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时为了省事，只带了一个随身上飞机的小箱子。离开前要把小翻窗带回美国，那个小箱子是装不下的。匆忙间，老妈翻出了十五六年前她们到美国探亲时用过的箱子，大小正合适。
下楼的时候姐夫帮忙拎箱子，一使劲，箱子的拉杆断了。其实，婆婆在家准备好了一个新箱子，但当时已没时间再去倒腾了。好在轮子完好，于是拉着把手将就着装上车。到了机场，从后备箱往外搬箱子，一使劲把手也掉了——那个箱子用了那一次后就被束之高阁，看起来完完整整，颜色都还那么新，又有谁知道十几年的时间悄默声息地将它风化，一碰就破。看着破损的行李箱，一时悲从中来：正如这个箱子，我的父母也在无声无息地老去，直到某一天倒在时间里。
凑合着把箱子搬进机场，实在担心它禁不住托运时被扔来扔去，怕到了目的地散成碎片，我特意嘱咐打包的工作人员像打包纸箱一样仔细牢固地捆扎。箱子捆结实了，我却过不了安检：首先，我没有出行绿码（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最近的核酸检测结果）。其次，一个多月前还有效的旅行证，现在不包括在合法登机证件里。我自己还没怎么，姐姐姐夫却急坏了，出示了我所有自入关以来的核酸结果，极力分辨，恳请工作人员抓紧时间请示上级，生怕误了班机。经过好几拨不同岗位人员的核实和讨论，终于在登机前放行。
一路平安。到达上海已是午夜，出机场时因为没有出行绿码又耽误了一段时间。等拿到行李已经十二点半。虽然老三让朋友按亲戚推荐的，订了离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最近的喜来登饭店，但从机场到饭店要四五十分钟，不想半夜带着一堆行李跑来跑去，就想把行李寄存在机场。行李寄存处在一号航站楼，我顺着标志弯弯曲曲走了好久，才从二号航站楼转到那里，谁知时间太晚，人家下班了。
午夜的机场空荡荡的，只有我和值夜班的小姐姐大眼瞪小眼，一时不知怎么是好。她好心建议：“有些旅馆有接机服务的，你打电话问问吧？”
然而，只有离机场近的旅馆有通勤车，我订的旅馆是没有这项特殊服务的。虽然隔离过两周，上海对我而言依然是完全陌生的。我两眼摸黑，正在向小姐姐请教去哪里打车，旁边一个中年男人很热心地凑过来说，他来接人错过了，可以顺路带我回去，跟我用嘀嗒叫车一样（现在滴滴不能用了，有了一个新软件叫嘀嗒）。我想了想，倒不担心他是坏人，机场有监控还有人证，只怕是为了蒙我一个外地人多要点钱。可我也不想大半夜的再独自走很长的路去机场出口处打车，多就多吧，权当小费。于是，我跟他去停车场。正巧二姐又打电话来问情况，我连人带车牌拍了照片发回家。家人都在等我的消息，老妈也没睡。二姐陪着我说了半个小时的话，嘱咐到了旅馆再联系。
十九号凌晨一点半，我安全到了饭店。司机帮我把行李搬进去，还留了名片说以后用得着了再联系。他要了两百块车费，我也没还价。入住旅馆的时候，我随口问了一下前台的小姐姐，说打车去机场也就一百一二，不超过一百五。果然不出所料。不过，这一趟是赶夜路，但求平安。
喜来登比隔离期住的蓝天宾馆好太多了！我拍了照片发在两边的家群报平安，又给老妈打了电话。然后匆匆洗漱一下，定好闹钟上床，明天还要早起去七院做核酸呢。
我住在高层，窗外万家灯火，可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在这片自己出生长大的土地上，现在的自己不过是沉沉夜色里的一个匆匆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