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思想 中华复兴必须克服的瓶颈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中国也必然站在世界经济，以及文化与科技思想发展的前沿。这就意味着西方原有文化思想适合中国国情的已几为所用，不尽适合中国国情的也以中国特色敬而远之，再者世界处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而现有社会思想理论框架是以人类工业化物质生产为基础，这些社会思想理论具有强烈的工业化与资本积累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不论是赞成还是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相关政治体制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理论偏见与色彩。人类社会正走向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未必仍然还具有思想引领作用，至少在面对现实社会的困境已说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对社会问题分析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细化与拆解，追求事物的本质与根源，提出新的理论思考，使思想理论成为活理论，而不是死教条。站在发展的前沿决定中国不再仅是模仿与追随者，而将成为可能的开拓者之一。这就意味着西方文化思想所具有的台阶与舞台的基础，以及引导作用在某些方面将随之消失，或不在具台阶与根本的指导的作用，就如同所谓的后发优势亦不复存在，东西方都同样面对新的环境与前沿，不再有现成或成熟的技术与理论包括社会人文思想理论可以借鉴。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累现佳绩，却频频遭受西方媒体与政客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帜，肆意抹黑攻击。相对于经济增长乏力的西方社会，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无疑挑动西方沙文主义脆弱的神经，然而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围殴背后其实就是国家利益与文化的冲突，面对西方舆论攻击中国回手乏力，这都说明无论东西方在思想上都停留在冷战时期，攻击者与回应者都以旧思维或原有意识形态思想面对全球化的新世纪。新世纪需要新思想，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新思想的引导，这不仅是科学技术众多学科，也包括社会文化理论的发展。发展需要新思想，中国需要新思想，全球化需要新思想。新思想是未来发展的瓶颈与灯塔，掌握正确的新思想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引领者。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古老文化，然而新思想贫乏的大中国，是否随经济与社会发展就必然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恐怕未必，新思想的产生需要社会的文化底蕴与氛围，中国历史与文化表明新思想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短板。思想是文明的根基，社会文明的依附，没有新思想无以建立新文化新文明。日本社会或许是一个例证，曾经经济迅猛发展的日本，经济力量让人惊异，最后证明其仅是常青藤而没有长成大树，而大树就是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引领者支撑者，日本最终依然是西方社会文化思想的依附者，而不是新潮流的引领者，这也许与其国家体量有关，也与本身社会文化思想有关，与其社会所处时代也有关系。法国与德国经济体量都不如日本，却通过联合成为欧盟领袖而影响世界，这就是文化与思想的引领，这如果不是全球化的开端，也应该是全球化进程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对欧洲社会文化与思想同样是新里程的标杆。反观同样是做为西方与欧洲大国的英国，从加入欧盟，在欧盟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直至退出欧盟，处处以自身国家利益为优先，思想模式仍然停留在二十世纪中上叶，对欧盟的伤害远多于助益，罪责将被时代淘汰成为三流国家。
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缺乏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本质的追问或哲学思考，成为社会思想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这有社会文化的习性传承，也有社会思想自我禁锢的因素。历史文化上中国社会对社会历史与事件多有详细记载，然而对历史与社会的研究都注重于相关人物对社会与事件的过程与影响，或注重于现象忽略背后的本质因素。中华传统文化深受道教浸淫，注重于表像关联，追求术或技巧的运用，而忽略事物本质，这是文化的思想根源。而传统的人治社会，社会思想文化活动受威权禁锢，也必然影响对历史与社会的研究，更不会追究所谓社会历史事件背后的本质原因。缺乏对社会历史事件的本质追究，也就无所谓从历史吸取经验与教训，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颠覆的根源所在。中国的历史就是对历史的记载与陈述，缺乏思想的批判，也就不会有历史的总结与进步。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社会思想也局促于意识形态的框框，不断地解放思想就是为了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首先是思想的复兴，经济的发展不过是文化复兴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的必要铺垫。没有思想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思想不仅是社会新文化与文明的灯塔，也是新文化的基础，文化复兴离不开新思想，旧文化思想无法承载引领新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文化的复兴，首先必须突破社会思想的瓶颈。
要突破思想瓶颈就要突破传统文化思想的窠臼，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全面客观理解消化西方哲学思想是突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窠臼的最根本方法。西方人文思想引领人类走向近代化与现代化，中国就是沿着西方近代人为思想的道路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思想也必然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想源泉之一，即要借鉴西方文化思想，又不能让思想理论特别是西方思想理论概念遮蔽或阻碍中国社会新思想的萌芽，思想理论仅是工具，可能的真理，不是上帝，更不是不可逾越的戒律。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长于表象观察归纳，重于技巧与术的运用，灵活而不拘于陈腐，偏于实用而忽略本质，缺乏形成系统理论的文化传统与自觉。不形成系统的理论，也就不会建立新的社会思想批判平台，社会思想的进步就是不断的思想理论平台的建立与批判拆解，在新思想的创建与批判，以及不断拆解中进步。
揭示事物本质的理论系统与中国传统文化术的运用也并非截然分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理论上是基于社会现实分析的手段谋略理论的运用，也即是术的运用，社会工具性，技术性的阐述与理论，而不是社会哲学本质性的阐述，这也许是受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遮蔽或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规避。注重运用，忽略社会本质，本质涉及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这是原教旨主义不能接受的，这也是对不争论最佳的注解。然而改革开放有了正确的结果，就是做了对的事，就必然有其背后契合事物本质的依据，最根本的不论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都是以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革命时期敌强我弱，生存是最大利益，生存就是到农村去，到适合革命力量生存的地方去，经济建设时期就是发展，就是打破意识形态思想框框，给社会大众带来最大最实惠的利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利益，大众利益。利益是生命的本质，是检验社会思想理论的根本，也必然是催生新思想的根本。克服社会的思想瓶颈，不仅要打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框框，也要打破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作为普世价值的思想框框。
思想需要自由的空气。人文新思想的产生并非简单的知识与经验的累积，更非空穴来风，而是社会发展本质的观察与分析，从而得出社会发展的新的思想理论。观察与分析不仅是一个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不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思想激荡，这些思想激荡不受任何思想清规戒律的约束，包括宗教的文化的，以及意识形态清规戒律的约束。思想仅受所研究事物物质现象与物质规律，以及物质本质的约束，物质存在是一切思想意识的根本与基础，离开物质的根本与基础，思想将成为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空想。所以思想唯一的限制就是物质的基础，除去物质基础的限制，思想的任何活动，思考观察分析与激荡或批判都是不受限制的，包括任何精神意识，以及现有意识形态理论的限制，也即是自由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的限制，否则思想必然受到压抑而失去健康生长的空间，犹如将思想装到了框框甚至笼子里，最后使思想失去激发新思想的活力。思想需要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空间，思想生命的源泉就是物质存在与现实社会的坚实大地，除此之外思想的天空是自由的，没有自由的天空思想就会窒息，就不会产生新的思想。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文化思想深受皇权暴力胁迫与文化思想界的自我禁锢，致使社会思想窒息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思想环境是一切新思想产生最根本的基础，没有自由思想就不会有新思想的产生，没有新思想的产生，所谓中国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无本之木，将失去方向，失去依托。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寄托于传统文化，或儒家思想学说是缘木求鱼，痴人说梦，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学说未能引领中国走向工业化，也不可能引领走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中国梦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应该是思想的振兴，思想的振兴犹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崭新的生命，而不受限制的自由思想与思想自由是思想振兴的根本。
11.8 思想的解放与批判是自由思想的根本
禁锢使思想窒息。自由与解放总是相关联的，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思想自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窒息源于受到两个方面的压迫，一个是物质现实或社会现实的，即现实皇权暴力的压迫，一个是传统文化思想的自我禁锢，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思想枷锁。皇权暴力压迫使社会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传统文化思想则形成思想的自我禁锢。以现代社会资讯的流通与社会人文风气，思想的自我禁锢与外在的社会的物质环境压迫相比，思想自我禁锢对自由思想更具杀伤力与危害。这些思想的禁锢就是由于种种文化与历史原因在社会普遍思想意识中形成的所谓正统思想理论，使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依循所谓正确或社会认可的思想意识，任何突破都是离经叛道。思想禁锢在传统中国就是儒家思想，现代社会就是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这些被认为是正统或正确的思想理论为自由思想规定了思想的方向与空间，成为自由思想看不见的笼子，这些思想的笼子将社会思想囚困在脱离社会物质现实的空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使思想失去社会物质现实的滋养，使自由思想一方面失去社会物质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只能在看不见的笼子里转悠，这样的思想是活思想也是死思想，不能产生任何引领社会的文化思想功能，社会也失去方向，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思想的写照。而现代社会的政治正确，以及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也会产生使社会禁言的后果，同样产生扼杀新思想的社会效应。在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学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宣扬普世价值，然而另一方面对自由民主在现实中所遭遇的问题，社会动乱，国家解体，以及民粹却视而不见，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政治正确带来的思想盲点或思想遮蔽。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思想都会产生思想的遮蔽，成为思想的枷锁，必须解开这些枷锁才会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思想需要批判。思想的生命在于批判，而社会现实与物质存在就是思想批判的源泉。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笼子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诸子百家，这些传统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或思想方法与模式，即关于社会与自然的世界观或作为社会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即奠定也限定了中国传统人文的思想方法与模式。道家思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的玄虚，佛学深奥而引向内在心学的空寂，儒学偏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偏狭。这些学说不是过于狭隘，就是偏于玄妙虚幻，不仅都脱离了社会物质现实，使思想失去社会物质与生产的滋养。思想失去社会现实与存在的比较，就失去了思想批判的根本来源，失去批判的思想就失去思想的反思能力与活力，失去批判使不同思想失去相互的激荡与交流，而这往往是新思想萌生与纠错的源泉与动力。更有甚者，皇权暴力外加的社会威权框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其尊卑有序的道德观念不允许对权威的挑战，否则即离经叛道，这样的社会文化习性必然祸延社会文化与思想体系，使社会思想失去思想批判的社会功能，没有思想的批判就没有社会思想的活力，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不存在产生新思想的社会基础，即使有新的思想也难逃社会环境打击，落入枯萎的命运。
在曾经极左意识形态横行的中国，极左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政治正确，尽管这种政治正确或以思想理论为基础，或以最高权威与权力的强势引导，都也同样剥夺了社会文化与思想正常的社会批判功能，思想的禁锢与熏陶，缺乏思想批判的镜子，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不自觉地甘于思想禁锢的笼子。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之时展开关于实践与真理的讨论，就是以社会实践与现实展开对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批判，然而这种讨论也是以权威默许甚至引导为前提。对极左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使人们重新解放思想，使思想打破极左意识形态无形的笼子，就是以社会实践打破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框框。思想的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成功的战役，同样是思想批判的成果，诚然没有思想批判与解放就不会有后继改革开放的成果。传统中国文化不仅在思想上限定了中国人的思想的模式或思维方法，也在社会现实环境规定了思想的框框，而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则限定思想不可触碰的边际与方向，只有自由的思想批判才能打破这些思想框框，而社会现实及社会最大利益是思想批判最有力的武器。
思想的本质就是为人类生存与社会寻求更大更广阔的的利益与空间，自由思想就是拆解所有的思想藩篱，而哲学为思想提供扎实的思想方法，以及以生命本质为基础的思想方向。哲学就是追问事物的本质，所有自然与社会事物的本质，就是对现象本质的追问，也决定了哲学同样是所有社会思想的基础与本质，其余文化现象不过是社会哲学思想或所谓本质的表现。哲学的方法就是拆解，拆解就是简单化，在不断拆解中找寻本质寻找答案。所有的生命进化都是组合，在不断组合中求生存利益，进化，群体，秩序，社会都是不断组合的结果。作为高等生物生命的人类早已跨越盲目原始试错的低级生命阶段，以思想为手段，对现实的不断拆解，寻找答案与本质，以本质认知为根本，不断组合社会进步进化的基础，而自由思想则是这一切健康的土壤。
思想的价值在于其前瞻性，思想对人类有着重要的启发警示及引导作用，思想不一定是对的，更不必是真理，思想的前瞻性将引导社会的具体实践，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之前，批判是检验思想真伪的重要工具。
11.9 意识形态存在对思想的误导
任何社会思想理论都是相应社会环境的思想成果，都可能带有特定社会物质条件的局限，有局限就可能产生误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同样可能存在对思想的误导，执着于意识形态思想的原则与理想而忽略社会客观现实，如哈耶克以对集权及计划的批判来说明其可能带来的危害，然而这种批判应当成为所有管理者政治家，以及立法者应该注意的警示，而不应该成为一切社会集权及计划的禁制令。人类为追求最大利益组成群体，自由与秩序如同分权与集权都是人类群体管理可能的相应状态，自由就是群体中不适合于群体管理的分权的终极表现，而秩序就是一体化的集权规范，仅是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两者表现不同，本质并不矛盾，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现代术语中所谓去中心化与中心化，无论是去中心化还是中心化都是为了达到最大效益也即利益，去中心化有利于体系的灵活性与效率，中心化就意味相应的集权具有统筹协调规划的长处，管理的范畴与着眼点各有不同，不问具体缘由仅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而反对集权及计划，或推崇个体自由，挑战社会秩序，都无疑使意识形态成为妨碍社会有效管理与变革的教条。
同样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政治正确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思想价值为基础的思想禁锢，这是一种由意识形态思想引导走向民粹的必然结果。政治正确的思想基础就是被冠之于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思想。现代文化思想语汇中，自由民主以及普世都是不可抗拒，具有社会强迫性意涵的词汇，有如宗教的上帝与天堂，是信仰的基础根基，不存在任何讨论与批判的空间，否则就是异端。在政治正确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文化与思想对所有与政治正确相关的事物失去社会批判的正常功能，对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思想更是如此，这也使民主最终走向民粹，民粹的社会思想本质就是多数为准则的政治正确。曾几何时，以追求公平平等自由为旗帜的自由民主走向民粹，最终成为禁锢社会思想的霸主。把意识形态理论当成像宗教一样的信仰，不仅使意识形态理论走向极端，无法纠正意识形态理论的缺陷，也会窒息思想，轻则阻碍社会进步，重则误导社会走向灾难，已经有许多事例说明这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曾经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灯塔，也有如警示危险的航标，而不是藩篱或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有如人们踏青与登山，人们不会因为野外有危险生物或悬崖峭壁而禁足，而是对危险做相应防备或在危险处标于警示。
思想是人类独有生命现象，意识形态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思想文化现象，生命需要养分与自由空间，思想与意识形态同样也需要养分与自由空间，失去养分与自由空间生命将走向窒息，思想与意识形态同样如此，而思想与思想批判就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养分与自由空间，社会物质基础或生命自然属性是这一切思想意识活动的基础。离开社会物质基础，一切思想活动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落入空洞的概念游戏。将意识形态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信仰，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使意识形态理论在思想上脱离现实的批判，甚至成为扼杀新思想或思想批判的所谓政治正确的大棒，这都使意识形态走入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