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孙郁
东亚之痛
孙郁
“东亚”一词似乎早被污染了。因为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记忆，国人对此一直是有种不快的印象。有位欧洲的朋友很奇怪这样的反应，说欧洲人战后，能不再计较前世的恩仇，组成了欧共体。东亚似乎不行，彼此被一条绳索捆住了。
我那时候沉默着。心里想，没有在东亚战场上生活过的人，无法理解那些记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对于以往的历史，战争制造者留下的灾难还没有说清。
我对东亚的理解，多是感性的片断。因了二战的资料的梳理，一些概念才开始形成。事情是从对华北、东北的现代史的理解开始，后来及于我们的台湾，和日本、韩国，一些话题便联翩而至，那些远去的旧影也慢慢有了轮廓。
曾经有段时间，日伪时期的北平文化一直吸引着我。帝都在太阳旗下颜色突变，已不复往日的姿容了。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写过北平那时的惨状，但因为是远离故土的地方的书写，有隔膜的地方也说不定。然而关于那时候的生活，除了像老舍这样的作家生动的记录，别的文字都显得苍白，困守在城里的人，后来没有写出反映那个时期的好文章，真的可叹。
日本的存在，对近代中国是个复杂的参照。如果去掉这个参照，我们将无法看清许多近代的迷雾。每次去日本，都带着诸多疑问，新奇的与惆怅的感觉都有。在渐渐了解了其间的情况后，似乎从中看到了我们的被遮蔽的存在。
有一次在仙台的东北大学图书馆，看到民国时期的北京市民生活图，作者是民间的画匠，内涵很丰富，有多样的神采在。据说那作品是青木正儿带回来的。看着那件作品，忽地觉出近代日本人对北京的特别感觉。许多文人墨客对旧京历史的兴趣，真的不亚于我们国人。后来日寇进犯北平，东瀛的一些文化人也追随其后，这些旧事人们谈得不多，其间还是大可深究的。
中国读书人眼里的日本与日本文人想象的中国，是大不相同的。德富苏峰《游中国偶录》里叹道：“日本人对中国的一大错误是以日本的标准衡量中国。中国人自己陷入的一个误区是把中国人和日本人看作一样的群体。”（引自杨小洲《夜雨书窗》）此话未必对，也说出了内心的真切感受。一百年来，两国人一直在这样的错位里彼此凝视着。离着最近的，可能相去甚远，这是东亚的悲剧。
除了三百多年前的甲申之变外，1937年的北平的沦陷，乃京城大的耻辱。我偶读到日伪时期的北平资料，见流血的时光下百姓之苦，真的不能平静。也就是那时候，文人生活发生了逆转。比如胡适、沈兼士走上抗战之路，周作人变成了附逆之人，老舍由中立作家一下子担起文坛重任。战争时代的文人生活是个可以深谈的话题，在民族危亡之际，思想与情感之间的张弛有着诱人的地方是无疑的。
失去暖意的北平在迷乱里流着血。
日军入京的那一天，城里城外一片死气。马路上的紧张、无序，在一些人的日记里都可见一二。俞平伯在那年的日记里写到了日军进城的场面，真的让人不寒而栗。俞平伯不善关注时事，但此次巨变，让他触目惊心。此后的文字也越发阴冷，不复有亮色了。与他同时期的作家，多有类似的记录，都是刻骨的文字。但是也能够看出国人的抵抗。比如伟翰先生在《“通州事变”见闻》对那时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
日寇入侵北平，百姓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但一面也是抗日的活动此起彼伏。知识界的抵抗从未停止过。日军对此颇为恼火，对反抗者的镇压手段极为凶残。政治犯、经济犯都在那时出现。北大红楼的地下室就是囚禁学生的地方。孙道临当年就被关在那里。据沈兼士回忆，军警殴打学生的声音传出，真是惨极了。
留在北平的读书人生活可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从后来的各种回忆录里，我们能够看到空气的压抑。即使是年轻人，他们的文字也潇洒不起来的。比如女青年雷妍的小说、散文，总体的调子是压抑感伤的，无边的苦楚流水般地涌动着。赵荫棠的苦述，南星的独语，都是黯淡者多。我偶读顾随的文章，见其贫困交加之态，为之一叹。既不是英雄，却也非奴隶，要保住内心的宁静，是大难的。顾随毕业于北大，后一直以教书为业。他颇有才华，性情温和，文章亦好。偶有诗作，都写得苍冷沉郁。他本来学的是英文，而古代文学的修养很深。在困苦的日子里，他常以读鲁迅的文字解脱自己，内心总有一种渴望在。但残酷的环境实在无法让他快慰起来，他的旧诗多记录了彼时的心境，可看出那种凄苦绝望之情，如1943年所作《浣溪沙》云：
城北城南一片尘，人天无处不昏昏。可怜华月要清新。
苦药堪同谁玩味，心寒不解自温存。又成虚度一番春。
同年还作《临江仙》云：
可惜九城落日，被遮一带遥山。凉波淡淡欲生烟。悲风来野外，秋气满尘寰。早识身如传舍，未知心遣谁安。紫薇朱槿已开残。今宵有明月，休去倚阑干。
顾随的诗词乃京城生活的折光。它让人忽地想起那些死灭、灰色的片影，哀怨的调子可谓极矣。他是典型的安静型的学者，而那时的平静也打乱了。他是曾被鲁迅关注过的作家，内心是认可鲁迅的意志的，精神有惨烈的血气。可是这些不是外化在社会政治的层面，都交织到学问之间了。那时候北平这样的人很多。齐如山、郭绍虞都拒不与日本人合作。沉默中留下沉重的诗句。我们要写抗战的文人史，这些是不能不关注的。
张中行、启功、邵燕祥等人都有关于日伪时期人的生活的文字，能感到那时候的环境与生态。都是黑暗社会的一缕闪光。从那时候坚持写作的京城作家的文本里，多少能嗅出一丝绝望的气息。张中行、启功困顿而不得不委屈求生，俞平伯则在朱自清劝导下拒不入世，以免有失节之虞。读书人以小反抗面对日寇的很多。邵燕祥那时候很小，他回忆说：
我小学六年全在日本占领下度过。所受的是奴化教育，首先倒不在于增加了日本教官和日语课，而是从历史教科书里删除了由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的记录，删去了一切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容，删去了北伐战争、国民政府等字样包括蒋介石的名字。涉及历史——更不用说涉及抗日和民族解放、涉及对压迫者的反抗的书刊都遭查禁销毁。我们沦陷区的青少年，依靠亲友师长私下的教导、社会传闻，还有劫余书刊字里行间的消息，了解世界形势、民族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一些事项，确认我们是忍气吞声当亡国奴。偷听《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一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的小的，真是“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啊。
北平人在无声中的抗拒，真可以写一本大书。漂流在那里的青年写下的文字，多是寂寞和苦楚的，没有多少温存可言。我浏览日伪时期的一些资料，看到那时候文人之生活，觉得大凡坚守底线者，都在饥寒之中。可是他们目光流出的哀怨和坚毅，怎么也不能让人忘记的。
“五四”时期，沈氏三兄弟与好友合影。前排左起沈士远、刘半农、马幼渔、徐祖正、钱玄同，后排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北平是有一批日本通的。
在日本入侵北平之前，北大是有一个日本文化研究的小圈子的。他们多是留日的出身，对东洋文化有深的理解。周作人、钱玄同、钱稻孙、朱希祖、张定璜等都是。自然不都是拥日派，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与文化的关系，他们还没有梳理清楚，侵略者的铁蹄就踏进来了。曾经迷恋过日本文明的文人们，怎么也没有料到，黑暗的网也恰是从那里来的。周作人、钱稻孙、沈启无的亲日选择，得到的是无尽的羞辱。而像钱玄同等人抗日的绝然的态度，也真的让我们叹之又叹的。
五四后，一些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是热心于介绍日本文学的。在那些译者看来，日本固然有侵略的野心，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些叛逆色彩的知识人是认可的。周作人在读到武者小路实笃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中，看到了一个和平主义者的日本新人的形象。鲁迅后来翻译了这个作品，也是有相似的期待。可是到了四十年代，武者小路实笃却不再坚持和平的观点，转而支持帝国的战争。连喜欢他的周作人也卷入事件里，他与武者小路实笃的对话，就显得极为复杂和难堪。
我在周作人的一本书里看到一幅武者小路实笃的画，是赠送给周氏的。他们的友情还是1919年建立的。那时候武者在搞新村运动。周作人颇为关注，还到新村参观过。日本人把乌托邦变为现实的设想，很是感染了中国读者，作为一个介绍人，周作人把东瀛的新风吹到中国，一些幻影也随之到来了。
武者小路实笃的转变，给熟悉日本文化的中国学者许多疑虑。对其进行质疑的是流亡在北平的台湾作家。那时候几个从台湾来的青年吸引了我。比如张我军、钟理和、洪炎秋，流落在旧京，成了一群漂泊者。家乡已被日军所占，而北平亦复如此。他们翻译日本文学，从事创作。日本、北平、台湾的话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张我军和鲁迅、周作人一样，对日本的白桦派作家很是喜欢，可是后来白桦派作家在战争中的态度很使其困惑。在大谈人道主义的作家面临侵略战争的时候，应持一种什么态度，深切地困扰着东亚的作家。我在张泉先生《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看到了张我军的一段话，是质疑武者小路实笃的：
日本的国民是不会反对日本政府的国策的，这事我充分知道。然而，一向被称为人道派的他们，对于这次战争，拿着什么方法来使自己的信念和政府的国策两相调和呢？一向彻底主张个性的自由的他们，拿什么方法来使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和全体主义或统治主义融合下去呢？
张我军对武者小路实笃的质问，其实也是对中国读书人的质问。武者小路实笃在战争中的表现和当年在《一个青年的梦》的表现是不同的。鲁迅当年所赞赏的对“他人的自我”的尊敬，现在被大东亚意识代替了。早年主张新村主义的武者小路实笃，文字多是爱意的滚动。而战争来了，头脑开始发热，先前的冷静似乎也渐渐退去。周作人也有这样的问题。二十年代曾那么激烈地批评日本的侵略性，到了日伪时期，则是另一个样子。据说周作人的家庭，当时挂了日本的国旗。妻子乃日本人，而自己的身份就复杂起来。他在日伪时期作为一个教育官员，有表演的一面，后来也承认是逢场作戏的地方居多。可是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难道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危险的么？
在异族统治下的日子，周作人的内心一定是阴影重重的。这有他的作品为证。奇怪的是他的文字在那时候显得极其沉静，丝毫没有激越的样子。他后来辩解自己的出任伪职，乃抱着政府可伪，文化不可伪的信念，懂得汉文明是不可能消亡的，元代如此，清代如此，大概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有趣的是，在敌占时期，他的文章越发古典意味，很中国，儒家的气质完全呈现在文字间。在左翼作家最鄙夷他的时候，却写出了一生最澄静、美妙的文字。恰如木山英雄所说，他在用政治的身份，做非政治的事情。历史在开一个玩笑，五四的英雄开始沦入黑色的旋涡，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的。
东亚战争的残酷，远比人们想的要严厉。而文化间的碰撞，却也在轰鸣中进行着。许多人都卷入疯狂的血腥里。连当年反战的一些文人也是这样，高呼着大东亚的口号，以为可以由此给黄皮肤的人带来福音。这给许多喜欢新日本人但又反战的中国读书人带来困惑。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如何坚守自己的良知，的确不易的。
知识群落卷入狂热，是日本近代的耻辱之乱象之一。日本的入侵是帝国主义的理念所致，狂热的东瀛人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而正在大讲个性主义的中国新知识分子，在突如其来的逆转中突然回归传统，矫正了先前的方向。这是一次历史的错位。双方在文化研究的数量是不对称的。我们的知识分子研究日本的文章远不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数量之多。而那时候北大的教授对东洋人的态度，善意的多于敌意，相反，日本出版的《支那论》、《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对中国的研究之系统，是国人要惭愧的。较之于周作人对东京的回忆的文章，能够看到中国读书人的安宁，没有对东瀛人的敌意。我在北平的一些刊物里，读出了那个时期人们的错乱。中国读书人的道德感和失去道德支撑的惶惑感，都交织着。
往年神圣的北大红楼，如今蒙受羞辱。沈兼士说周作人主持文学院时，听到学生挨打的叫声，没有反应，内心如何，匪夷所思。可是那些流血的日子，他几乎没有记载。沈兼士、吴承士等人对周氏的微词，能够看出知识界的普遍态度。战争在考验着人的良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挺过这样的关头的。
留守在北平的读书人，看着周作人的一言一行，理解者有之，惋惜者亦有之。而更多的是不满吧。历史把血腥的一页覆盖在当年的闻人身上，自称是看破尘世的人，真的未能挺过这一关。
对于入侵中国的日本人来说，分割古老的中华，是一个使命。那第一步的任务则是奴化教育。
东洋人入侵的一个后果是，种下了奴化的种子。北平的文化被大东亚的理念所操纵。1938年，北平成立“新民会”，后来成立“宣抚班”等组织。王揖唐等人媚态地随着日本人走来走去，大谈新民的精神。1937年11月3日《申报》载朱镜心文章《古都陷落后形形色色》，介绍了那时候教育界的情况：
日本占领者不仅在华北如此，在东北更有甚之。和北平的困境比，东北百姓的奴役史更为漫长。我出生在大连，往前推算的十二年还是“关东州”。辽南的百姓，对日本统治时期的记忆很深，在今天残留的一些建筑里都可以唤回许多痛苦的形影。幼时在旅顺口听到的故事多是关东州的。比如我的母亲上学的时候，教员都是日本人，没有国语的教育。她回忆说，一次教员问同学：
“谁知道自己是哪国人？”
母亲回答道：
“俺是大清人。”
啪啪！
日本老师一巴掌打过去，冷着脸道：
“记着，你们是日本关东州人。”
那一巴掌给母亲永久的恨。她回忆那时候的自己也叹道：“我们小的时候很可怜，连自己是哪国人都不曾知道。”
旅顺这个地方很特别。我的姥姥经历了日俄战争。那一年她十六岁，日本与俄国的军队在旅顺交战，姥姥和自己的父亲逃到山里。他们天天听到枪炮声。清家兵（旅顺口人对清朝部队的称呼）无所事事，眼看着两个异国的军队在此交火，完全不知道是失去了祖国的地方。
旅顺与大连的地理位置在辽南的最南边。是东北的出海口。日本人早就看上了它。而俄国也把目光投射到这里，把它也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作家曾有一本小说《旅顺口》，写的就是那时候的故事。但这本沙文主义气息浓烈的书，我们现在读它，有些气闷也是自然的了。
自1895年起，大连旅顺是俄国的殖民地。1905年至1945年，日本握权于此，并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州。相当长的时间里，辽南被日本化了，建筑、教育、工业基地等，都染有日本人的色彩。日据时期的奴化教育很是残酷。我的母亲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国语的书面表达完全不行。我们现在去大连看看，日本的痕迹很浓，残留的一些建筑都暗含着昔日的苦涩。
漫长的苦日不都是宁静的。旅顺大连地区的抗日活动暗中进行着。姥姥的家成了抗日活动的秘密据点。母亲记忆里的夜晚常常有陌生人来，于是又悄悄到盐场一带运送货物。每一次都是用船载着粮食，捎给部队。而那时候关于中国的概念才从母亲那里建立起来。
旅顺的历史没有什么文人值得一提，惟有罗振玉显得特别。我幼时在旅顺博物馆一带玩过，对这个博物馆熟悉得很。看到那里的展览，便知道日本的气息很浓。后来上大学，读近代史，知道一点罗振玉的情形，便对他与旅顺之关系有了点兴趣。
罗振玉
旅顺火车站
旅顺军港
旅顺物产馆
关东军司令部
罗振玉的到来，和伪满洲国的存在关系极大。他那时候号称遗老，自己也真的有前朝旧人的样子。他从天津来到旅顺，乃有复辟之梦，以为可以拯救故国。在旅顺的日子，身边常有重要的学人聚集，那是辽南现代史中少见的文人雅聚。郑孝胥和他的交往，都有可深究的故事。学问的背后是信仰。这些遗老给伪满洲国带来的是可笑的遗存，现在想想，真的是士大夫病态文化的一种扭结。儒家文化负面的因素都可在此找到。
旅顺、大连的文化，那时候是东洋的色彩，日语中的旋律四起，本土的真的没有什么。罗振玉给这里带来的不过是一种难堪的点缀。罗继祖《庭闻忆略》写到那时候的情形，真的尴尬不已：
罗继祖对祖父罗振玉的描绘无疑有美化的地方，掩饰与回避也是有的。中国的大学者对日本的看法如此，日本人如何而想可以猜到，但国人的愤怒是自然的。日本统治者慢慢地把大连、旅顺同化着。神社、学校、商铺，都是东瀛的色彩。一些无耻的文人也随声唱和，没有什么新意。日据时期的辽南没有像样的艺术品，汉语的书写是无力的。
我看到的有限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很是气闷。整个占领期故土的百姓基本是顺从的。辽南人的奴性的造就，就是与禁锢的统治有关。反抗是不行的。但也有例外，我的三姨因为说了几句不满日本的话，被奸细告发，日本警察揪住不放，那时候她正在孕期，遭受毒打而流产身亡。这是一笔血债。母亲后来暗自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也许与这个事件有关。她对日本的看法一直在这个影子里。以致我后来每次去日本开会，她都持狐疑的眼光，意思是不该去的。人一旦在苦楚中泡过，精神就不同了。怎么能乐起来呢？
现在我每次到旅顺，路过盐场的时候，便想起那酸楚的一幕。而那时候的百姓，多是不敢言语的。失去祖国的人们，把时光忘记了。此后的旅顺、大连，每次运动与变迁，百姓都是默默地承受，极少反抗。惨烈的记忆或许也磨光了棱角，许多鲜活的存在均被时光冷却下来了。
二十五年前，我随自己的导师王忠瞬去黑龙江查阅抗战时期的文人资料，那是我第一次对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化进行调查。后来导师病逝，我一个人又赴哈尔滨,完成了相关的调查任务。在哈尔滨访问了几位抗日诗人。我在老诗人鲁琪那里,读到了他在日本监狱里写下的大量诗文，才知道日本时期的东北,反抗的作家很多,白山黑水之间,战斗者的身影是时隐时现的。
关于鲁琪,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现在还记得被其诗文感动的样子。他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不太爱说话。满脸的皱纹印证着沧桑的岁月。在谈话中我才知道，1944年他因写诗而被捕，日本原来要在1945年8月处死这位诗人,后因战败而未果。他在伪满洲国时代写下的诗文都很激越,悲壮之气逼人，作品显得很肃杀,没有一点暖意。在什么地方受到了鲁迅的影响,黑色的山影,无声的河,还有没有灯光的街市那么无奈地缠绕着他的世界。鲁琪的诗歌在绝望里有不平的声音,这是日本人害怕的。在反叛一类的作家那里,民族感十分的强烈。可是那时候许多文人,绕过了这一话题。后来,当鲁琪做了黑龙江文联的领导人的时候，看到一些伪满洲国时期当红的作家要求平反的时候，他怎么也无法想通,那些大东亚文化的作家,怎么能是爱国的呢?
东北沦陷区的文人,在那时候有多样的状态，一是像萧红、萧军那样的逃亡到上海，一是鲁琪那样的抗争。还有的是默默地以非流行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文章。后者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是流浪的悲歌，有的系自恋的文本，但他们多被看成汉奸文人。
据说在1945年后,东北曾开展过汉奸文人的讨论。有人把沦陷区的文人的写作都看成汉奸文学的一部分，问题的复杂是，虽然人们不都是鲁琪那样的斗士，而默默地写作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寄托在,未必都是投降的人。这段历史说起来,让人感叹不已。
关于东北的记忆都很凄婉，作家的笔触下有荒凉与残酷的形影。萧红的作品是天籁的回响，动物般的生与死深深地纠葛着一切。萧军虽然有野性的力量，可是惆怅的影子也是有的。至于梅娘、山丁、秋莹都不乏灰色里的绝唱。整个作品都没有什么快慰，东北人的不幸在一些人的文字里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我的朋友高翔很推崇沦陷时期王秋莹的作品，认为那才是东北人内心的写真。关于王秋莹，我几乎一无所知。后来在高翔的书里看到他摘录的一段话，才知道了一点抗战时期的作家的底色，王秋莹说：
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残酷，为什么我要把这些男女们放在万难忍受的炼狱里煎熬他们呢？可是客观的现实也同样煎熬着我的良心。使我又如何用粉饰的笔来抹掉他们的血与泪呢？
王秋莹受到了后来的史学家的表扬。可是还有许多沦陷区的文人一直背着不好的罪名。比如梅娘，比如山丁。这几个作家的作品我没有读过，不知道究竟怎样。只是在张中行的一段文字里，看到了为其鸣不平的话：
有人也许要说，沦陷区，敌伪统治之下，也有记上一笔的作品吗？沦陷，不光彩，诚然，但是也可以问一问，这样的黑灰应该往什么人脸上抹？有守土之责的肉食者不争气，逃之夭夭，依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把气节留给不能逃之夭夭的，这担子也太重了吧？所以远在一千年前，花蕊夫人就有“十四万人齐解甲”之叹，花蕊夫人，有高位之人也，也只能叹一声，平民小姑娘又能如何！所以肯拿笔呐喊几声，为不平之鸣，终归是值得赞扬的。
这是在时代稍微宽松的时候才有的言论。张先生说得未尝不对。可是较之那些在血火中挣扎的文人，缺少诱人的魅力也是无疑的。我们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但英雄总是可贵、可爱的。与山丁、梅娘这样的作家比，鲁琪的坚毅之躯，总还是更有分量的。
1985年，我一个人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街道上走着。怀中揣的是从省图书馆抄写下来的报章材料。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手抄的过程是十分生动的体味。我与无数远去的灵魂对面着。哭泣的、倔强的、无奈的形影都伴随着我。鲁琪的那些诗句，一遍遍叠印在我的眼前：我终于明白，那些不屈者的歌哭，才是我的故土值得缅怀的存在，东北如果没有那些抗争者的血迹，我们的记忆里真的将是一片空白。作为一个东北人，从那一刻起，才知道先前的人们，不都是奴隶。
在东亚的历史里，韩国的反压迫的话题，真的值得一提。在对二战的看法上，那里的人们记忆不仅没有退化，而且越来越鲜活地存活在
人们的思想里。
我仅有的一次韩国之行，被深深刺激着。那也是与日本的占领有关。来到韩国才知道，朝鲜半岛受到的奴役比我们的东北还深。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占领，至今被半岛的人所不能原谅。那一年我和木山英雄等朋友去韩国的首尔，参观了许多日军侵略的遗址。奇怪的是一些监狱的格局与旅顺的大牢完全一致。后来问专家才知道，那是同一个日本人设计的，从朝鲜半岛到辽南半岛，占领者用的是一个模式。
据林庆元、 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考证，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是从丰臣秀吉的时期开始。1864年，幕府就有征韩的意向。1882年7月朝鲜京城里的开化党与守旧党矛盾突起，守旧党发生政变。日本以保护公使馆为由，出兵朝鲜。1884年，朝鲜内乱加剧，清政府出兵镇压。日本也趁机在朝鲜牟取利益，占据汉城。暗地里签订了汉城条约。甲午海战后，终于吞并了朝鲜。此后，东亚的厄运开始弥漫起来。（参见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10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韩国受到的压迫是惨烈的。反抗一直延续在民间。在一些作品里，我读到了许多类似鲁琪的意象，那些文字是带血的，那么深地纠葛着殖民的历史。我后来在几个留学生的博士论文里，了解了那些片断。压迫是强烈的，而反抗也更激越。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半岛，诞生了奇异的文学，白乐晴曾将这些看成是民族主义的文学。民族主义的概念，和我们理解的不同，那是在压迫下的寻求自我的文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韩国也曾有过左翼文学运动，其间流动着的，就是那些不屈的灵魂的歌吟。作品是血水之中的挣扎、叫喊，还有无量的悲哀。东亚人最凄楚的一页，是写在那里的。
那时候有几个流浪到中国的朝鲜人，在东北和北平都留下了有趣的文字。有意思的是他们注意到了鲁迅的资源。在二十年代后期，就有韩国读书人造访鲁迅。在那些半岛的诗人看来，只有鲁迅那样的文字，对被奴化的人来说是重要的。
我后来有机会认识了许多韩国学者，才知道他们对鲁迅的情结是那么重。2005年，我们在沈阳召开东亚问题的学术会议，韩国的李永禧先生讲起日本的殖民统治，眼里是愤怒的目光。他在叙述里形成的语态，给我的印象是木刻般的黑白分明。那种对侵略罪行的拷问，在中国的读书人那里已经很难看到了。李永禧是韩国有名的民主斗士。他在狱中写下的著作对读者曾有巨大的影响。这个鲁迅的研究者对朝鲜半岛的命运的思考是有力量的。在他看来，亚洲的问题是漠视了历史上的主奴关系，日本当年发起的战争的罪过未能彻底清算。东亚学者有义务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整理。
正是这次会议，我和朴宰雨先生一起主持出版了《韩国学者论鲁迅》的著作。读着那些分量很重的文章，我感到了一种精神的真与深，许多文字对人的刺激是长久的。
坦率说，在中国的学者那里，这样的惨烈的文字已经不易看到了。我们只是在民国的时候有过大量类似的文字，而现在的表述多被学院体代替了。
韩国知识界对日本侵略时期遗留的问题一直穷追不舍，据一位熟悉情况的朋友说，近年来，韩国对战争时期的韩奸的遗产和罪行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清算，对历史的污点绝不宽恕。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以为是太过了。但这就是韩国人的精神。他们不苟且，坚守自己的立场。曾经被奴役了，现在不能再被压迫着。八十年代民主化运动的成功，是韩国的一个奇迹。我去光州看到起义的展览，心被强烈地震撼着，好像看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那么多青年为了自由死了。当年抗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
在殖民地经验里，朝鲜半岛留下的一切，让我久久感念着。韩国的气候与地貌，与我国的东北很像。而人的精神似乎更为强悍。在半岛穿行的时候，我注意到了那些上百年的遗物。我们之间相似的很多。可是在对历史的回望时，彼此却有着那么大的距离。韩国离我们很近，可是我们并不都了解他们。这是文化上一个不该有的盲点。
冲绳
我曾经想，日本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地看待战争的记忆呢？也许我们还不能一下子说清吧。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才知道在对战争的问题上，那里的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与右翼团体对抗着。至少在四十年代末，一些反战的电影吸引过诸多民众。然而一切都是短暂的，美国与日本政府对左翼文化采取了镇压的政策，左翼知识群落遭到重创。面对战争责任的拷问便被冷战的烟雾掩埋了。
我熟悉的几位汉学家，当年都因左倾的思想被捕过。我们在阅读丸山昇、木山英雄的文章时，还能嗅出当年激烈搏击的信息。可惜那些战斗的声音，一点点远去了。至于年轻一代，已经在隔代的陌生里对以往的生活不甚了然了。
但不料今年一次冲绳之行，使我认识了日本的另一面。对二战的后遗症的认识，还是这次访问后才清晰起来的。我在那里读出了四十年代以来日本的阵痛。像一个活的标本，东亚问题的症结，几乎都在这里聚焦了。
记得那一天北京正下着雪，我匆匆飞到东京又转机到冲绳的那霸市，却是两个天地，完全是夏天的感觉。炫目的阳光，无边的海，还有美军战机的起落之音,以及不时可见的抗议美军基地的标语,令人感到时光在倒流,又回到了冷战的世界。
对中国读者而言，冲绳的存在多少是带点神秘的色彩。这个古琉球国的一切，对我来说都那么新鲜。在此的一周过得很紧张，造访古琉球遗迹，参加民间的聚会，一直被异样的感觉冲击着。
冲绳人好客、大气，又带点自嘲。他们不太喜欢冲绳的叫法，一直自称是琉球人。而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古琉球的土地上，六十多年间，反法西斯的声音从未中断过。
自1945年美国占领冲绳，这个古老的琉球帝国已开始失去自己旧有的存在。在一般中国人眼里，琉球已经消失，它的神姿已被冷战的烟雾遮掩了。
冲绳的民众从那时候起，一直为自己的存在而抵抗着二战的余威。除了大规模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外，艺术中的抵抗思潮，成了这里的象征性符号。
冲绳曾与明朝有过朝贡的关系，1879年并入日本。这个古国有自己的语言、习俗与信仰。1945年，日军与盟军的唯一地面战争在这里进行。死伤之惨重，在二战史上是少见的。日军战败前，曾要求那里的百姓为天皇殉命，无数人蒙难。我在岛上看到海边洞穴的青年遗骨，忽想起当年在法国的诺曼底烈士墓园的情景，东西方战场的残酷，乃人类黑暗的遗存。无辜者的遗骨中的冤魂四射，我们的心无法安宁。
随同我访问的胡冬竹小姐正在写关于冲绳的博士论文。路上恰好翻看了她翻译的新崎盛晖的《冲绳现代史》。我才感到，对战争的感受及东亚悲剧的诉说，冲绳似乎最有代表意义。
我在那霸遇到了几位艺术家，其中包括新崎盛晖先生。这个坚守故土文明的知识分子浑身都是诗人的气质。1972年当冲绳回归日本的时候，本土的日本人都在狂欢，还是学生的新崎盛晖冲到会场上，大声说:这样的时候，你们知道冲绳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么？这次冲动不是一时性起，乃几百万人内心的闪光。此后他便踏上了为冲绳回到自由的道路，把一切献给了冲绳史的研究。
除了新崎盛晖这样的学者外，更多的是民间思想者。其中佐喜真道夫先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美军基地铁丝网旁，矗立着佐喜真美术馆。这个美术馆专以反战为题目，做各类艺术展。佐喜真道夫是个憨厚可亲的琉球汉子，他祖籍琉球，生于熊本。小时候东京的孩子总骂他是琉球猴子。这种记忆使他后来有着强烈的回归故土的愿望。然而故土已经沦落，无数冤魂与血迹，在他那里抑制着呼吸。六十年代，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便被鲁迅的文字所吸引。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人与人的隔膜以及不屈服的反抗的意志，像暗夜里的火把，吸引着这个失去故土的人。在故乡，无数人死于非命。也有无数人沦入苦境，但谁为之代言呢？当读到鲁迅介绍的珂勒惠支反战的作品时，他惊呆了。一直希望找到那些原作。对故土而言，珂勒惠支的悲悯、大爱、忧伤而不屈的内心，是多么亲切的存在。在死亡与反抗中的神思，也恰是在替着美军基地边的贫民发出吼声。
后来，他与画家夫妇相遇了，这坚定了自己的用艺术进行反抗的立场。丸木夫妇是战争题材的作者。曾以《原子弹爆炸图》、《南京大屠杀》、《冲绳之战》而闻名。佐喜真道夫收藏了二人大量的作品，尤以《冲绳之战》而闻名。这两位老人的画作充满了惊恐、死灭，和亡灵的歌哭。几十幅巨画，完全被地狱般的幽暗所笼罩。据说鲁迅作品的原作曾感染过他们，在这些画面里，鲁迅当年控诉的杀戮及血河里阴森的冤屈，悲壮地流着。珂勒惠支的版画是低缓的夜曲，有独吟的苦意。丸木夫妇的作品则是冤魂的合唱，在错乱的散点透视里，跳跃着哀凉。他们不安的、苦楚的笔墨流淌着几代人的哀怨。
佐喜真道夫身边有几位气质很好的文人，他们是这个岛上精神领袖式的人物。其中仲里效让我久久难忘。仲里效是那里的批评家，自由撰稿人。他对冲绳史与艺术的独特理解，使我发现了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他追问战争的责任的同时，也在追问自己的文字意义，那些对本土文明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地域意识，而是对人类良知、信念乃至操守的拷问。他们从青年时期就一直从事着对二战问题的研究，这些不是象牙塔的，而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也由于此，他的文字布满了冲绳人的乡愁与苦梦。
回忆到当年的历史，思想者们的活动多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各类反抗的集会和沙龙约谈，那么有趣地展示在他们的生活里。朋友们结成沙龙，一起研究冲绳的命运。当政府把无辜受害者与日军死者的纪念碑放在一个园地的时候，仲里效就发问：这是不是在美化日军的历史？日本人对战争真的反省了么？许多文章的背后的复杂的盘问，是带着血的声音的。读着这些沉郁的文字，你能够感到知识分子真的精神。
比嘉康雄
一天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聚会。地点在比嘉康雄的故居。比嘉康雄是著名的摄影家，已去世多年。他1938年生于冲绳，在东京写真学校受过教育。他对古代琉球的遗风有相当的研究，用自己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各个岛屿的习俗和渔民的生活。作品极具穿透力。在黑白对比里，琉球消失的灵魂一个个被召唤起来。那一天来了许多当地文人。除了佐喜真道夫和仲里效外，有诗人高良勉，摄影家比嘉丰光，教师安里英子，县博物馆副馆长等。他们用琉球语写作，唱琉球的古歌。诗人高良勉看到中国的客人，高声说，今天不是中日会谈，而是中琉会谈。我们的心向着中国。
琉球艺术与语言，顽强地留在几位艺术家的心里。但也真的无法阻止旧有文明的慢慢消失。在离开冲绳的晚上，我听到了琉球的古音，朋友弹奏着三弦，苦吟着古曲。极其幽婉神异，在夜的上空流转着。同行的几位东京的教授说，也不知他们唱的什么，因为一般的日本人是不知道琉球语言的。我在那个声音里听到了与日本本土不同的旋律，似乎也与台湾的乐曲有别。联想起参观古皇宫时候的感受，才猛然感到，一个民族的心是不能被混血的，只要种子还在，开出的花蕾总是自己的。在这个多样的世界上，保存自己的个性，多么的不易。
冲绳人的六十余年的抵抗运动，对日本知识界是一个冲击。许多知识分子对他们持有相当的同情心。大江健三郎曾写过一本有名的《冲绳札记》，还惹来无穷的官司。为右翼分子所嫉恨。冲绳问题涉及的矛盾很多。大江健三郎的态度直指日本的战争罪责，追问：我们日本人到底干了什么？我们没有罪过么?他刺耳的文字给人的感动是持久的。这使我感到他的可爱。在日本，这样的声音有多少我还无法判断。但这些撕开了精神的黑幕，近代以来东亚的迷津，也可能因为幕布的落下显出原态。
许多年来，在碰到东亚的问题时，我无法理清内中的原由。在北京、东京、首尔、台北、那霸等地得到的结论是那么的不同。可是在从那霸返回国内的途中，联想起几个城市的血腥的历史，一个线索终于出现了。那就是，我们东亚的百姓还没有摆脱旧文明的主奴关系的时候，重新进入新的主奴战史里。也许，当我们清理了这些双重的遗物的时候，彼此才能开始新的自由的、轻松的对话。那时候面对无数冤魂遗骨时，我们可能会不顾忌地谈论着一切。
这一天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