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商籟的“愛”的遺產
傅正明
The Legacy of Love Shakespeare’s Sonnets
Have Left Us
By Zhengming Fu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introduction to A New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to Chinese by the author & translator), supporting the Oxfordian theory of Shakespeare authorship that Shakespeare is identical with Edward de Vere, 17th Earl of Oxford, and its variants，the Prince Tudor theory and Whittemore's Monument theory, which assert that Oxford and Queen Elizabeth I were lovers and had a child who was raised as Henry Wriothesley,3rd Earl of Southampton, forming a Royal Family triangle of the speaker (Oxford), Fair Youth (Southampton) and the Dark Lady (Elizabeth) in the sonnets, and that the 80 prison sonnets (27 to 106) written during Southampton was arrested as a traitor were kept as a coherent monument.
What the sonnets have left us is a legacy of love. The Greeks has four distinct words for love: Eros (romantic love), Storge (familial love), Phileo (brotherly love), and Agape (unconditional love).
Using a special half-rejected half-accepted metaphor，sonnet 18 seems to be a romantic note to a lover, whose gender is not explicit. Sonnet 116 is an honest account about Plato's true love. Both sonnet 53 and sonnet 98 express the non-human life of an elemental spirit, a characteristic of Neoplatonic emanation.
The Storge in the sonnets revolving around the Royal Family triangle embodies a complex diversity of attitudes and the themes of love and hate due to the networks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especially Essex's unsuccessful Rebellion in 1601 against the Queen. In his works often Shakespeare is on the side of the traitors. A great poet is always and should be a“traitor” in the sense that he betrays the state of an emperor. The familial love has totally destroyed by the power struggle. It has a certain sense of a dark aesthetics and twilight philosophy to identify the dark lady in the so-called Dark Lady Series as Elizabeth I. In the prison sonnets the dark poet Shakespeare expressed not only his familial love but also his political concerns. As the author of the 'Will' Sonnets 135, 136, Shakespeare can be regarded as a founder of the style of the Grass Mud Horse or Caonima, which is a pun of “Fuck your mom,” widely used as a form of symbolic defiance of Chinese internet censorship.
Shakespeare’s love to the Fair Youth was both Storge and Phileo because Oxford was both Southampton‘s father and older brother from different fathers. In Sonnet 29 the solitude speaker believes that friendship is enough to lift him out of “sullen earth” and function as his spiritual salvation. In Sonnet 104 the speaker tells the truth to his friend by suggesting the ravages of Time.
In such sonnets as 18, 116 and 124 Shakespeare captures the beauty of Agape or unconditional love. The poet enlarges our scope of love to universal humanism.
The legacy of Shakespeare’s universal love is the most valuable to our world today.
Keywords: love, Eros, Phileo, Storge, Agape, Form, dark aesthetics, politics, Caonima
莎劇1623年第一對折本(First Folio)出版時，莎士比亞最親近的朋友本·瓊生為該書寫了著名序詩，題為《紀念我所熱愛的作家莎士比亞先生及其遺澤》。中譯“遺澤”（What He Hath Left Us）實指是這本遺著，虛指則是莎士比亞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一言以蔽之，主要是愛的遺產。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或音譯為商籟詩集，第一四開本(First Quarto)早在莎劇對折本之前的1609年出版，“愛”同樣是全集的關鍵字。拙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新詮》的導論試圖以“愛的遺產”為綱領，力求把握莎士比亞商籟乃至其敍事詩和全部莎劇的精髓內容和現代意義。
莎氏是盡人皆知的偉大戲劇家和詩人。可是，莎氏著作的真實作者究竟是誰，早就有爭議，加上近年來的新發現新爭議，這個問題也複雜化了。我把生於斯德拉福德的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依照習俗稱為莎翁，把背後可能的真實作者稱為莎氏。當然，在沒有定論之前，也不絕對排除這兩者是同一個人。
我所推重的，是英國學者湯瑪斯·盧尼（Thomas Looney）在莎氏身份鑒定的專著中首創的牛津論（Oxfordian theory），即以愛德華·德維爾，十七世牛津伯爵 (Edward de Vere, 17th Earl of Oxford ,1550-1604)為最可能的莎氏全部著作的真實作者。① 相比之下，這位偉大詩人和戲劇家遺澤後世的“愛”，問題似乎簡單一些。可是，細究起來，英文的love一詞，實際上有豐富的內涵，它涵蓋了希臘文的四種既有所不同又密切相關的“愛”，可以分別意譯為欲情之愛、至親之愛、友情之愛和神明之愛。
一 愛洛斯與柏拉圖的“理式”
以希臘神話中的小愛神命名的“愛”（Eros），音譯為愛洛斯，相當於羅馬神話中的丘比特，是包含性愛的情愛。柏拉圖對話錄《會飲篇》（201-d-212）中的蘇格拉底談到兩種愛洛斯：“世俗愛洛斯”（Vulgar Eros）和“聖潔愛洛斯”（Divine Eros），“情欲”一詞，漢語常用，從由低到高的層次而言，這種愛應當稱為“欲情之愛”。
依照十八世紀末莎學家梅隆（Edmond Malone）和斯蒂文斯（George Steevens）的分類（1780年版本），莎氏商籟可以分為三個系列，第1首到第126首，稱為“美男子篇”（the Fair Youth verses），是寫給一位美貌的貴族青年的詩篇；第127首到152首稱為“黑女郎篇”（Dark Lady verses），黑女郎的真實身份很難確說，其中較多地表達了性的激情；第三個系列是最後兩首，或稱為描寫小愛神愛洛斯即丘比特的“沐浴篇”（the Bath sonnets）。②儘管這種分類並不一定十分貼切，但廣泛流傳到今天。
詩人致辭的美男子，一般認為是亨利·里奧謝思利，三世南安普敦伯爵（Henry Wriothesley, 3rd Earl of Southampton,1573-1624），莎士比亞的贊助人。詩人與他的關係是否有同性戀的性愛關係，或純屬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戀，很難確說。依照牛津論的變種都鐸王子論（Prince Tudor theory）的說法，南安普頓就是不被承認的都鐸王子，因為牛津原本就是伊莉莎白一世十四歲時與繼父亂倫生下的兒子，長大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女王的情人，兩人的私生子就是後來的南安普頓。由於這種亂倫關係，牛津與自己的私生子同時是同母異父的兄弟。③如果此說成立，那麼，牛津在什麼時候對自己的身世有了戲劇性的“發現”？這是個很難理清的問題。假如他對南安普頓的愛，最初不知道兩人的血緣關係，那麼，這種愛就可能有同性戀。
即使如此，在“美男子篇”中，仍然有些篇什詩人致辭的對象好像不是男性而是女性，例如第18首。這首詩是莎氏商籟的代表作之一，世界愛情詩的名篇佳構，羅曼蒂克的深厚情愛，精湛的技藝，向來為人稱道。首行Summer’s day，中譯究竟應當譯為“夏日”還是“春日”，論者甚多，或只談月份不談曆法，或雖言及曆法卻語焉不詳，或妄作斷語。須知，英國當時採用儒略曆，比格利高里曆即西曆一般晚十天左右。莎氏逝世紀念日，依照儒略曆是4月23日，依照西曆，是5月3日。由此可見，那時的5月上旬和中旬照西曆也是五月，五月下旬照西曆是六月上旬，屬於夏季或春夏之交。當此之時，英國氣候溫和，相當於中國的春季，因此，前人已有譯 Summer’s day 為“春日”的先例，實際上，譯為“夏日”亦可，因為在中國，四季的分野，具體時間歷來模糊，依照天文上的二十四節氣、農曆、西曆和氣象學，有不同的演算法。依照西曆，一般以三月到五月為春季。因此，此詩拙筆一詩四譯，我在本書正文中收錄的，有早在《英美抒情詩新譯》（臺灣商務印書館，2012年）中發表的拙譯，開頭兩行是：“問君何所似，可否比春日？/春輸一段柔情，君多三分麗質”。以下是譯為“夏日”的新譯：
我若將君比夏天，夏輸情愫少柔纖：
花苞五月摧風劍，晴翠三春割鐵鐮：
天眼懸空火炙日，桂輝蒙翳霧遮蟾：
無常命運剪金綫，有味芳華落草間。
另覓恆青夏月妍，晴川歷歷在君顏，死神欲毀缺長鞭。
一聖吟詩推舊律，萬家開卷讀新篇，賜君不朽在人寰。
拙譯出以一首七律一首“浣溪沙”詞，詩中用典之“金線”有兩解：一是金絲線，如唐人秦韜玉 《貧女》詩所詠：“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二是初生柳條之喻，如唐人施肩吾 《禁中新柳》所詠：“萬條金線帶春煙，深染青絲不直錢。”但此處亦可解以西典，即希臘神話中凡人的生命線，由命運女神三姊妹中的神剪手（Atropos）負責依照人的命數剪斷。從這首詩可以看出，莎氏商籟以新穎的比喻見長，一首詩往往採用貫穿全篇的延伸性隱喻（extended metaphor）。第18首的奇特之處，在於“夏日”這個比喻，修辭學家似乎沒有專門的命名，我認為，可以稱為半推半納的隱喻（half-rejected half-accepted metaphor）。實際上，任何比喻都難免有瞥腳之處，因此，這種比喻不過是挑明一個比喻的瞥腳之處，其貼切之處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換言之，這種比喻彰顯了喻體與本體之間既像又不像的特徵。在這首詩中，詩人把愛慕對象的身心特質，把愛帶來的“情愫”和“柔纖”的情緒效果表現得十分精彩。詩人把情愛精神置於大自然的背景中，有助於表達這樣的觀念：人的情愛往往像在大自然中體驗別的現象產生的情緒一樣，來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莎氏商籟中也有一種否定性的或拒絕的隱喻(rejected metaphor）。依照柏拉圖在《法律篇》（VIII, 837b）的觀點，異性戀只是這樣的隱喻而已，因為那時的女子，不能進“學園”學習，沒有知識學問，而真正的愛的和諧神交，只能在有學問的男性之間才能達成。換言之，只有男性同性戀才是真正的情愛，才有可能達到精神之戀的高度。當然，就男女關係而言，時代不同了，柏拉圖的這種說法已經行不通了。但是，其精神之戀對愛的靈魂溝通的強調，對莎氏商籟的影響是深刻的。第18首詩人致辭的對象，很難說究竟是男性，即那個美男子，還是詩人所愛的一位女性，不妨視為與第20首描繪的詩人的“雄性情婦”（master-mistress）類似的文化理想的象徵，他或她不是生理上的雌雄同體，而是精神上的陰陽和諧，是完美的象徵。一旦詩人把他或她原本富有的詩性化為詩篇，就是永恆的愛和美。
詩人與美男子相戀的甘苦秘辛，表面上看起來是詩人與他的愛人的離別之苦，美男子移情別戀的可能性以及黑女郎用情不專給詩人帶來的巨大創痛。商籟中表現的異常複雜的情緒，“剪不斷，理還亂”。由於原文含蓄曖昧，哪怕譯者有自己的獨特的領悟，也不宜把自己的理解移植到譯文中。一位詩友問起莎氏商籟中幾首似乎“很黃”的詩，不知如何翻譯。我的回答是，從理論上說，他直白你直白，他含蓄你含蓄，他黃你黃。
第116首，是比較直白的一首。詩人撇開帶有自傳色彩的具體關係來描寫“兩心真情的聯姻”，把這種愛喻為恒定的燈塔和“照亮迷航的星辰”，接近柏拉圖對真愛的描繪。依照柏拉圖的界定：愛洛斯最初是由人的感官覺察的，但是，隨之而來的注視，很快升級為對審美對象的內在美和美本身的欣賞，變為捨棄肉體的“精神之戀”。
在《會飲篇》（211b）中，柏拉圖和蘇格拉底都認為愛洛斯可以幫助靈魂回憶對美的認識，對真的理解，領會理想的美的理式（Form），步入超越的勝境。商籟第13首的sweet form這一片語，也許是源於理式說的用詞。從柏拉圖哲學和美學中發展出來的新柏拉圖主義的“流溢說”（Emanation），把萬物及其美質視為神明的餘光流溢或照射的結果，這種觀點對莎氏商籟的深刻影響，更鮮明地表現在第53首中：詩人問道：“萬眾之一，各得一個影子，/君亦是一，何以借得千姿？” 詩人接著寫道：神話中的美少年阿都尼的金童肖像和絕代佳人海倫的藝術形象，都是“以君為模特，出自斧鑿丹青筆”，這正如柏拉圖把藝術視為對現實的摹仿，而現實又是對理式的摹仿，只是理式的影子而已。第98首寫詩人與美男子的離別之苦，同樣捕獲了大自然的精靈，可以見出“流溢說”的烙印：“香草奇葩皆寫本，/原型全在君心田。/不見君容，離愁萬種寒冬心，/我戲山水，無非撫弄君幻影。”詩人謳歌的美男子，是光芒四溢的光源，實際上是絕對美或美本身的代名詞。
在商籟全集最後直接描寫愛洛斯的兩首詩中，小愛神的火炬燃燒不熄的“神聖愛火”，兼有蘇格拉底所說的“世俗愛洛斯”和“聖潔愛洛斯”的特徵。把火炬投入泉水，火焰也不熄滅，而且“釀出一股溫泉，成為健康良劑”。自稱“愛侶家丁”的詩人，來到溫泉求治相思病，得到的特殊體驗是：“愛之火，心靈水，洪波不滅情焰”。第154首最後壓卷的這一行詩，可能典出《聖經·雅歌》(8:6-7)：“愛之火猶如烈焰熊熊燃燒，水不能夠將其澆冷，洪流也不能將其吞沒。”由此可見，莎氏把希臘神話的愛的精神與基督教的愛的聖典揉合在一起了，彰顯了愛洛斯的精髓要義。
二 至親之愛與政治關懷
至親之愛（storge）是父母的撫愛和子女的敬愛，是血緣關係的愛。可以簡稱至愛。商籟集中詩人與美男子和黑女郎的關係，依照都鐸王子論，是一種皇家三角的家庭關係，其中的至愛，由於權力結構和權力之爭，即伊莉莎白的至高權力和南安普頓捲入的埃塞克斯伯爵(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Essex)反對女王的叛亂，展現了複雜的撲朔迷離的愛恨交織的主題。
莎氏全部著作的一大景觀是：在權力爭奪和權力結構中，至愛幾乎完全被毀壞了，弒君，弒父以及殺害子女的情節，在《哈姆萊特》等悲劇中時而可見，導致悲劇結局。因此，至愛的主題與政治密切相關，在商籟集中同樣如此。全部商籟從兩個方面逼近家庭關係中的至愛。開頭十七首詩，通稱為“勸育詩”（procreation sonnets)，詩人勸說美男子結婚生子，以便他的美能傳之後世而不朽。關於這一組詩，著名英國文學史家路易斯（C.S. Lewis）說了一句令人折服的話：在整個世界上，就男性而言，除了父親，誰關心另一個男子結婚生子的問題？④
商籟開宗明義的第一首，詩人勸說道：“人類有良種，菁英求繁衍，/以免芳美玫瑰，一朝枯萎不繼”。玫瑰是商籟集的主要意象之一，在詩中不斷出現，有豐富的象徵意義。牛津論認為玫瑰(rose)同時是安南普頓的名字 Rosely的雙關。這首詩的“芳美玫瑰”，是同時代的詩人和政治家約翰·大衛斯（John Davies）等詩人用來形容伊莉莎白女王及其都鐸玫瑰王朝的比喻。在詩人眼裏，沒有子嗣，撫愛就失去施予的對象，而人到老年，最重要的安慰便是子女的敬愛。更重要的是，子女應當繼承父輩未竟的事業和精神求索。
愛和恨的悖論交織在商籟集中，尤其是黑女郎篇中。英國莎學家漢克·懷德摩（Hank Whittemore）的九百頁巨著《紀念碑：愛德華·德維爾，十七世牛津伯爵的“莎士比亞商籟”》的核心論點是紀念碑論（Monument theory）: 從第27首到106首的八十首商籟，可以稱為“監獄詩”（prison sonnets），它們不是獄中詩，而是獄外人寫給獄中人的詩，始於1601年2月8日，即埃塞克斯伯爵發動的叛亂失敗之日，涉案的南安普頓被捕後羈獄倫敦塔的那一天，結束於1603年4月9日, 即南安普頓被登基不久的詹姆斯國王釋放的前夜。這一組詩，堪稱牛津的詩體日記和寫給南安普頓的詩體信劄，是南安普頓獄中嚴酷歲月的“編年史”。
懷德摩另一個重要論點是黑女郎身份的推斷，他認為黑女郎不是別人，而是顯赫一時的伊莉莎白女王。出於歷史的無奈，埃塞克斯叛亂失敗後，牛津是審判埃塞克斯和南安普頓叛國罪特別法庭的大法官，組成法庭的二十五位貴族一致認定兩人有罪，埃塞克斯先被砍頭，南安普頓生死難說，牛津父子不能相認，不勝悲痛。瞭解這一點，可以更好地理解下面“監獄詩”所表達的詩人的焦慮：
一路苦掙扎，匆忙上床鋪，/倦旅客舍歇腳，放鬆四肢，/心靈啟程踏上新旅途，/……君知否？我日勞手腳夜勞神，/不得安寧，為君為自身。（第27首）
入眠之福難得品味，/遠海如何歡快歸航？/日多陰霾夜不安睡，/日夜交攻如何抵抗？/……日照天天拉長我心中愁腸，/夜色層層加深我滿眼憂患。（第28首）
詩人除了表達自己的焦慮之外，也苦口婆心勸慰獄中人：
先前做錯事，勸君勿懊悔：/玫瑰多刺，銀泉有泥，/日月患雲遮，更患天狗食，/芳美花蕾中醜陋毛蟲寄寓。/人皆有錯，我亦如是，/為了君之罪大而化小，/我自甘墮落，為君文飾，/君之罪哪怕更大也能見饒。/我憑法理為君聲色過錯出庭----/受害原告，反作君之律師----/為君辯護追究自身罪行。/內戰雙方是我愛心恨意，/我只好充當同謀為君脫罪責，/聽命於風流賊，罔顧自己遇劫。（第35首）
依照以往的通常的解讀，第33首到第42首可以視為組詩，或稱為“雙方隔離詩”（estrangement sonnets），詩人考慮的是美男子在感情生活中背叛詩人或詩中的“我”所構成的“罪”，但詩人出於無私的愛，努力原諒美男子的“罪”。有些詩行因此晦澀難解。但是，以監獄詩的視角來看，不少疑難可以迎刃而解。第35首中譯“同謀”一詞，原文accessary 有法律意義上的“從犯”、“幫兇”之意。“風流賊”（sweet thief）也就成了一種障眼法的措辭。此處原文形容詞sweet(甜美的)，不但否定了美男子的“罪”，而且肯定這種“罪”是一種美。
基於獄外詩人的政治態度、他對美男子的袒護立場，懷德摩把莎士比亞稱為“叛國者”。這是哪一種意義上的“國”呢？伊莉莎白的一句口頭禪是：英格蘭就是我的丈夫，我是英格蘭的妻子。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朕即國家”。站在南安普頓一方以莎士比亞為筆名的牛津，自然成了同謀的叛國者。商籟集中這個隱秘的故事，已經在2008年由懷德摩和導演史托裏（Ted Story）編成獨角戲在倫敦環球劇院搬演，並且出版了劇本《莎士比亞的叛國》（Shakespeare's Treason，2008）。廣義地說，在“朕即國家”的情況下，許多大作家和詩人都是特殊意義上的“叛國者”,英語因此有“愛國的叛國者”（patriotic traitor）的矛盾語(Oxymoron)。
商籟集中的黑女郎究竟是女性之欲愛或邪惡的象徵、虛構的藝術形象還是實有其人，可能的歷史人物究竟是誰，在莎學中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懷德摩的推斷，提出了多種令人信服的理由，主要是伊莉莎白的愛好和來自商籟集的內證。例如，第25首寫到女王喜歡的金盞花，第19首寫到作為女王標誌的長生鳥，第128首寫到女王喜歡彈奏的琴……。
更重要的一點在於，懷德摩在評論第127首時挑明了詩中黑色的隱喻意義：“女王的眼睛並非色彩之黑，而是反射了她作為專制君主的黑暗視角”。⑤這顯然是一種黑暗美學(Dark Aesthetics)的觀點，儘管懷德摩沒有採用諸如此類的概念。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依照這種美學觀點，所謂“黑暗視角”（dark point of view），我認為有兩種截然對立的視角:一是實行黑暗統治的獨裁者的視角，她或他的一切努力，是要維繫社會黑暗以便暗中蒙蔽、愚弄民眾，穩操權柄;二是黑暗詩人的視角，或揭露黑暗統治的啟蒙者和視角。充當啟蒙者的詩人的一切努力，是要揭露社會黑暗以便走向微光顯露的未來。因此，在商籟集的皇家三角關係中，作為黑女郎的伊莉莎白，擁有的是前一種黑暗視角，作為詩人的莎士比亞，擁有的是後一種黑暗視角。
領會了這兩種視角，下面詩句就不難解讀了：
除了行為黑，其實你不那麼黑（第131首）
誰知我發誓愛你美貌慕你光燁，
你卻黑如地獄，暗如長夜。（第147首）
除了黑女郎篇之外，美男子篇的某些詩句也更好理解了，例如，第66首勾勒了當時社會的種種弊端和怪誕現象，第9行寫到的“官媒成言霸，堵住書生嘴”，顯然是對伊莉莎白的審查制度的抱怨和抨擊。莎劇的政治審查的著例是《理查二世》。該劇第一版有一場搬演了廢黜理查二世的情景，曾引起伊莉莎白女王勃然大怒，下令刪除這個場面。
由此可見，紀念碑論看起來強調牛津作為莎士比亞真實作者的自傳性，實質上卻強烈地體現了論者的政治眼光和色彩美學（aesthetics of colours）的眼光。自古以來詩畫相通。研究繪畫的色彩調配和詩歌的色彩語彙的色彩美學，往往以黑暗美學為重頭戲。由此觀之，過去中譯的“黑膚女郎”成了“黑暗女郎”，成了一個專制帝國黑暗勢力的象徵，傳統眼光中莎氏筆下屬於愛情詩的黑女郎篇，成了帶有諷喻色彩的政治抒情詩。商籟集的不少詩篇，在相當程度上是解構伊莉莎白這個權力核心的匕首和投槍。
一旦把黑女郎推測為伊莉莎白女王，啟蒙的火炬立即照亮了商籟集中在中國人看來“很黃”的幾首詩，主要是採用Will 一詞的多種雙關意義的第135和第136首，莎學家稱之為“欲望詩”（Will sonnets）⑥。由於商籟集是在伊莉莎白死後出版的，因此，“欲望詩”最初可以視為詩人的抽屜詩歌或地下詩歌。當然，與第18首那樣高雅的愛情詩相比，“欲望詩”風格迥然不同，難免有粗俗之嫌：
女人盼填欲壑，你也有欲壑，/欲來一回合，欲漲落，波連波，/誰能不斷攪渾水？正是我，/你那欲池飄香惹得我想添把火。/你那欲壑深廣常敞開，/ 不讓我溜進去，打個滾就出來？/難道他人動欲那麼逗你愛，/我動欲就不得蒙青睞？/大海水汪汪，卻盼降雨水，/為的是高潮迭起白浪飛，/你欲多，多多益善高水位，/我欲一陣子，你欲久陶醉。/莫負我好意，莫說“不”，刺傷我，/萬眾如一，我願與你同欲壑。（第135首）
中譯以“欲壑”一詞極言欲望之大。對“欲望詩”的評價，以往的詮釋往往囿於女性主義和變態心理學的角度。例如，女學者舒華茲（Kathryn Schwarz）在《超量的欲望：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重鑄的厭女症》一文中認為：“商籟第136首可以解讀為性別歧視者的一種誹謗 (這個女郎對所有的男人來者不拒), 一種性平等的訴求(所有的男人都要求同樣的事), 一種社會盟主權（social hegemony，所有的男人都是同一回事），一種哲學觀察(當靈魂盲目時欲望撒野)，以及一種人際關係的主體性的理論(你成全我)。” ⑦另一位女學者塞奇威克（Eve Sedgwick）在《男人之間》一書中論及第136首的最後四行，認為詩人所代表的“男人們，或他們的‘欲望’，似乎被降低到侏儒的層次，幾乎是一片溫暖的卻不檢點的海洋中的浮游生命”。 ⑧
我的視角有所不同。作為一種變態心理的厭女症是針對女性的厭惡和憎恨，在莎氏“欲望詩”中變成了針對專制統治者的厭惡和憎恨乃至鞭笞。
中文網路流行語“草泥馬”，借諧音和雙關巧妙地表達對網路審查的不滿。殊不知，莎氏堪稱“草泥馬”藝術風格的老祖宗。假如以莎士比亞為筆名的牛津真的是伊莉莎白的私生子兼情人，那麼，這種“草泥馬”更貨真價實。導致並褻瀆親情的至愛關係，使其畸形扭曲到如此荒誕地步的，不是別的，是人欲、權欲的橫流，是權力結構的維穩和逼出來的挑戰和顛覆。
早在1930年代，就有學者認為黑女郎是倫敦一個名叫Lucy Negro的妓女，莎學家沙爾凱德（Duncan Salkeld）在新著《娼妓中的莎士比亞》中宣稱找到了新的證據。⑨但是，即使莎氏以這個妓女作為黑女郎的模特兒，也不影響詩人用以含沙射影指向伊莉莎白。著名莎劇演員伊凡斯（Maurice Evans）在他編輯的《伊莉莎白式的十四行詩》中指出：莎氏商籟“把詩中的女郎轉變為一個娼妓，把一切理想情感加諸于一個青年人身上。” ⑩在歷史傳記中，伊莉莎白女王就是特殊意義上的娼妓，在普遍意義上，無論哪個專制國家，無論哪朝哪代，女王就是最大的娼妓，皇帝就是最大的嫖客。相傳武則天稱帝后，“面首三千”，可見其男妾或男寵之多。在這一方面，伊莉莎白女王遠遠遜色於武則天。終身未嫁的伊莉莎白有“處女王”的美稱，但她並不隱諱自己有過情人。據歷史學家史達基（David Starkey）的《伊莉莎白傳》所列的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在她登基之前，有十位情人，在位期間有十四位情人或男寵，當然只是暗中行事。11
伊莉莎白死於1603年3月24日，商籟第107首第5行“老病殘月，飽經月食災變”（The mortal moon hath her eclipse endured），可能暗指女王崩駕。但女王身後的英國，並沒有天下大亂。她的重臣羅伯特·塞西爾（Robert Cecil）出任新朝國務卿。依照紀念碑論，幾年後，牛津要出版商籟集必須征得國務卿同意，他們達成的妥協是：為了政權平穩過度和王室聲譽，詩人必須作出犧牲：“牛津在1593年已採用‘莎士比亞’這個筆名，他現在同意再走一步，在他身後對後來的世世代代隱埋自己的身份以及他與南安普頓的關係：‘他日人前見君我會佯裝不識’（I may nevermore acknowledge thee）……‘我願微名陪同遺骨臥山脊’（My name be buried where my body is），他在商籟第36首和第72首中表明了這一點。”12
三 友情之愛和誠摯求善
以莎士比亞為筆名的牛津，在商籟集中無法挑明父子關係，表達至愛情懷，有幸的是，他可以直率地表達友情之愛（philia）。這種愛，包括朋友和兄弟姊妹之間的友誼和愛，簡稱友愛。
在莎劇《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中，一個人物說：“……愛（love）、友誼(friendship)、仁慈(charity)，所有這些都要臣服滿懷嫉妒、惡意中傷的時間”（第三幕第三場)。在這裏，“愛”只相當於愛洛斯，“友誼”相當於友愛，“仁慈”相當於至愛，這三者都是有條件的，都要受到“時間的暴政”的操控。莎劇《無事生非》中的一個人物說：“友誼在別的事情中都是可靠的，在官場和情場卻靠不住。”（第二幕第一場）實際上，友誼受到的條件限制，不止於此處提到的兩個領域。
柏拉圖在《法律篇》（VIII,837b）中認為：男性與他們的妻子之間也可能存在這種無涉性關係的友愛。亞里斯多德在《倫理學》卷八採用過該詞，英譯“友誼”（friendship），亞氏把友誼分為三類：“功利的友誼”，“取樂的友誼”和“求善的友誼”。三類友誼，接近中國古人所作的區分：“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以權相交，權失則棄。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遠”。蘇格拉底有句名言：“恭維是作秀的友誼，卻不是結果實的友誼。”可見恭維或諂媚，看起來出於友誼，實際上出於功利、權勢的計較。莎劇《雅典的泰門》對於人際交往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作了淋漓盡致的描繪。大致而言，“以心相交”的真正的友愛往往既施予也受取，是雙方的互動，以誠摯求善為特徵。
莎氏商籟集第一四開本扉頁題詞，顯然涉及誠摯的友誼。題詞的撰寫者是出版家T.T.，即湯瑪斯·索普（Thomas Thorpe)。詩集為什麼由他出版以及出版過程，眾說紛紜，避開不談。可以推測的是，莎士比亞與索普的友誼，顯然不是以利相交，而是“求善的友誼”，因為一般認為，索普參與了154首商籟的秩序編排，可見他不是唯利是圖的出版商而是真正的出版家。題詞第三行寫到的MR. W.H.究竟是誰，難以確說。莎學家認為兩個最可能的人選，一是詩中的美男子南安普頓（即Henry Wriothesley姓名首字大寫字母倒寫）。依照牛津論的說法，作為商籟的真正作者的牛津與美男子的同母異父的兄弟關係，自然有同胞手足之愛。另一個人選是威廉·赫伯特，三世彭布羅克伯爵（William Herbert, 3rd Earl of Pembroke），莎劇第一對折本和敍事詩《魯克麗絲受辱記》都是題獻給他的，由此可見莎士比亞與赫伯特的深厚友誼。我更贊同的推斷人選是南安普頓。詩人把他稱為這本商籟詩集的“唯一促成者”（Onlie Begetter）13。類似的意思，可以在十四行詩中發現，例如第100首第2節：
詩神啊，勿再健忘，快歸來，/惜光陰，激勵我落筆詩成，/深情獻給我所愛――他亦重詩才，/古典文筆詩藝題材，原本他惠贈。
詩人把他摯愛的美男子稱為詩神繆斯，激發靈感的源泉，離開了他靈感就會枯竭。在此之前的第一節，詩人對他略有責怪之意，擔心他把渾身洋溢的詩力“借光”給粗俗的
詩歌題材，因此呼喚他“快歸來”。
在多首以友愛為主題的商籟詩中，最著名的篇什是第29首，詩人書寫身邊沒有朋友的孤獨，抑鬱和絕望。他悲嘆的那種被命運（Fortune）抛擲的狀況，依照存在主義哲學，實際上是人類的普遍狀況。他因此羡慕、嫉妒他人的“高朋滿座”（With Friends Possess'd"）的盛會。但是，
心染俗念自賤時，/驀然思君，眼界洞天開闊，/恰似破曉時一雙雲雀出絕地，/飛向天門，一路聖歌，/君之美意深情，珍藏記憶裏，/內心福地，不與帝王換寶座。
一旦詩人想到他的摯友，他的“愛”就恢復過來，精神為之一振。詩人不但從友愛中接受了一種寶貴的精神財富，而且可以說，他由此接受了友誼崇拜的堅信禮：親密朋友之間的“美意深情”是消除濁世煩惱的良藥。在莎劇《理查二世》中，波林勃洛克說：“算起來，要說快樂，我沒有什麼別的樂事，唯一欣悅的是我有一顆銘記好朋友的靈魂。”（第二幕第三場）這句話可以借來形容商籟第29首中詩人的心態。波林勃洛克後來被議會擁戴即位，成為亨利四世，開創了國王尊重議會意見的先河。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與他看重友誼的美德有關。
第30首繼續前一首的友誼主題，詩人追念死去的許多“珍貴的朋友”（precious friends）：“悲良朋泉下黑夜漫漫，/友愛舊傷口，癒合又重哭”，朋友聚散如流雲，幸好詩人所愛的美男子健在，詩人稱之為“摯友”（dear friend）：“可是啊，摯友，只要念及君，/平生所失又拾得，不再傷情。”第31首一開筆，詩人就這樣讚揚美男子：
君之胸懷乃眾心所歸，/我常擔憂死別難重逢，/愛神君臨，統領可愛之全體，/不意舊友落葬，統統葬於君心。
詩中的“眾心”，包括詩中的“我”，和美男子所有的知心朋友。他們以心換心。即使摯友謝世了，也會給人留下抹不去的美好回憶。
但是，詩人對摯友並非一味讚美。朋友之間，也應當說真話。第104首，可以視為詩人對朋友說真話的代表作，其主題是商籟集常見的“時間的暴政”。詩人告誡摯友，時間會不知不覺催促他走向衰老和死亡，因此，起筆幾句，實際上是一種反諷：“在我眼中摯友從不老，/記得初見俊美多風騷，/日日無損耗。”然後，詩人繼續描繪這種僅僅“在我眼中”美男子三年來青春美貌依舊不變的情形。第三節，即第9行起是詩的轉折（volta），挑明“靜中有動”的事實和哲理：那時的鐘大都只有時針，沒有分針和秒針，所以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在移動，實際上時間分分秒秒在催人走向墳墓。莎劇《亨利五世》中一個人物說：“友誼中有恭維”（第三幕第七場)。這種友誼顯然不是真正的友誼。在真正的友誼中，有更多的真話甚至批評。這是商籟集乃至莎氏全部作品寫友誼的一大要義，彰顯了詩人誠摯求善的精神品格。
四 神明之愛與普世大愛
神明之愛（Agape），即精神意義和宗教信仰意義上的愛，包括神對人的愛和人對神的愛，無私的或帶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愛。像“情欲”一詞一樣，中文經常“神聖”並稱，但是，“聖”與“神”是由低到高發展的不同層次，如孟子論美，層層遞進：“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因此，這個希臘詞，宜譯為神明之愛，簡稱神愛。在莎氏著作中，神愛往往指基督教所說的上帝之愛或基督之愛，同時指人對上帝或基督的愛。這是一種真正的無條件的普世之愛。
在莎劇《李爾王》中，既是家長又是國王的李爾對他的女兒提出的愛的要求，近乎無條件的信徒對上帝的愛，這在父女之間的至愛中，在臣民對君主的愛戴中，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他得到的大女兒和二女兒的愛的宣稱純屬謊言，從三女兒口中得到的實話卻引起他的忿瞞，結果導致悲劇。
但是，各種愛都可以昇華到神愛，在商籟集中不難發現這種精神昇華。上述第18首、116首，實際上已經接近神愛的層次,捕獲到無條件之愛的美。尤其是第116首，詩人肯定“無價之愛比可測的高度更高”。第123、124首堪稱最典型的神愛之詩。在第123首，我們可以可到兩種暴政，一是建造古老的金字塔卻謊稱這是新景觀的政治的暴政，二是商籟集中常見的時間的暴政。煞尾對句，詩人實際上是向雙重暴政宣戰：“我將始終求真，立下誓言，/管你鐮刀鋒利光陰幻變。”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求真就是基督教神愛的最鮮明的表現。第124首繼續這一主題：
要說心中愛，好比國家養的崽，/便是苦命私生子，慘遭親爹遺棄，/只得臣服時神，由他淩辱寵愛----/賤作草中朽株，捧為花中名貴。/心中愛，不一般，不因變故生起，/不看君王假笑臉，不會倒毀，/不會毀於村夫不滿的襲擊，/不會沒有定準任由時髦風亂吹。/心中愛，無懼政令不作異教徒，/絕不僅僅權衡一時利弊，/心中愛，昂首獨立，堪稱大政府，/不隨熱潮發跡，不因陣雨沉溺，/我請歷史作見證：時代愚人/或求善而死，或贖罪而生。
這首詩首行“心中愛”（my love），不像前面的商籟那樣指美男子，除了指詩人或抒情主人翁的愛之外，可以泛指人人能培育的真正的愛。關鍵詞state , 在莎氏作品中是一個多義詞，有命運、狀況、地位和國家政體等多種意義。這首詩的舊譯，據我所知，沒有哪位譯者採用比較貼切的“國家”一詞。維琪百科（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在評介這首詩的條目中寫道：“莎士比亞所處的英國國家（the English state）是由伊莉莎白女王統治的，她被視為德行、智慧和尊榮高超的人。但是，政治暗殺統治著整個歐洲土地，伊莉莎白不是例外。”依照這一條目的闡釋，這首十四行詩體現了一個“民族國家”（state of nation）與它的“狀況”（state）之間的類似性。因此，state 一詞，宜直譯為“國家”。被指為“叛國”的南安普頓和近乎同罪的莎士比亞，不但沒有得到國家的愛，反而被“親爹”遺棄，兩人自然不會愛那個“親爹”。第6行“君王假笑臉”，指統治者偽善的奸笑。依照對莎氏創作有影響的義大利哲學家和詩人馬基雅維利的政治主張，理想世界的統治者應當經常面帶微笑以贏得臣民愛戴。但統治者的微笑可能只是一種假笑，因此，詩人說他的“心中愛”對這種“假”不堪忍受，或不看君王臉色。詩人把缺乏基督精神的國家政令或政策人格化為異教徒。而詩人的“心中愛”可以超越一切別的政治，屬於更偉大更重要的政治。煞尾對句，“時代愚人”，可能典出《新約·哥林多前書》保羅的話：“為基督的緣故我們是愚人”，crime一詞，在莎氏著作中往往不是指刑事罪，而是“原罪”（sin）的同義詞，因此，原文lived for crime，可以解讀為“為贖罪而生”，換言之，這裏典型地表現了與“異教徒”不同的基督徒生死觀，並且把世人的愛的範圍向普世人文主義拓展。
這首詩給我們的一個啟迪是：蘊含神愛的普世人文主義有兩個水火不相容的對立面：一是野蠻主義，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德國心理學家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在《法西斯主義的大眾心理學》中最早用“民族自戀”（national narcissism）的概念來追溯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形容為“根源於‘民族偉大’的個體的自信”。14
就個體而言，商籟集早就寫到類似的狹隘的愛，即強烈的自戀：第62首第一節，詩人這樣描繪這種病態人格：
心魂不他顧，眼中唯我美，/從頭到腳遍體自戀罪，/惡習求醫，無藥能治癒，/只因病根深植心田裏。
適度的自戀，應當是自尊或自重的表現形式，一旦超過適當的度，就變成了心理分析學所說“自戀情結”（narcissistic complex），類似於佛教所說的我執和我慢，是自我的膨脹。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是與“愛你的鄰人”的普世之愛相對立的心胸狹窄的愛。挫敗這種自戀心態的，是莎氏經常寫到的人格化或神格化的時間老人，在人的俊美的眉宇間，他像像工兵一樣挖出“壕溝”（第2首），像皮革匠一樣鞣出皺紋（第62首、115首），在使得有悟性的俊男美女最終悟出：自戀的根基，轉瞬之間就土崩瓦解了。
在多首十四行詩中，莎氏謳歌神愛，把愛描寫成為一種可以戰勝時間的暴政、戰勝死神超越塵世的偉大力量。
作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大詩人，莎士比亞實際上把基督教的神愛提升為普世人文主義的大愛。
不管莎士比亞全部著作的真實作者是誰，他的愛的遺產，尤其是詩人在愛的深情中表達的政治關懷和人文精神，是我們應當承傳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註釋：
① Looney, J. Thomas. "Shakespeare" identified in Edward De Vere, the seventeenth earl of Oxford. London: C. Palmer,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 (1920).
②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Johnson-Steevens Edition of 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including a two volume supplement by Edmond Malone(1780).
③ Helen Gordon, The Secret Love Story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second edition. Philadelphia: Xlibris Publishing Co., 2008; Hank Whittemore, The Monument, Meadow Geese Press, Marshfield Hills, MA, 2005; Paul Streitz, Oxford: Son of Queen Elizabeth I, Oxford Institute Press, 2001.
④ C.S. Lewis：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Excluding Drama, Clarendon Press, 1954, p. 503.
⑤ Hank Whittemore's Shakespeare Blog
https://hankwhittemore.wordpress.com/tag/dark-lady/
⑥ Bradin Cormack, "On Will: Time and Voluntary Action in Coriolanus and the Sonnets." Shakespeare. Volume 5, Issue3 (2009): pp. 253-270.
⑦ Kathryn Schwarz：'Will in Overplus: Recasting Misogyny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From: ELH（English Literary History），Volume 75, Number 3, Fall 2008,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⑧ Eve Kosofsky Sedgwick：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16, p. 38
⑨Duncan Salkeld, Shakespeare Among the Courtesans: Prostitution, Literature, and Drama, 1500-1650,Routledge，2012.
⑩ Maurice Evans ed.：Elizabethan Sonnets，Phoenix, 1994, p.xxii
11 David Starkey：Elizabeth: The Struggle for the Throne, HarperCollins, 2001.
12 Hank Whittemore's Shakespeare Blog
https://hankwhittemore.wordpress.com/tag/robert-cecil/
13 Begetter一詞的中譯，也有人依照Sidney Lee等人的說法譯為“獲致者”（'getter' or 'procurer' of the manuscript for the printer），指William Hall，一位收集書稿的文具店助手。
14 Wilhelm Reich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translated by Vincent R. Carfagno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0),p.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