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习笔记（七-B）
中共六大及六大以后至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九三四年
在兵临城下、大战阴云密布的一月十五－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作《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关于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会议要求中共在国统区 “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
会议改选了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项英、陈云、康生、任弼时、毛泽东、顾作霖和王稼祥十二人当选为委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和凯丰（何克全）五人当选为候补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项英四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继三大以后第二次进入政治局（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却断定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
从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到三月下旬，中央红军在一连串战役和战斗中均遭挫败，最后广昌失守。
十月十日，中央红军被迫西撤。当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前往集结地域。从十七日起，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八万六千余人，陆续从集结地出发突围。
国民党在十月破获了莫斯科与上海中央局联络的大功率电台以及上海中央局与苏区联络的较小功率的电台，使莫斯科与中央苏区的电讯中断（此时红军已开始长征）。（苏共和共产国际与中共最机密的通讯是通过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直属机构与其在上海的秘密机构之间的渠道进行的。一九三二年七月，共产国际就是通过这个渠道指令苏联军方在华间谍佐尔格（Richard Sorge）紧急支援中共临时政治局一万美元的，当时临时政治局已经有四个月没有从莫斯科得到经费了。）
中共官方叙事习惯于把红军长征称作“北上抗日”，这是个弥天大谎。李德在《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中对长征和“北上抗日”是这样评述的:“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红军领导者的军事计划。”
毫无疑问，长征只是打了败仗以后逃跑求生的军事行动，从来不存在一个为了抗日而北上的战略。前些年的官方党史研究开始承认因为国军对中央苏区腹地的围剿，红军已丧失了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苏区“几近陷入绝境”，红军被迫“突围”、“撤离”或“西征”。
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曾派出过一支由寻淮洲率领的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队伍一直被标榜为中共从一开始就坚决抗战的证据和象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先举起了抗日旗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实际上这支先遣队的任务是“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重要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他们的目的地并非东北或华北的抗日前线，而是当时并没有日本一兵一卒，却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地带的福建和浙江一带。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中央红军离开瑞金一个多月以后，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撤离鄂豫皖向西部转移。这支部队倒的确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而且这支部队最后也确实北上了，不过他们到达的同样是没有日本军队的陕西。）
因为国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频频改变自己的行进方向和“落脚点”计划。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渡过湘江，突破了国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红军侥幸逃脱了被蒋介石围歼于湘江以东的厄运，但是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如今竟有人在企图把“湘江血战”美化成“奇迹般的胜利”！）。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原定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
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开会，决定继续向黔西北进军。同时整编残剩的部队，彻底扔掉了从瑞金带出来的“坛坛罐罐”。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凌晨，中共中央在黔北瓮安县猴场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
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内一私邸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共十二人。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前博古跟周恩来商定了会议的主题和议程，即纠正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政治局搞“小三人团”、“政府比党大”，“有禁不止”等等歪风邪气。博古的发言从大转移说起，提出要纠正湘江战役中发生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当他接着准备讲红军下一步的行军方向时，被张闻天打断了。张闻天开门见山地说，先别忙着纠正别人，要纠正的是你自己！这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是追究第五次反“围剿”在军事路线上犯错误的人的责任。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条理清晰，显然是有备而来。他的结论是：对军事指挥不懂装懂、只知以权压人的人，在目前的战争环境下没有资格担任党的总书记。周恩来随即表态肯定张闻天的发言，从而把会议引向了全面检论广昌战役的失败原因以及追究博古和李德的责任。
毛泽东随后狠批李德的“愚蠢”，责怪博古和李德葬送了一个好端端的中央苏维埃共和国。王稼祥跟着骂了句“卖国贼！”李德几次站起来又坐下。周恩来不让他发言。
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增加了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首长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列席会议，政治局会议变成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博古主持会议，他先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检讨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错误：一是一方面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反内战情绪，可是当十九路军要跟中共联手反蒋时，却又听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叶公好龙”，拒绝了十九路军；二是在蒋介石采取稳扎稳打、步步紧逼、“竭泽而渔”的进攻战略时，没有听取彭德怀和毛泽东“外线作战”的建议，导致红军被围困在一块狭小的地盘里，不得不跟兵力和武器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博古承认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强调了敌我力量悬殊、苏区物资供应困难、白区党对民众动员不够、没有充分支援苏区的反“围剿”等等客观因素。
毛泽东的发言全面分析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即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发言的提纲也是与张闻天和王稼祥事先讨论后拟好的。
张闻天指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博古制定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而产生这条路线的根子是博古把党军大权集于一身，把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毛泽东赶出了军队，这是中央和博古在用人上的最大错误。张闻天认为必须推翻这个领导体制，重新建立党、军分家的体制，让毛泽东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
接下来的军队干部的发言大同小异，基本上都围绕着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基调打转。彭德怀没有发言。
再也没有人提起湘江战役。实际上，红军在湘江战役的损失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的损失都惨烈得多。
凯丰反对张闻天的发言。他认为近几年的实践证明集权领导比以前的分权领导、各自为政优越得多。他批评张闻天提倡分裂主义，是要让军队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
最后一天的会议依然是博古主持。他再次承认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请大家对中央这几年的政治路线作出评价。这时，一直没有吭气的刘少奇说话了。他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对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刘少奇对博古中央的白区政策一直有所不满。不过他的发言没有得到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的呼应。他们清楚，在政治路线上，对也罢，错也罢，博古中央只是跟着共产国际亦步亦趋，提政治路线的错误，矛头所指就是共产国际了，就会踩踏红线了。
毛泽东从宁都会议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共产国际惹不得。宁都会议让他窝囊了两年多，他自那以后调整了策略，不再硬顶硬抗，也收敛了对中央那些所谓的“留苏派”的公然蔑视和挖苦，而是耐心地作沟通和分化工作。把张闻天和王稼祥拉到他的阵营里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重大突破，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是影响极其深远的成就。他当然不会犯再次触犯共产国际的错误。
凯丰又一次为博古辩护。他说，打了败仗，博古要负责任，但不能说总的政治路线都错了。四中全会以来，博古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不打折扣（事实上，在博古主政中共中央的四年里，他在一切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上的方针政策，都事先请示或事后汇报，无不唯命是从，连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草案，也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艾维特（Arthur Ewert，德国人，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间在中国）起草的）。如果说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那就应该向共产国际反映。凯丰说，这几年来中央领导下的苏区和红军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不能把中央领导全党奋斗得来的功绩全盘抹杀掉。凯丰又说，军委工作是周恩来和李德负责的，两人长期不和，大家都心知肚明。李德投身中国革命，没有私心，这是国际主义精神，不应该对他求全责备。现在把全部过错都记在李德和博古的身上，是不公正的。
晚上，周恩来发言表示接受大家对中央工作的批评，称反“围剿”失败，除了客观原因，红军主观上也犯了战略战术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并请求引咎辞职。
会议最后未经表决而做了三个决定：1）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取消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改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因为周恩来再也不肯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或中央军事指挥小组组长，而众人又坚持要他继续主掌军事，所以就想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堂）；3）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会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这样，毛泽东进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十八日，常委会开会研究具体分工，决定博古仍然担任总书记，负责党务工作（不久他又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和主任）；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李德被撤销了顾问职务，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以后他随中央纵队行军（李德在延安娶了和江青一起从上海来的歌影两栖明星李丽莲。一九三九年八月，他突然被命令与因臂伤赴苏治疗的周恩来同机回莫斯科述职，从此与李丽莲天各一方）。
官方党史一直宣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事实是：1）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了中共中央的第四把手，红军领导的第二把手；2）遵义会议批判了原先的军事路线，但根本没有否定六届四中确定的政治路线（几个月后毛泽东们在跟张国焘争辩时，还坚持那条路线一贯正确）；3）毛泽东绝对无法担任“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因为那个位置早已被陈独秀占住了；4）中共真正“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问题是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以后的事。中共在遵义会议后依然基本上听从莫斯科指挥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西安事变的处理。
遵义会议以后，由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组成的“新三人团”决定再次改变进军方向，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他们一方面要求张国焘南下接应，另一方面准备过娄山关，经桑才和土城进入川南，再北上，计划两军在川西会师。不料红军攻打土城因情报失误、轻敌而碰壁，损失了近千人。毛泽东回到军事指挥岗位后的第一仗出师不利。
二月，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共第五任最高领导。
在土城之役以后，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牵着追兵的鼻子跑，用兵如有神助。其实因为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破译了国军的密电码，毛泽东事先就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和出发时间。而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的威信，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吹嘘毛泽东的神机妙算，同时严格控制一科，封锁了曹祥仁破译密码的秘密（毛泽东自己在一九六0年对来访的二战名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吹嘘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
五、六月间，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站同莫斯科的电讯彻底中断，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无形中结束。
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告知他们红军准备在“适当时期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以打通国际路线。
六月十八日，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由周恩来报告军情及北进计划，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两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泛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部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当时“唯一可行的是向北发展，接通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而“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这个“北上”的决定跟“抗日”没有丝毫关系。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黑水县开会，决定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
按照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阵线、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精神，在莫斯科的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了俄语译稿以后，该文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欧洲几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刊上发表，并于十月一日刊登在巴黎的华文报纸《救国报》上“出口转内销”。《宣言》强调国家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宣言》呼吁各党派军队放下一切争斗岐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宣言》表示，只要国军停止进攻苏区，对日抗战，红军就愿意放弃敌对行为，“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还号召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充分体现了王明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准备分头北上实行“夏洮战役”。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和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中央机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就中共的政治路线、军事方针和组织安排等问题激烈争论，但无法取得共识。张闻天事先拟好的、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因有多数赞成，又一次未经表决就算通过了。
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分工，由张闻天负责党务，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毛主周副的格局从此形成。
九月九日，张国焘、朱德等北上途中在草地因河水阻挡遇挫，于是放弃执行原定计划，他们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电令右路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军南下。毛泽东等不愿受张国焘的牵掣，率领红一、三军团不辞而别，自行北上。十二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电示张国焘，要求他带领部队跟上。俄界会议决定向中苏蒙边境地区进发，通过游击战，“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将来向东发展”。
而张国焘、朱德等坚持走自己的路，他们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十月间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
毛泽东们最终选择去陕北完全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九月十八日，在西北小镇哈达铺，毛泽东无意中从一张旧的《大公报》上得悉陕北活跃着以刘志丹、高岗为首的相当数量的红军，而且还有一块不小的根据地，这才决定前去投奔刘志丹他们。这样，红一、三军团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起镇，其长征至此结束。那时的中央红军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而低调行事，已经改称为陕甘支队。
从开始长征到最后去陕北，中共中央的“落脚点”先后经历了七次变化。他们最初打算与贺龙在湘西会合，失败以后西进到贵州。遵义会议以后，想渡过长江北上四川，再失败。然后逃到荒凉但追兵较少的云南。这时候已经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既定的目标，只是为了不被消灭而尽可能地回避战斗，飘忽不定地在云贵川一带游移。中央红军第一次北上，是为了与在四川西康等待他们的红四方面军相会。第二次北上是要去中苏蒙边境，以便万不得已时能逃往苏联避祸。最后才因为那个偶然得到的信息而确定去陕北。
十一月，中共中央进入安定县瓦窑堡，随即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被拘捕的干部。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此后一度不得不“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而为了尽快与中共恢复联系，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定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方针，王明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五年派遣多批人员包括林彪的堂兄张浩（林育英）和潘汉年等赴中国寻找中共中央。张浩在八月从莫斯科飞到外蒙，然后化装成商人，长途跋涉，沿内蒙毛乌素沙漠的西缘进入陕北。十一月中，他在瓦窑堡见到了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路线以及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决定（潘汉年迟至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才姗姗来迟抵达延安）。为了准确传达王明写的《八一宣言》的内容，张浩将整个宣言背了下来。张闻天随即决定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工农红军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将之以《抗日救国宣言》为题发布。张浩还带来了共产国际联络部编制的电报密码。
十二月九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民众广泛的支持和声援，从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十二月下半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浩、博古、刘少奇和邓发等人。会议根据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次会议被誉为中共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的标志，不过那时中共给自己规定的首要任务其实依然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和“打通苏联”，其中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因为那“是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希望”，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是山西和绥远。
毛泽东在十二月要张浩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分歧的。张浩开始踌躇不愿，因为共产国际和王明根本不知道一、四方面军“草地分手”的事，更不曾授命他来处理此事。
一九三六年
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再次劝说张浩，强调解决两个中央的问题是迫在眉睫的事。如今既然共产国际已经批准张闻天为中共负责人，天无二日，那么张国焘的中央就是非法的，张国焘的总书记也是非法的。张浩被毛泽东说服了，他在一月十六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发电，内称：“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说，在他看来，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随后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乃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而应急谋党内统一。他建议双方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而由他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代表的身份，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使双方密切配合行动。一月二十三日，朱德致电张闻天，提出“党内急谋统一”，“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二十四日，张浩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朱德的提议，致电张国焘和朱德称：“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张国焘当初曾质疑遵义会议的合法性，是因为会议决定没有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同意，而现在共产国际代表认可了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党内正统地位，他的“中央”就被架空了。还有，张国焘南下，除了认为川军软弱而北方的中央军不好对付以外，部分理由是因为斯大林曾说过四川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又较为偏僻，红军不会由于靠近南京而受到国军频繁的围剿和进攻，“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所以他南下往成都方向进攻是为了贯彻革命领袖的意志，而北上则是一种变相的逃跑，如今张浩来电说斯大林已同意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也就是承认了北上的正当性，张国焘就没辙了。
张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发给张国焘的指示，完全是“假传圣旨”。这个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他和毛泽东两个人知道（因为张浩帮助毛泽东等人确定了他们在党内的合法地位，所以在其因病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去世时，毛泽东亲自为其治丧、抬棺送殡）。
中共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就开始与张学良接触，接着多次谈判协商互不侵犯、合作抗日抗蒋以及通商贸易互通有无的问题（据说双方以物易物的方式之一是红军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挖一个坑，埋下烟土，然后东北军来挖开坑，取走烟土，留下枪支弹药，红军再返回取走武器）。张学良的设想是以西北为基地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跟当年的孙中山一样，张学良最关心的是中共能帮助他拉拢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真金白银的援助。他并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
为了在苏蒙边境建立根据地、“打通苏联”，从二月起，红军打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旗号发起了东征。共产国际支持中共开展西北革命，是苏联在远东平衡日本侵华力量、从而保障其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
红军东征遭到阎锡山军队的拦击，刘志丹牺牲。三月上旬至四月下旬，蒋介石又调派胡宗南率中央军增援阎锡山，再次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根据地。红军为保存实力，于五月五日撤回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了反蒋的口号，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代之以“蒋介石氏”，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六月六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临时中央”。
六月十六日，在中断了一年多以后，中共中央终于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第一个电报就是汇报建立“西北大联合”以及西征的计划。
六月二十三日，红二方面军（即贺龙的第二军团和肖克的第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和贺龙等，说：“中央红军将西渡，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二、四方面军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指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文中蒋介石被称为“蒋委员长”。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自“草地分手”以后第一次正式以“党中央”的名义向“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发布命令：“立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
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随即发动西征，其一半二万多人在十月底渡过黄河。这支后来被称作西路军的部队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和物资补充，敌众我寡，又指挥不当的条件下，不断遭到回族马家军的沉重打击，于次年三月在甘肃北部全军覆没。
中共中央在十一月曾作了万一陕北不守就红军全部突围南下的准备，他们打算先撤到甘肃平凉、泾川、宁县、正宁一线，然后根据情况东进山西或者南下河南或湖北，花一年左右时间作第二次长征，再设法返回西北。毛泽东为此给斯大林发过电报。不过张学良力劝中共坚持多熬一两个月，说他相信西北局势定有变化（中共如果离开，张学良联合苏联对抗蒋介石的计划就会泡汤）。
十二月十二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逼迫蒋介石抗战，在西安扣留了前去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以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人，发动了兵谏。
当天，张学良给中共中央发出急电，告知：他多次向蒋介石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被蒋一味拒绝，因此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以促其接纳抗日主张。电报说即将派机飞杨虎城部控制的延安，迎接周恩来等去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将向西安潼关一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中共要人们振奋不已。次日上午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不过他也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闻天、博古和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众人商讨后决定：1）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唯张马首是瞻；2）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人为代表去延安飞赴西安；3）电示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张杨友军密切联络；4）电示在西安的中共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达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5）周恩来等在西安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态。
毛泽东起草了致莫斯科的电报报告西安事变，说明这是缘于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西安事变使中共中央一时扬眉吐气。他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立即停止进攻西路军（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遵命）；中共正为陕北的粮食严重匮乏、又没有多少土豪可打而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大问题了；最关键的是，国民党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解了中共的眉睫之患，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了出来”。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张学良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踌躇不定，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而在毛泽东的复电里，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就惩办蒋介石一节，毛泽东说：“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中共领导人里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放了蒋介石，无异是养痈遗患。有人主张经过公审，把他杀了；有人则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
莫斯科的回电于十四日的晚间到了。这份长电内容分为三段：第一段断定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张学良的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他们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会因之消耗殆尽，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苏联对张学良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因为一九二七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干的；一九二九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第二段强调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张学良绝无能力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事变，利用这一机会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主动将其释放（十二月十九日，驻华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在南京会见外交部长张群时郑重说明，苏联政府不但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而且与中共无任何联络，因此对中共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
一年之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说明上述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和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声明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了那份电报，并向王明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无法胜任全国抗日领袖，中共更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个可憎的敌人，却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对中共领导来说，苏共的电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有人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怎么能说是日本的阴谋？有人担心如果放了蒋介石，他将会不顾一切地对付中共；有人觉得长期内战确实应该避免；有人顾虑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哪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则苦恼：“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中央要人们最后商决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照转周恩来，要他据以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七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密谈，迳行告知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很是愤慨，他觉得为中共所出卖，已往中共老是吹嘘苏联可以助一臂之力，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却临阵抽腿，不兑现诺言了。周恩来只得以三寸不烂之舌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一定也有它的苦衷；中共将始终与张学良站在一起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周恩来向张学良表示，他认为如果制裁了蒋介石，必将会引起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北一隅。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介石谈判，希望蒋介石能接纳我们的主张。张学良被周恩来说服了，于是他们商定了如何优待蒋，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办法。
周恩来将这些情形详电汇报中共中央，并告知他觉得和平解决有望，中央要人们于是也为之欣慰，不过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说：“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他猜想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只能作置身事外的表态。可是放虎归山，中共将来可要吃大苦头。张国焘也有同感。
张杨部的不少将领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介石，哪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虎难下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念头。不过张杨对蒋始终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沉寂以后，他们伺候在蒋的左右执礼甚恭，他们只希望蒋介石接受他们提出的八项主张，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及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迫使张杨不能不放蒋。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兼监视控制，怕蒋介石被转移到新疆或苏联去），这使西安当局的大多数人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公知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全国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张学良坚持要蒋介石签字赞成他们的八项主张，而蒋介石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和面子，不肯在挟持之下签字。端纳（William Donald。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国，先担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后任张学良秘书，一九三三年张下野后曾陪张游历欧洲；一九三四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的私人顾问。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宋子文和宋美龄等奔走其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表示蒋介石既已口头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他签字，心理上留下阴影，反为不美。
周恩来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天连续跟宋美龄会谈，又以旧属的身份，两次拜见了蒋介石。他向蒋严肃敬礼，并依黄埔时的习惯，口口声声称蒋为“校长”。周恩来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周恩来对蒋介石始终恭顺恳切，未露半点要挟之意，根本不提要蒋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他还与蒋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并主动许诺将协助他们父子早日团聚。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主动陪同蒋介石乘机离开西安经洛阳回南京。
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作具体的部署，谁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据张国焘的回忆，东北军少壮派军人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埋怨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五十几个军官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哪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出卖盟友，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中共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少帅去了南京，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周恩来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那些军官们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他不赞成，可惜未能阻止。他又说如果我们内讧，少帅的生命就保不住了，东北军也会完蛋。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介石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想必不敢为难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恩来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绝不出卖三角联盟，将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的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剿共的战争事实上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中共从此得以起死回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里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
日本侵华是西安事变的诱因，而西安事变迅速得到和平解决，则几乎百分之百基于斯大林的强硬干涉。
毛泽东在建国后至少六次对日本侵略军表示感谢，比如，他在一九六0年六月二十一日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与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说：“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和浅沼稻次郎会谈时谈及一九五六年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理事长南乡三郎时说到：“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对日寇侵华发自内心的感激，最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对南京大屠杀的虚无处理上。中共占领南京后不久，即在位于城南的雨花台修建了人民革命烈士陵园，竖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纪念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被国民党在那一带杀害的近十万中共党人和革命群众，却没有建立任何纪念南京大屠杀的场所。一九七九年以前的官方历史课本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任何记载。比如一九五八年版《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中，一九二七年有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记述（死三百余人），而一九三七年的内容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简单记述，全然不提死了约三十万同胞的南京大屠杀。一九七五年版《新编中国史》的“历史年表”中，一九三七年还是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的记载，南京大屠杀同样只字不提。直至一九七九年版中学历史书中，“南京大屠杀”一词才首次出现。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四十周年时，中共南京政府才开放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