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 民主主义与民主体制
民主主义同样是具有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民主体制也成为普遍被认可的政府体制，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社会公开选举产生合法的政府执政团队以及对政府施政进行监督的议会。经近代数百年的发展，民主体制也已成为非常稳定与成熟的政治体制。民主的本质就是一种管理的手段，在民主体制发展的进程中，对社会文化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无疑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民主在西方工业化过程所取得的的积极作用，使民主体制成为社会具有现代文化文明的象征，也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佳答案，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道成为自由主义者赞美的普世价值。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许多事例表明民主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也显现一些问题。在一些推行民主改革的地区，民主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而是相反，民主的改革带来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分裂，经济停滞，即使是民主体制施行百年的西方国家，对一些社会问题也束手无策，效果也不尽人意，民主做为一种新的文明的价值，曾带来积极与进步的作用，这些积极作用是否也受特定社会条件及文化，甚至地域及时间的限制，民主当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无差别推行是否值得商榷。
民主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治力量相互制衡，代表不同利益的党派以民主制衡为手段监督社会权力的行使，结果使政府空转，这是民主体制的普遍现象。民主选举的过程与结果就是以多数票选举产生新的政府，新的政府在其任期内将其对选民的承诺付诸实施，然而任何施政都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加以落实，而政府施政就必然带来社会物质利益或财富的流动与交易，民主体制就是权力的监督与制衡，通过监督达到社会财富流动与交易的公平公开。代表各种社会利益的党派不仅有着执政与在野的区别，这些党派又含有各种次级政治群体及其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党派出於自身利益考量以及受制於所代表选民利益的种种因素，各政治党派相互间难以达成有利於社会的共识，各种党派与社会利益团体为具体施政措施再次展开较量，利用民主议政议程相互制约，为利益相互制衡与折冲，致使政府不仅效率低下，也无法制定超越任期的社会规划，社会议题延宕无解，最终影响社会发展，其结果是社会走向低效与无序及撕裂，社会的低效与无序首当其冲受伤害的也必然是底层社会大众。
对於底层大众而言，选举是改变社会的唯一手段，这不仅是自由民主做为原生文化的西方社会全社会的共识，其实也是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理论长期灌输形成的社会共同观念，对社会弊病以及政府施政的种种不满仅能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加於改变，也即大众只能期待下一任期的改变，重演选民加码要价与政客加码承诺的游戏，选举最终走向民粹与舆论操弄的游戏。
对於自由民主并非原生文化的地区，民主选举并未能形成坚实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或者民主做为社会共识的基础并不稳固。在民主为非原生文化的地区，其本身就积累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也是所谓社会后发劣势的根源，民主往往做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而引进，甚至是被外力强行嫁接，当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无法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贪污腐败无效率，社会大众的积怨就会爆发，民主选举的社会治理模式不再是解决社会分歧的唯一或有效手段，民众就有可能采取民主与法律手段之外的，符合原生传统文化的手段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
民主造成低能低效决策。经济与民生往往是社会的主要议题，也必然成为民主选举的重要议题。这些议题纠杂各社会阶层利益及意识形态意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也引导着社会议题解决的方向，而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意识形态则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常以重大社会及经济议题做为竞选的主轴，候选人相互间也会对这些议题面向社会进行公开答辩。解决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是政府或政治人物的职责，对於这些公共议题，相关社会学者也会提供咨询，而这些社会议题也往往涉及复杂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即使是学者专家穷其一生也难以解答的，然而在民主机制下大众选民不得不对这些社会疑难杂症做出抉择，找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就是选举持同样观点的候选人做为新一任政府领袖。这些议题毫无疑问已完全超出大多数选民所掌握的知识以及所能理解的程度，这无疑也为媒体及政治人物操弄选举留下极大空间。
这就出现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长期的社会经验已使选民对政治人物失去信心，对於这些复杂议题选民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管可能的社会财富能力及副作用而做出有利於自身利益的选择，这些选择往往就是选民短期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然而却牺牲社会长远利益，使社会无法做出中长期规划，这是大众民主的必然结果，也是民粹的基本表现。另一种可能则是追随所支持党派的舆论做出选择，这也是为什麽选举最终普遍表现为，选民饱含激情高呼所在党派候选人的名字，任何社会议题，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两性的，国防及社会安全等等，最终被各党派候选人名字所替代，所有问题都被候选人个人相关资讯所替代，社会议题被候选人个人资讯所掩盖，口号带动公众情绪，激情最终掩盖社会焦点，民主选举最终成为政治操弄。而候选人为了吸引选民，也必然投选民所好，做出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演变成操弄与欺骗的政治选举秀。这些投选民所好的选举秀，或欺骗与意识形态理想激情的大杂烩，最终被选票牵引走向民粹。这样的民主选举无法融合社会分歧，凝聚社会共识，也无补於社会问题的解决。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两种可能选择，前者的选择是直接走向民粹，后者则是被政治人物及舆论操弄，政治人物被选票所迫，最终走向民粹。民粹是民主的最终也是必然结果。
就本质而言，民主是一种文化，在许多民主为非原生文化地区，民主并未能得到预期结果。民主做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表现为一种体制，然而更是一种文化。对於施行民主的地区，特别是长期已施行民主的西方国家，民主无疑已发展及融合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是社会原生文化的一部分。对於西方社会，工业化的社会基础，长期意识形态理论的熏陶，民主是社会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对於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民主无疑是一种外来文化，甚至可能是外来压力下施行的改革。一个社会各种群体阶层相互关系与利益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文化非常核心的部分，一个社会核心的物质存在。任何外来文化要融入原有文化，忽略群体非经济利益因素，在不造成原有社会各种群体利益冲突的条件下，或不相抵触的情况下都需要相当时间的磨合，在利益相互抵触的情况下必然造成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碰撞及冲突，结果是社会动乱。利益冲突或许仅是民主做为外来文化导致冲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也可能带来与原生文化的社会价值冲突，这就包含更为复杂的宗教与历史文化因素，无论如何这些冲突，利益的与非利益的，都使民主做为一种普世价值在民主做为外来文化的地区受到抵制与挑战。不问具体社会情况而强行推行所谓民主改革，都将适得其反。
对西方国家而言，民主文化及与其相适应体制也并非一蹴而就。民主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的民主体制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与资本主义生产及工业化相辅相成，缓慢伴随着社会文化氛围及社会各阶层思想意识的相互适应而逐步形成。而非西方国家往往是在没有民主文化基础的情况下，为实现社会工业化，以及为促进社会进步与变革所进行的政治体制移植，一种强行的外来文化嫁接，这必然带来相关的社会文化碰撞，这有如一套电子装置系统，由於硬件与操作系统不相匹配或不相容，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甚至会当机。这个硬件就是民主体制，操作系统既是原有文化与民主体制或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混搭。
也并非所有的民主嫁接都带来不好的结果，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好的例子。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在一个并非政治上统一的地区用武力强力组成一个统一中央殖民政府，殖民政府也具有一套与西方殖民者民主文化相适应的政府体制，这套政府体制也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与本土文化强力磨合，为社会所接受，并培养了社会本土的上层精英阶层。印度独立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殖民政府的相关政治遗产，包括具有西方民主文化为基础的政府体制，议会政治，及民主选举。独立之前殖民者的强力推行及长期磨合，已基本上消化或融合了民主做为外来文化与原生文化的对抗矛盾，至少在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体制层面的矛盾，独立后民主文化与原有文化并未产生激烈冲突，除宗教信仰带来的割裂之外，也未有社会激烈震荡，或者说民主文化做为外来文化并未造成重大社会问题，但民主体制也没有产生像西方社会一样的预期的积极的社会及经济效果，经济发展却远不如受西方诟病的中国。社会现实则是，民主做为政治文化在印度仅停留在高层或联邦及州政治及政府体制的运作范围之内，并未扩及社会政治体制之外的方方面面，由於印度相当长时期并非政治统一的国家，社会文化及宗教及其多元松散，这就使民主外来文化与社会原生文化在不同社会层面各自运作，避免许多正面冲突，同样自由民主外来文化也并未能给印度带来像西方一样积极的经济成果，或许可以有另一种争论或思辨的视角，如果没有施行民主体制，印度会远不如现今的印度社会。
3.22 民主必然走向民粹
民主也有阶段性社会瓶颈，民主不仅在做为外来的移植文化的地区受到阻碍，在做为原生文化的西方也一样遇到问题，基本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政治人物为选票迎合选民走向民粹，另一方面政治人物或资本操弄媒体，引导及操纵民意，两种表现最终都带来同样的结果，民粹成为选举主流民意。
民主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手段，具体形式为代议制，表现是投票决定所有与公众相关事物，这也为民主最终结果埋下伏笔。在历史上任何具有民主投票机制的社会，在民主的起始阶段，并非所有个体都拥有公民权或参与投票的权利，有些国家或地区甚至规定特定的社会群体或阶层才拥有投票权，或拥有一定的财产才有投票权，拥有一定的财产成为个体不受他人影响与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或保障。然而拥有财产在许多社会历史环境下，也是受过良好教育或是成为社会精英分子的基本条件，即是说，在民主体制的发展初期，民主只属於少数贵族统治精英或社会上层精英，或某些只属於社会上少数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的精英分子，是社会上层掌握社会财富与知识精英群体的民主。随着社会的生产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变革，以及社会文化的进步，拥有一定的财产或特定的社会背景不再是选民的必备条件，以美国为例，1920年赋予并保障女性的投票权，1962年确立了一人一票制。社会的进步使能够参与民主机制的社会阶层及个体不断增多，也既是拥有公民权与投票权的个体在社会人口基数中的比例也随之增大，这就带来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无关民主过程或程序，然而却是影响民主投票品质，甚而改变民主本质的关键变化。
社会财富知识与人口的分布。可以想象现实中财富及知识的人口分布，如果拥有财富或丰富社会知识的人口在顶端，尽管在众多个例上，拥有财富与知识并非总是一致，但大致这种假设作为社会现实是可以接受的，而贫穷与社会知识贫乏的社会个体人口，或贫穷及缺乏教育社会个体人口在底端，社会人口分布将是一个的三角形，顶部小，底部大，顶部人少，底部人多，越往上财富与知识总量越多，往下财富与知识总量越少。
这个三角形无疑在某些方面揭示了现今民主体制在西方遇到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的前工业化及工业化时期，参与民主决策的仅是两个三角形的上部，这个人口三角形的上部是社会人口的少数，然而这部分人口掌握社会财富及知识，也许这部分人口有许多自私贪婪之徒，但毕竟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受良好教育，也不乏良知之士。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民主体制属於精英决策，知识基本上是社会管理决策的基础，还是能为相应社会做出相对明智抉择。此一时期与过程，民主也许有许许多多问题，是社会少数或小集团民主，而社会大多数民众或劳动者阶层，及妇女被排除在民主过程之外，民主做为一种政体可以说属於上升与过度到成熟期，也契合相应的社会物质生产环境，属於相对优质期。
自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各自逐步进入全体公民投票的民主时期，民主体制出现根本性变化。这也是西方后工业化时代的开始，进入二十一世纪尤为明显，不再是三角形的掌握财富与知识的顶端或上部做出民主决策，而是整个三角形的全部人口共同做出决策。由於贫穷与缺乏教育，缺乏知识的社会中产之下的底部人口总是占有人口的多数，而民主就是多数决定，这就决定了社会的最终最重大决策在形式上是由社会财富底部的中下阶层，同样是不拥有必要的社会知识，以及不具备新知识的中下阶层群体或阶层做出，这就产生两个必然结果。一个既是人口中，缺乏足够现代社会知识的社会中下层决定民主社会的走向，另一个是掌握财富的社会阶层或政治经验精英通过舆论操控缺乏知识的社会中下层或社会大众，而这在民主体制发展的中前期或社会精英群体民主的时期是不可能的，操控缺乏知识的社会底层比上层社会精英容易的多。
社会现实与选举的机制使舆论的操控成为民主选举必不可少的手段，舆论操控的背后就是金钱，这也是为什麽民主选举常以候选人募的款项多寡作为胜选概率的标杆。为赢得选民不切实际的竞选口号也成为操控舆论的手段，而社会大众以各自利益对候选人竞选承诺做出判断，结果必然是以自身个体及群体利益牺牲社会全体利益，短期利益牺牲社会长期利益，最终在舆论的诱导下，选举成为社会情绪与激情的宣泄，民主由起始的精英决策演变成为舆论操控与底层劣质决策。这样的分析也许有人觉得过於偏颇与绝对，却无疑是真实的，至少是当今社会全民民主真实的与必然的结果与趋向。
选民基数在人口比例的不断增大，使民主体制由精英决策逐步走向全民决策，大众决策，从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大脑决策走向底部决策，而大众决策与底部决策必然走向民粹。然而民主的形式与其物质本质，即大众民意，以及意识形态追求的平等自由高於一切的政治道德与政治正确，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民主的必然结局，民粹。这也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先哲已经预见的必然结果。
在现实中不乏这类民粹的事例，政府不问财政收入或具体财源，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满足部分民意要求，这就是受选票压迫，也是民意压迫，以民意为借口，滥用社会资源，肆意瓜分社会税收财政大饼。另一方面，财富阶层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旗帜，自由市场自由企业自由经营，减缩投资为要挟，迫使政府减税或不得多征税，使政府无力向社会财富阶层收取更多税收。一方面是社会公平自由口号下的社会福利扩张，另一方面是同样是私有不可侵犯与自由竞争口号下的自由企业，鼓励投资与保护私有，不断扩张的财政与社会有限的税收终使政府债台高筑，印钞与举债成为重要政府财源。当政府无力还债就以民主选举，以民意拒绝如期偿还债务，这些事例如非真实发生，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民主竟成为一个社会集体拒绝偿还债务的借口，民主成为赖账的依据与工具。毫无疑问，这种违约即使权宜可行也是饮鸠止渴，无论内债外债都是政府信用的坍塌与社会矛盾爆发的起点，民主是否已走入民粹的死胡同。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这种手段在民主做为原生文化的西方，已成为合法的高明的，甚或高科技的骗术，以及民粹公众情绪与意识形态理想共舞的表演，不仅不是可靠无疑，而是不断误导社会。这种误导是由民主的大众本质所决定的，也是媒体及政治人物有意诱导有关，这也是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自由表达与政治正确道德权力的必然结果，因而民主本身也无法纠正这种由於大众民主本质必然带来的偏差。自由媒体各怀目的推波助澜，这也是民主体制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决策陷入钟摆式摇摆震荡，社会无法进行理性的讨论，进而达成共识，从而找到长期规划以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民主作为一种文化，最终走向低质选择，政府空转，大众民粹，这是民主的基础，即社会大众的本质所决定的。抽象的自由道德权力，绝对的民主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的土壤，使民主社会的人民或选民成为上帝，有如社会主义革命塑造的无产阶级上帝。然而人民或社会大众有决定的权力，却没有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进入二十一世纪，无论是民主，自由，市场，资本物质生产的运作，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已经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范畴，都应该进入到一个精细化分析与精细化管理的时代，而不是空谈意识形态，使社会落入空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