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ce Rinell Hermansson (左) 和Cecilia Lindqvist (右) 是两位1930年代初出生的瑞典女士，经历和职业完全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 —— 都具有深厚的中国情结，洋面孔中国心。每人还都有一个好听的汉语名字：Alice叫"任雪竹"，Cecilia叫"林西莉"。多年前我分别与两人有过一面之缘，但她俩之间是否相识就不知道了。任雪竹和林西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痴迷和热爱，可能超过很多本土国人。
乌城的胶州女儿任雪竹
30多年前我在瑞典Uppsala大学读博，参加过一次中秋晚会，有一位年近六旬的瑞典女士在会讲了话，好像是当地瑞中友好协会会长。令人惊奇的是，她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是晚会上的活跃人物，她还和其他瑞典友人在晚会上唱歌。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听说她是出生在中国的瑞典传教士的女儿。二十多年之后的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从媒体上看到，Uppsala一位传教士的女儿专程坐火车到斯德哥尔摩拜访莫言，才知道她的名字是Alice Rinell Hermansson，那年她已经81岁了。为此我还发了一条微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莫大师有了见证人，看上去很得意"。随后就有网友留言，告知Alice的汉语名字是"任雪竹"。
我到Uppsala时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根据莫言原著改编的《红高粱》。后来还看了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的影片《活着》，那几年巩俐在欧洲红透了半边天。1990年代中后期，我家搬到瑞典中部小城居住，成为那里第一家大陆中国人。当年互联网并不发达，中文读物很少，斯德哥尔摩有一个移民图书馆，定期将一些中文书籍轮流送往各个城市的图书馆。那几年我曾借阅过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陈若曦的《纸婚》、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书。莫言的《丰乳肥臀》也是那个时候看的，刚出版不久，只是看不大进去，半年多才看完。至于后来莫言得诺奖，以及与任雪竹有什么关联，也是当时想不到的，图为1990年代初任雪竹 (左三) 等在中秋晚会上唱歌。
莫言在2013年出版的新书《盛典：诺奖之行》书中，描述了这场见面：我写《丰乳肥臀》时，研究过基督教在高密一带传播的历史，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瑞典和挪威的传教士便到了我们那地方。我在《丰乳肥臀》中写到过一位瑞典传教士马洛亚。这个细节还被几位聪明的先生进行了极具想象力的引申，他们认为我这样写是给瑞典学院看的。任雪竹女士已经八十多岁，她由女儿陪同，从乌普萨拉坐火车赶来。她一开口我就乐了。从外貌看是一个欧洲老太太，但一开口竟是一口地道的胶州话：饺子叫做"姑扎"，鸡蛋叫做"鸡子儿"。我顿生相见恨晚之感。回国后，认真地看她赠送给我的照片和录像。这些资料，让我仿佛回到了过去。如果我写《丰乳肥臀》时能看到这批资料，那这本书将会是另外一种面貌了。
任雪竹的祖父母J. A. & Hedvig Rinell是瑞华浸信会来华传教的先驱，于1894年到达素有"海表名邦"之称的山东胶州。二人的汉语名字分别为"任其斐"和"任桂香"，这个"任"姓就是Rinell的汉译，不久任雪竹的父亲Egron (任汝霖) 和叔叔Oscar (任为霖) 相继出生。任其斐夫妇于1898年在胶州建立了教会，竭尽所能投身慈善救济事业。又于20世纪初先后创办了瑞华小学、中学、女校和妇女道学院等，将现代西方教育系统地带到胶州。在胶州完成学业后，任汝霖和任为霖兄弟二人回到瑞典，入读伯特利神学院 (Betelseminariet)，然后返回中国成为传教士。1913年修建了胶州浸信会教堂，任汝霖夫妇就在这所教堂举行婚礼，是当地教会的一桩盛事。1931年任雪竹出生于胶州，是这个家庭在中国的第三代。图为瑞华女校教师合影，前排中坐者是任桂香。
任汝霖的学生、台湾牧师和作家殷颖在自传《我的镂金岁月》中作诗回忆自己在瑞华中学的求学经历："丁香花开月朦胧。放学归去炊烟升，东院僻静茅屋矮，立梧桐。笑问吾庐何处是，一湾荷香小桥横。修竹纸窗灯火里，读书声。" 任雪竹的母亲是著名女高音，每个主日礼拜都在胶州浸信会教堂中唱圣歌，任雪竹爱唱歌可能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殷颖还回忆道："每当逐日钟声悠扬，全县都可以听到，而高耸的教堂钟楼塔尖，更是全县的著名地标。" 莫言的家乡高密离胶州不远，曾是瑞典传教士长期活动的地域，任为霖牧师在高密代理和主持过教务。1941年任其斐于青岛病逝，安葬在青岛万国公墓，胶州各界在这座教堂旁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如今墓地、教堂、纪念碑都不复存在。
瑞华浸信会是唯一的一个在华传教的瑞典新教差会，在华60多年中经历了甲午战争、曹州教案、庚子之变，以及共和与抗战，成为胶州、诸城、高密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会。任其斐有一台旧相机，拍摄了许多胶州珍贵的历史照片。1948年，17岁的任雪竹与家人一起，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长于斯的胶州土地，第一次来到陌生的祖国瑞典。1950年代她的父母又去日本传教，在那里住了11年。任雪竹长大后进入Uppsala大学和护理学校接受护士和教师的教育，并长期从事护理学研究。1958年她与Åke Hermansson结婚，1990年任雪竹59岁时，以题为《最后一年：临终关怀》的论文获得社会医学博士学位。左图为胶州浸信会教堂，右图为任汝霖夫妇。
任雪竹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大部分人最后都是孤独离世，因此强调了解人们去世前思维和感受的重要性。1990年代后期，她的这些想法曾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中应用。后来任雪竹成为Uppsala大学护理科学中心的高级讲师，她的职业选择也许与其基督教背景有关。在其职业生涯的最后两年，任雪竹担任一所有关社会工作、保健护理及神学的私立大学校长。任雪竹把胶州称为故乡，并且说自己与来到瑞典的移民颇有认同感。她的汉语地道流利，但只会说胶州话，也可以写中文信。她说由于自己在中国上的是瑞典和美国学校，汉语水平尚未达到能够教学的程度，因此有些遗憾。
1983年，任雪竹在离开中国35年之后，第一次与时年87岁的叔叔任为霖一起回到她魂牵梦绕的出生地，退休后又多次访问中国。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任雪竹激动地说："莫言来自我的故乡，我为老乡获奖感到高兴。" 任雪竹特别崇敬自己的祖母任桂香，她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山之东》中整理了祖母的日记，讲述了其在华传教55年的故事。任桂香是一位在瑞典训练有素的小学教师，曾担任胶州瑞华女校首任校长，被她的100多个学生称为"我们宝贵的夫人"。任桂香在日记中谈到起义、战争、围城和占领，也为多年来的工作、友谊、爱和保护而欣慰和感恩。图为1951年任家亲友在瑞典Sala聚会，左侧三人依次为任桂香、任雪竹、任为霖。
会弹古琴的汉学家林西莉
林西莉比任雪竹小一岁多，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作家和摄影师，1932年出生于瑞典南部城市隆德，娘家姓氏为Norman。林西莉的中文姓氏"林"译自其夫姓Lindqvist，Lind在瑞典语中是"椴树"的意思，是欧洲常见的行道树。在瑞典姓"林"的人很多，植物学大神林奈 (Carl von Linné) 的姓氏也来自椴树。林西莉与中国的缘分源自一把写有汉字的油纸伞，是一百多年前她妈妈还是个小女孩时，一位瑞典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礼物。1950年代后期，林西莉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历史、艺术史和语言学，后来又到欧陆国家学习音乐。在同一时期，唐诗宋词被介绍到瑞典，林西莉被这些诗词的优美、严谨、精炼和激情深深打动，她开始参加瑞典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高本汉教授每星期一晚上的汉语讲座。
1961-1962年间，林西莉跟随当时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专员的丈夫前往北京，在北大继续学习中文。她无意中找到位于护国寺的古琴研究会，成为那里唯一的学员，师从著名古琴家王迪等人学习古琴，临走时获赠明代古琴"鹤鸣秋月"。虽然那时中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林西莉对于这两年多的经历一直心存感激。她说：古琴家们有着"那种只有智慧的长者和高僧才有的明朗的脸"，他们能够解答关于中国建筑、哲学、诗歌的一切问题，"我后来才理解这两年对我有多重要，它改变了我的人生"。1970年初林西莉开始在瑞典致力于汉语教学，她曾是当时瑞典唯一的高中汉语教师，最初只有18个学生。左图为林西莉在北京古琴研究会学习，右图为林西莉在斯德哥尔摩高中教汉语。
林西莉在汉语教学中，采用她的老师高本汉的方法，通过造型生动的甲骨文、金文，让汉字活起来，她讲解古代中国人如何根据山川、河流、动植物，以及房子、车辆、服饰和工具创造汉字。1974年起，林西莉用了15年的时间写作"Tecknens Rike"一书，她用一种接近讲故事的方式写作，并且融入个人体验和经历。这期间她几十次回到中国，造访了众多考古现场，寻找汉字最初的故事。书中选取了200多个常用汉字娓娓道来，平和优美，充满细腻和温情，讲述汉字的魅力。林西莉将书名译成《汉字源流》，三联版的汉译本名为《汉字王国》，其实直译应是《符号王国》，近年她还出版了《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汉字王国》出版后，林西莉又用了十多年时间，撰写了《古琴》一书，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的瑞典文书名就是"琴"的汉语拼音Qin，记述了林西莉与古琴的缘分与情思。该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是"一个关于古琴的故事，关于它在文人生活中的意义，关于音乐、诗歌、人与古琴的关系 —— 甚至是关于我们应当怎样生活 —— 一些在我深入古琴世界中的经历和体会。"林西莉这样回忆与古琴的邂逅："我轻轻地拨动其中的一根弦，它发出一种使整个房间都颤动的声音。那声音清澈亮丽，但奇怪的是还有种深邃低沉之感，仿佛这乐器是铜做的而不是木制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正是这音色，从最柔弱细腻的泛音——如寺庙屋檐下的风铃，到浑厚颤动的低音，让我着迷。"
林西莉的《汉字王国》于1989年获得瑞典首届奥古斯特文学奖，她的《古琴》一书又于2006年再次获奖。奥古斯特文学奖是瑞典一个重要的年度文学图书奖，以瑞典"现代文学之父"奥古斯特·斯特林伯格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 的名字命名，奖金为十万克朗。候选人是当年出版的新书的作者，迄今只有林西莉和另一位作家是两次获奖者。看到网上一篇中文媒体访谈录，林西莉说自己得了100克朗奖金，她肯定说的是100千克朗，太乌龙了！
与大多数欧洲汉学家不同，林西莉不是那种"学院型"的汉学家，而是通过书籍和媒体向大众介绍和普及中国文化、语言、历史及社会。林西莉说她最初的打算是把这本书写成博士论文，但是她后来改变了主意，通过汉字讲故事、讲童话，传播中国文化之美。使得普通读者也能读懂，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汉字王国》瑞典文原版封面最下方"山"的象形文字看上去像是一艘海盗船，我在瑞典西海岸的古代岩画遗址看到过类似符号。左图为《汉字王国》瑞典文原版封面， 右图为《古琴》台湾繁体字版封面。
我到瑞典后不久就买了一本《汉字王国》，因此知道了林西莉的名字。翻开这本书，令人想起刚进小学时学到的最初几个汉字：日、月、水、火、山、石、田、土。《汉字王国》也是从"日"和"月"两个字开始的，前言部分以这两个字为例，讲述汉字的两个来源——甲骨文和青铜器，并以二字的组合"明"字的小篆、隶书、行书、草书结尾。我还把这一页复印下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这本书中的汉字犹如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让人爱不释手。我因此又连想到中学时代一位教语文的老夫子王老师，他常常在课堂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起源和象形意义，与林西莉的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我受教于王老夫子的时间正是林西莉开始在瑞典高中教授汉语的时候。
1990年代末，我见到了久仰大名的林西莉，听了她的一次讲座，还和她聊了几句。林西莉在讲座中说，她本人认为汉字"人"是一个人昂首挺胸大步走，一撇一捺就是两条腿，她还在讲台上摆了个PO。和很多瑞典汉学家一样，林西莉的汉语四声发音不太准确，为此她还有些不好意思。她长得有点像俗称"梅姨"的美国电影明星Meryl Streep，很可爱的老太太。那次我还遇到另一位汉学家，但一下子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这位汉学家从1970年代开始，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他先在《中国画报》社工作，后来又任职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专员，俨然一个中国通。他的汉语十分标准，四声分明，甚至比很多国人都说的好。有趣的是，他本科居然毕业于Uppsala大学数学系，是我的校友。
林西莉的前夫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前年过世。1962年离开中国后，夫妻二人又用了两年时间，陆续去印度、拉美等地自驾旅行。1963-1980年间，二人曾合作撰写了四本关于中国的书。他们的婚姻持续了30年，育有二子，1986年劳燕分飞。这位老先生的第二任太太是一位经济学家，她在1994 年大选期间因创立女权主义网络 Stödstrumporna 而闻名，从事女权主义经济学近 40 年，她还是2003年瑞典加入欧盟公投的反对派前沿人物之一。她曾任我以前工作的大学校长，一副女强人的样子。林西莉文静优雅，又受过中文和古琴的沁润熏陶，与后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女性。
2015年，林西莉出版了新书《另一个世界 —— 中国记忆1961-1962》，并于同一年获得瑞典文学院颁发的Kellgren奖，奖金二十万克朗。书中讲述了半个多世纪前，这位来自瑞典的青年女子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故事。林西莉在中国留学的两年间，游历了北京、天津、上海、苏州、杭州、广州、武汉、河南等地。她为中国与欧洲的巨大差别感到震惊，被古老的汉字文化和古琴艺术深深吸引；她到乡间体验土炕文化和野菜知识，又在租界见证了昔日繁华与后来的破败。林西莉携带了一台1930年代末出产的德国福伦达相机，乘坐火车旅行，沿途拍摄了大量照片。从她的文字和照片中，人们得以回望已经消逝的往日时光，看到一个多面的中国，图为《另一个世界 —— 中国记忆1961-1962》中译本的封面和插图。
本文拉拉杂杂写了近一年，在即将完稿之际，惊悉林西莉于今年9月28日与世长辞，享年89岁。瑞典各大媒体均作了报道，图为瑞典国家电视台SVT和大报《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的相关报道。谨以此文向这位一生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致敬，林西莉女士千古！
瑞典和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可追溯到18世纪上半叶。继英国、荷兰之后，瑞典于1731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商船来往中国，进行茶叶、瓷器的海上贸易，引发了一拨从王室到民间的"中国热"。19世纪下半叶，瑞典传教士到中国传播福音，又将中国文化带回瑞典。从五次去西域探险、重新发现丝绸之路的赫定 (Sven Hedin，1865-1952)，到最先提出"仰韶文化"概念、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序幕的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都深深地被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吸引。这些在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搭建沟通桥梁的先贤，令人崇敬！
【注】本文被《活字文化》公众号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