，全红婵家院子里的水泥地，也被镇政府重新翻修了一遍。
那几天的麻章镇，随处可见庆祝全红婵夺冠的横幅、海报，全红婵的家门口有，村口有，小学校园里有，体校跳水旁的墙上也有。为了感谢村民自发的庆祝，全红婵的爸爸在镇上的酒楼请村里人吃了一顿，摆了近二十桌——这笔钱是他借的。
之后的几天，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这个家庭的控制——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跑来了，围在全红婵家门口拍照打卡，甚至直播。还有各种送东西的，送辣条的、送钱的、送房子的。为了躲避人群，在陌生人面前，全红婵的哥哥根本不敢承认自己就是她哥哥。
夺冠后的第三天，村委会就在村口搭了一个棚子，以疫情的名义拦下了想要进村打卡的人。当天下午，镇政府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为全红婵的爸爸安排了一个群访，让他一次性地解答记者们的问题。发布会开始前，全爸爸一脸疲倦地走进来，坐下，但从回答第一个问题开始，他又迅速调动出了笑容。
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和追捧，这也是摆在全红婵面前的命题。
张朝阳说，一位游泳奥运冠军的教练曾跟他感叹，「这个时候不飘都不正常了。」他自己也看到很多运动员刚拿到金牌后，各种追捧涌过来，「他们突然间觉得自己可能可以主宰很多东西，就开始拿劲儿了」。也有人在输了之后，突然开始变得谦虚。「奥运金牌像一面镜子，哈哈镜，照妖镜。」
在中国，奥运冠军们经历的大多都是高度浓缩的人生。成为冠军之前，他们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训练、生活，枯燥且单纯。成为冠军后，关注和追捧扑面而来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
在自传中，高敏也记录了自己第一次拿到奥运冠军后的经历——各种接见活动，到哪里都有人要签名，回家的时候父老乡亲赶来合影，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面对所有人，你都需要保持自己的姿态，不能太累了不想说话，别人会觉得你摆架子，「有什么了不起」。她说，这令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卑，「我不会喝酒，应付不了各种场合，我从小就练跳水，一心只钻跳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成功了要对别人说什么。当荣誉一下向我拥来时，我哑口无言。」
境遇和周遭环境的迅速改变，也会加速运动员自我意识的萌芽，特别是对于年轻的运动员，这一点尤其明显。
无论是去东京之前的训练，还是在东京的跳台上，全红婵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她的专注。郑观志说，看到站在跳台上的全红婵，她感觉这个孩子「懵擦擦」，心无杂念。
在平时训练时，作为全队年龄最小的选手，全红婵的确会显得更专注。何威仪说，「她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
这一点张朝阳也有同感。奥运会之前，每次去国家队训练馆，他都能看到全红婵和何威仪两个人在角落里训练，很安静。一个训练房里，十多个队员，大家会在训练间隙放音乐，听听歌，开开玩笑，但全红婵可以一直很安静，直到训练结束才会去跟别人说话。
专注是她的能力，也是她内心极其单纯的表现——她就像一张白纸，没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教练的教导、安慰，她都能完全吸收，迅速执行。
过去的比赛前，何威仪跟她说，不要想着赢，要想下一个动作怎么做，她就能做到不去想输赢，只想动作，只和自己比。这次奥运会，预赛的207C跳砸了，比赛刚结束，何威仪就给全红婵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要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去想以前好的动作，用力找到那种感觉。很快，全红婵就做出了调整。
但未来，她会有越来越多自己的心思和想法。郭艺说，「下届奥运会，她就17岁了，就会有心事了，主观性就变强了。我们以前的练习像机器人一样，让她每天反复地跳，跳出肌肉反应。但以后，她不可能再像个机器人一样训练了，她会有自己的想法。」
在那些自己的想法中，有一种是几乎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无法逃脱的——输了怎么办？或者，为什么还要继续去赢？
陈若琳就经历过这样的迷茫。奥运冠军让「赢」失去了原本的吸引力，在一次采访中，她坦陈，「好像拿不拿冠军已经无所谓了，就觉得每天好像就在混日子一样，混到该退役的年龄，随便退役就好了。」
高敏也有几乎相同的感受，不再那么渴望胜利，但同时，内心又充斥着对于「输」的巨大恐惧，「我很要强，所以我很怕输，我越要强，我越怕输。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用我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想不开。」她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我在人生中最辉煌的日子里，过着最暗淡的生活。」
何威仪将这种思想博弈视为一种宿命，他说，这是奥运冠军必须要过的一关，「除非你不拿奥运冠军。」
至于全红婵要如何度过这一关，何威仪认为，国家队的体系会给她很好的支撑。
一方面，国家队的管理非常严格，会给运动员很好的约束，另一方面，国家队也有专业的心理指导，教练们也都经验丰富。而除了国家队的支持，何威仪也再一次强调——文化课很重要，学习很重要。
最大的幸运
辗转于迈合村、湛江体校和广东省跳水队的一周多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
一个被称为「天才」的跳水运动员在14岁时便登上了职业的最高峰，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她将在未来遇到什么问题？巨大的赞美声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她的成就，以及，面对未来的诸多变数，我们又该保护如何更好地保护她？
通过与每个人的交谈，我一块一块地拼凑着答案，而随着采访的深入，一个更重要答案也在慢慢出现——全红婵的成功，是极致天赋的成功，也是极致运气的成功，而在她所有的运气中，最大的幸运或许是在离开家学习跳水的7年中，遇到了两位优秀的教练，至于我们该如何看待和保护全红婵——他们在过去给予全红婵的呵护与支撑，堪称最好的答案。
郭艺是全红婵在湛江体校时的主管教练。在见到他之前，湛江当地一位非常资深的体育记者告诉我，他长期在这些基层体校采访，那些孩子那么小就进入封闭的环境进行训练，「如果教练对他坏一点，他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因此，他始终认为，在中国的基层体校，一个孩子想要练出来，遇到一位好的教练至关重要。「他决定了你的比赛，你的出场时机，你的奖金，你的人格健全与否，遇到一个好的教练，也是一种运气，就像中彩票一样。」
他特别提到了郭艺，他说，每次去湛江体校看郭艺带孩子们训练，他都会很感动，「因为他真的很爱他的学生，没有严厉的打骂，全是鼓励，做得不好的也只是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每个细节很耐心地慢慢纠正。「
一天后，在湛江体校的露天跳水池边，我见到了郭艺。他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很瘦。郭艺在池边看着学生们跳水。水池里的水，是蓝绿色的，看不到池底——这还是为了迎接媒体采访，刚刚换过的。跳台的侧面已经变黑，是长期发霉的结果。跳板弹动的声音很响，是那种使用多年后、转轴不再顺滑的吱嘎声。
郭艺的声音很温和，观察很细心，他会注意到某个学生脖子上有伤痕，就问他是不是跟谁打架了。有的小孩跳得好，他会大声鼓励，「这是下一个奥运冠军。」
在成为全红婵的教练之前，郭艺也是一位跳水运动员，还曾在全国性比赛中拿过名次。但在一次重要的比赛前，他突然长了水痘，错失了机会，在等下一年比赛的过程中，腰又骨折了，职业生涯彻底中断。决定退役时，他只有20岁。
也正是这些经历，让他在4年前坚持拍视频送全红婵去省队。郭艺说，自己这样做，除了深知一年对跳水运动员的意义，还有一个考量，如果那次没进去，不仅是等一年的问题，也会给全红婵的信心带来打击——作为教练，他不仅要训练她的能力，也要呵护她的自信。
我们在跳水池旁交谈，不停有学生跑过来，站在郭艺旁边，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对来访者感到新奇，每次一个环节训练完，都要跑到郭艺面前汇报，「教练我跳完了。」郭艺说，「下一个动作跳了吗？」「还没。」「那去跳吧。」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到采访结束，一个又一个学生跑来跑去，郭艺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
把全红婵送去省队后，郭艺也很少有机会能见到她。但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东京奥运会夺冠后，还没来得及跟父母联系，全红婵先给郭艺发了一个自己的表情包，「我拿冠军了。」
没过几天，他们又通了一个视频电话，电话中，全红婵告诉郭艺，有很多人问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自己有点害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答。」这时，20多岁的郭艺，就像一位操心的老父亲，一遍一遍地叮嘱：不要相信网上的那些话，你的预赛和半决赛都有失误，拿冠军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你距离完美还有很远。
这种呵护像一场接力，继任者就是何威仪。在省队，何威仪把自己一半的心思都放在了全红婵身上，剩下一半用来负责另外五个队员，郭艺说，「何教练对全红婵是又当爹又当妈。」
备战奥运会的半年多里，何威仪抛下广州的家，一直在北京陪着全红婵。刚到北京时，何威仪还带着全红婵去了一趟天安门和国子监。他对全红婵说，「我们现在就像古代进京赶考的学生。」
作为教练，何威仪会给全红婵买衣服，对全红婵也有着非常细致的体察。他记得国家队公布奥运名单那天，全红婵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眼睛亮了一下；他也记得在北京，全红婵第一次见到下雪，穿着拖鞋就往楼下跑，「大大咧咧的，还是要提醒她。」还有骑车，全红婵总是骑得又快又猛，这一直令他担心，「很容易受伤的。」
全红婵不是那种情感特别细腻的孩子，但她第一次参加省内比赛，得了一个吉祥物玩偶，立刻拿过来送给了何威仪。
今年6月底，在国家队去东京之前，何威仪也准备回广州。离开前，他亲自给全红婵理了发，全红婵总说头发太长，做动作的时候常常甩到眼睛，要求剪一个寸头。他还给全红婵准备了所有他能想到的东西，分别时，全红婵「眼泪汪汪」。何威仪走后，差不多过了一周，全红婵的情绪才调整过来。
我们谈到外界的追捧会对全红婵造成什么影响时，何威仪露出宠溺的表情，「你以为她傻？上次采访还是想要个小卖部，现在就变成超市了，她心里知道得很呢。」
作为教练，何威仪还有一个特别之处——训练场外，他会像对待孩子一样照顾全红婵，但在训练场上，他会当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给予她足够的尊重和信任。在中国的竞技体育领域，这是极其少见的，大多数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更像是传统的师徒，教练是严肃的、严厉的、权威的，甚至不容质疑的，但何威仪不是，谈及全红婵有时会在训练时偷懒，何威仪的回答非常独特，令人印象深刻——
他说，「偷懒」反而是全红婵「会练」的表现，因为她懂得把握训练的度。他说，自己完全信任全红婵，信任她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力和自信，「我们也不一定对，在判断对错的时候要慎重。其实我也面临选择困难，我的信心不如她，所以我选择相信她。如果我非要让她再跳一个，其实是我信心不足，不是她信心不足。」
所有的奥运冠军，走下领奖台的过程，或许会比走上领奖台更艰难。该面对的关卡，一个都不会少，曾经万人拥戴的日子，也终会归于日常。
全红婵夺冠一周多后，围在她家门口的人群终于散去，家里的横幅也被全爸爸撤了下来——这些日子，他依旧每天都要去地里干活，全红婵的哥哥也准备回到城市继续做厨师，这一次回家，他只请了不到一个月的假。
解除隔离后，全红婵还不能立刻回家，全运会开赛在即，她需要代表广东队参赛。
关于全运会，何威仪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担忧，他说，「运动员连续高水平是最困难的。」更何况全红婵回国后还要隔离，不能进行系统训练，而没有去东京的运动员已经在省队备战了很久。「极大的概率是会跳得不好。」每天看着网上对全红婵的追捧，何威仪最担心的是，如果全运会表现不好，网友的评论会不会呈现出另一个极端。
而另一种心情则有点像家长对于孩子回家的期盼。
何威仪说，全运会结束后，全红婵应该就可以回到湛江，回到广州了，那时，他希望自己能带着她去一趟游乐场，但他也知道，实现这个愿望是有难度的，毕竟，此番回来的全红婵已和一年多前离开时完全不同了，况且，「回来的时间也没几天」。因此，何威仪为这个愿望添加了一个前提，「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