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满 女
一抹斜阳，悠悠地洒在小路上，把路边的树木野草拖出一片长长的影子。我有些闷闷地回望石螺营，那曾留驻我们青春的小村落的确变了。新修的水泥路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蜿蜒着消失在远远的山边；一两栋新建的二层小楼，在低矮陈旧的土砖房里鹤立鸡群；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带回不少新鲜玩意，有游戏机，还有手机。可这些没法让我兴奋，因为每来一次，都发现认识的人越来越少。队上老一辈的慢慢都不在了，就连同龄人竟然也走掉不少。我们下乡来到这里时，那是怎样纯朴鲜活的一群人啊！
对面，有人远远地走过来了，是个女人，步履蹒跚，嘴里还尖声哼着什么小调。走近了，我一看，呀，陈满女！我连忙上前：“陈伯妈，你好呀！你还认识我么？”她抬眼打量着我，我也看她：黑黄的面皮，圆圆扁扁的脸，塌鼻梁，翘翘的小鼻头……相貌几乎没怎么变，就连两条小辫也跟四十多年前梳的一样。只是眼珠有点浑浊了，脸上多了好些皱纹，头发也几乎全白了。“哈，你是小左！”她认出我来，张大嘴笑着，喷出一股浓浓的酒味：“头几年你来过是不？那天我赶闹子去了没在家。”不容我开口，她一把拖住我：“走，去我屋头吃夜饭！哎呀，我差一点又见不到你，去粗石江镇上喝了点小酒，刚回来。”
说起来，我到队上第一天出工就是跟着她的，那天是收红薯藤。队长派工时指点着：“满女你带小左她们几个女仔。”“哎。”我打量着她，一张圆脸扁扁的，笑起来中间翘鼻头鼻孔朝天，不由得让人想起锅盖（我心里偷偷笑了）。但这张脸也极是亲切友善，我马上对她有了好感。她穿着一身很旧的蓝土布衣服，头发梳成两条辫子，再往后扭到一起。 她教我怎么齐根部割下红薯藤，积满一“手”就抽出一根捆成一把，再扭成“大麻花”堆到一起，待收工了挑回去。工作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真动手做却居然也不容易。看她灵巧地几扭几扭，捆出大把小把都紧紧扎扎那么精致，我们做出来却惨不忍睹：小把的松松垮垮比猪大肠还难看，扭出的大麻花也蓬松散乱，嗤嗤拉拉的藤蔓拖得到处都是。
我对“锅盖”的好感上又加了些佩服。一边向她请教，一边跟她聊了起来。我问该怎么称呼她，她卑微地笑着说：“就叫我小陈吧。”“那怎么行啊！”我大为吃惊，她怕有四十多岁了吧？怎么可以这样“谦虚”呢！“应该的嘛，你们是城里人，我叫你老左，你叫我小陈，啊？”我瞪大眼睛，她的确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样子，说得挺认真的。“不行！不行！”我只管摇头，心里十分纳闷：怪了，居然要叫我们十几岁的女孩做“老X”！我猜不出她的年龄，也不好意思问，但刚刚听她说有两个女儿，大的跟我同年。那就按城里的习惯吧：“队长他们都叫小左的，你也这么叫好啦。我跟你女儿一样大，叫你陈伯妈好不？”口音不同，她大概不知道“伯妈”是什么（当地是叫“伯娘”的），脸上依然是那种卑微的笑：“随你，叫什么都可以。” 后来我们慢慢知道了当地的习俗，所谓“老”，是尊称。
“陈伯妈”就这么叫下来了，但不久我们就知道闹了笑话，她离“伯妈”的年龄还远呐！队上的农民都叫她“满女”，不是意义上最小儿女的那种 “满崽”、“满女”，这就是她的大名。隐约听人说，她的命太凶，克亲人。父母双双早逝，没有给她取过大名；十来岁早早嫁人，不到五年里死了两个丈夫，从此没有人敢娶她。这么算来，我们下乡时她不过才三十来岁而已。
我们四队有8户人家，不姓陈就姓周，都是亲戚。凡有男劳力的人家都养着一头牛，这牛既是他们犁田耙田用熟的牲口，也是赚工分的一条重要途径，一年下来能挣三千多分：养牛一千多，下午到野外放牛吃草另算工分，分到稻草垫牛栏，出了牛栏粪又有工分，简直就是增加了一个主劳力。满女家没有男人，牛也就养不上了。娘儿三个只能一年累到头，每天勉强挣个十五、六分艰难度日。后来单身的麻子大叔把下午放牛的活给了满女家，工分跟过去比没有增加，但大妹或小妹去放牛时，就可以顺便替家里打猪草或者做些针线活了。
农村里，没男人当家就没有主心骨，满女家要算是村里最穷的困难户了。破旧的土砖房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屋顶上盖的茅草蓬头散发，枯朽残破中又长出些绿色的乱草，农具家什比哪一家都老旧破烂，一家人穿的衣服也比谁的补丁都多。她们家院子里从来不像别人家那样，整整齐齐码着一“墙”硬柴，因为那需要男人去山上砍树，再用斧子斩断劈开。至于修房补漏、建栏杀猪、打石垒灶、锯木镶锄这种种要男劳力来做的活，想来也只好处处求人帮忙了。
农村里，本来就“寡妇门前是非多”，不幸的是，满女还是个家贫女幼，自己尚“年轻”的寡妇。村里人说起满女，往往都带着那么点暧昧的口气，似乎她养家糊口、请人帮工都不见得是正经交换得来的——你有什么可回报人家的，就靠纳鞋底子补衣服么？男人们不论大小，是从来不怎么尊重她的，有些还嘻嘻哈哈见面就调侃几句；妇女们的嘴巴就刻薄多了，“不要脸”可能是用得最多的词汇。她们很少跟满女交往，还有因怀疑丈夫而指桑骂槐甚至上门吵架的。看起来，满女的确是女人堆里比较“开放”的那种，跟谁都可以讲讲笑笑，被人揶揄时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倘若吵起架来，又哭又骂的泼辣劲也能吓倒几个人。可是私底下跟我们相处时，分明又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她家的两个女儿很有意思，性格截然相反。大妹老实巴交很少说话，小女儿才14岁却伶牙俐齿的决不让人，记工分也好，分东西也好，谁也别想欺负她。倘若有谁“舌头底下打人”或者什么事得罪了满女，她敢跑去人家屋边高声叫骂，弄得全村都知道，人家若回嘴她更高兴，高喉咙脆嗓子不吵得人告饶决不罢休。村里人既不能“以大欺小”，又对她的利嘴无可奈何，便送了她一个外号叫“辣椒婆”，她也傲然笑纳。满女对女儿是明显偏心的，跟小妹有说有笑，对大妹却没付好脸，动辄便骂：你个死样，没用的东西，将来给人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弄得大妹眼泪汪汪，更加低眉顺眼的样子，连小妹也对姐姐粗声大气。
我跟大妹一起放牛的时候，有一回她挨了骂气苦地说：“我都不晓得自己是不是娘佬亲生的！”“当然是。”我安慰她：“你妈只是怕你以后被人欺负罢了。她还是很疼你的，教了你那么多手工活，还不是希望你以后能干些，过上好日子啊！”大妹点头：“我娘佬也是命苦……”
命苦，成了乡村女性一切痛苦的借口，也是她们最大的精神解脱。如果满女有丈夫，她其实会是一个很完美的妻子。她的针线做得极好，袜底子上无师自通绣的各种花纹，自己一家的冬夏衣服，旧衣上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来的补丁，恐怕村里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巧手。田里的农活无论粗细，她不输于任何一位妇女，也从不偷懒耍滑。虽然不识字，她肚子里却有几百首“哭嫁歌”，辣椒婆从来懒得学，大妹却跟着学了很多，那里头何尝不是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家里那样穷，东西那样破，生活那样艰难，她都要去一一打理，脸上却还保持着笑容！
我看见她哭过的，两回。一次是下乡不久偶然去她家，想叫大妹一起去村里看榨油。我嘴里叫着“大妹！”推开门，只见她一个人默默坐在灶下，火光映照的脸上分明是两串泪珠。我呆住了，这张愁苦悲伤的脸与白天言笑晏晏的样子相差太远，仿佛不是一个人！满女连忙在脸上抹了两把站起来：“大妹仔去舂米就回来，你坐下等她吧？”“哦，不了，不了，我没事。”我慌忙退出来，心里不问情由地只觉得十分难受。还有一次是大妹仔出嫁，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坐歌堂”的时候，我路过屋后看到她，一个人靠在菜园边的树上，偷偷拉着袖子擦眼睛。如今想来，她心里该有多少愁苦，多少委屈，多少无奈！
眼前的满女，那些悲伤愁苦都没有了，只有老人家喝完酒那种憨憨的，甚至有几分忘形的笑。她告诉我，现如今她是“五保户”，几个老头老太“酒友”隔几天就在镇上“疯”一回，喝点老酒，打个小牌，还会唱歌咧。大妹仔已经做了奶奶也做了外婆，辣椒婆的儿子还去长沙打过工呐！“来，去我那里，我家有得吃，有鸡子，有花生！”她拉着我只管往家里拖。要是有时间，我一定会去她家里看看，陪她坐坐的，可惜不行。“陈伯妈，这次实在对不起，车子在粗石江镇上等我们呢。下次来一定去看你好不好？”我给她留了点钱分手告别，夕阳下她的影子跟树影参差着，白发在晚风里飘动。我心里默默的祝福：陈伯妈，保重！但愿你的晚年天天这么无忧无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