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西方衰落了吗?
贺麟（1902－1992）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19年至1926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贺麟建立了“新心学”哲学体系，是中国新儒家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史专家和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根据他对基督教精神的认识，反观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认识的主要弊端，他认为，中国人一直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西方文化。五四以来，启蒙思想家提倡科学和民主，相较于此前认识西方文化的努力，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是从用的层面去认识西方文化，没有进入体的层面。西方文化之体的层面指什么? 主要是基督教。 贺麟说，中世纪的基督教，是中古文化的中心，近代基督教是整个近代西方文化的缩影与反映，可以说西方近代精神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皆应有尽有。没有把握基督教精神，就无法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由此，贺麟论证西方近代的科学民主工业化和基督教精神并不完全抵触，相反，它们之间是可以相容和相成的。第一，基督教对科学有保护促进之功，虽然教会有迫害科学家的举动，但是正因为科学家受到外部的压迫，促使他们更加认识到科学探索的价值和守护真理的珍贵。第二，基督教本身充满民主精神，例如，在上帝面前人人一律平等，又如，一些教会把基督教的服务延伸到民间，为平民办学校开医院。第三，基督教改革后的伦理观念也适宜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
如果认识没有进入基督教精神层面，只局限于科学民主和工业化，那么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始终是片面的和局部的。不仅科学民主和工业化扎根于基督教精神，而且近代新式功利主义也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新式功利主义关注社会福利，承载着耶稣的己之所欲，则施于人的宗教精神。
欧洲人失落了信仰吗?
据统计，注册登记的德国基督徒近五千万，其中天主教徒2490万，基督教徒2420万。然而，很多德国基督徒信仰冷淡，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有数据显示，德国固定出席教堂弥撒的天主教徒约占13%，而固定上教堂的新教徒只有4%左右。由于上教堂的人越来越少，近年来一些德国的教堂合并，不少更被迫关闭转作其他用途。
在欧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践行信仰的基督徒的人数正在减少。在位于乡村或城市社区中心的大教堂里，参加主日崇拜的典型会众，是由一些白发苍苍的老者组成的，他们那虚弱的声音被淹没在管风琴的轰鸣之中。世界基督教资料库（WCD）的统计数字生动昭示了基督教的急剧衰落。在德国，基督徒人数已从1900年的98.56%下降到2015年的67.29%。而在英国，人数也从97.44%下降到69.40%。统计学家预测，到了2050年，这两个国家的基督徒人数将下降到58.79%和56.75%。
但是，成员身份并不意味着参与。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说过一句著名的格言：“仅当教会是为他人而存在时，它才是教会。”（Die Kirche ist nur Kirche, wenn sie für andere da ist. …）（Bonhoeffer 1971: 382）。
欧洲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观念更新促成了基督教信仰的衰落，至少也是削弱了人们对作为体制的基督教会的依附。教会诞生于西元一世纪，起初它是一个对罗马帝国持激进反抗立场的另类小团体。但当康斯坦丁大帝于西元四世纪接纳基督教作为他所青睐的宗教后，这一情况就发生了改变。接下来，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由此，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自动成为基督徒。
当11世纪爆发著名的叙任权之争时，教会与社会的这场联姻首次出现了裂痕。当时的教会与国家为著到底谁应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统一起来的欧洲享有终极权威的问题爆发了冲突。在国王亨利四世宣布自己有权任命主教后，教宗格列高里七世对他施行绝罚，迫使他（在教宗面前）认罪忏悔，作为被重新接纳进教会的条件。因为来自教会的绝罚会使亨利无法继续统治。教会在这场冲突中（1077年发生在卡萨诺）貌似取得了胜利，但对抗也标志著天主教会对欧洲社会的支配地位开始走向末路。从那以后，政治领袖们都对一个能让君主屈膝的教会满腹疑虑。因此，这一事件为宗教归属与社会归属之间的分裂播下了种子。
分隔教会与社会、并且驱使社会迈向世俗化的下一阶段发生在宗教改革时期。虽然宗教改革意在复兴和净化基督教，但这一时期的神学、文化和社会变革对于人们宗教情结的衰退起到了间接而长远的影响。这些有权威的改教家们拒绝了中世纪所流行的将教会视同国家上司的教会-国家关系论。反而认为，政治领袖们同样是在完成上帝的工作，而且是直接完成，不需要以教会作为仲介。这种对政治事务的新认识反映出在社会与文化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包含了一种更为积极的世界观。传统上，奉献于上帝的生活意味著退出世界；而现在改教家们则强调，基督徒更应该在世界之中服侍上帝。无论是作木匠还是作厨师，无论是作渔夫还是作农夫，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在他的整个生活中—包括在他的职业工作中—敬拜上帝。当然，这种观念层面上的变动也反映出人们生活中更为深刻的变化：具有独立意识的市民人口与日俱增；人们对于把握自己生活越来越充满信心，不再消极地屈从于黑暗的命运。
促成人们宗教情结衰落的下一个历史阶段就是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给欧洲中部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死亡人数估计达到800万。在现在属于德国的地区，大约有一半男性人口死于战争和与战争相关的疾病。虽然这场战争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但人们通常将它视为是一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信仰战争。战争的破坏性导致了对基督教的负面认知，人们不再相信宗教信仰有能力带来和平。这种对宗教的幻灭感深刻影响了接下来的启蒙运动及其对宗教的批判态度。从此，宗教一直被视为战争的源头，而不是和平的源头。
随著19世纪早期君主统治和天主教支配地位的恢复，现代主义者与保守的天主教之间的深刻对立构成了欧洲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态势一直维持到梵二会议期间（1962-1965年）：所有谋求政治解放的人士都反对教会，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敌人。十九世纪下半叶，随著教宗庇护九世的通谕《何等关怀》（Quanta Cura）及其附文《谬说辑录》（Syllabus Errorum）的发布，罗马天主教对现代主义的反对达到高峰。虽然新教教会更愿意接纳现代性，但罗马天主教对于一切自由观念的拒斥依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冲击，导致人们对建制型基督教的全面疏远。新教教会亦未能密切跟踪城市化和工业化之类的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我们应该悲伤吗？
有人质疑：这样一种衰退是否真的发生了。汉贝格（Hamberg，2018）指出，对衰落的假设是建立在对过去几百年来教会影响力的夸张评估基础上的。她对这种一般的假设—即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完全依附于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提出了质疑。根据汉贝格的观点，处于衰退中的只是基督教的某种特定形式，也就是主流天主教和新教的建制形式，而一种不受教会约束的灵性依然充满活力。汉贝格的解释得到了麦克劳德（McLeod）和乌斯托尔夫（Ustorf）所编纂的《基督教国度在西欧的衰退，1750-2000年》（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2003]）中一些稿件的回应，这些文章并不把过去几个世纪的变化看成是宗教衰退，而是单纯地理解地宗教变革或对基督教信仰的重新诠释。
拉森（Larsen，2018）从福音派的角度，同意建制型基督教的衰退并不意味着信仰的衰退。人们只是不再归属，并非不再相信。
灵性进步的基督徒还有着深刻的神学理由：在教会的衰落过程中，上帝的虚己、道成肉身和对世界的参与就能成为现实。自从马克斯?韦伯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世俗化”有着深厚的圣经基础。圣经叙事位于世俗化进程的起点，这一认识启发了像潘霍华这样的神学家们。他们呼吁建立一种较少宗教色彩的基督教，并且从非宗教的立场来解释圣经中的观念。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上帝更有可能显现于缄默中，而非声浪里（王上19）；藏身于强大表像的反面（sub specie contrario），而非强大表像的里面；临在于破碎之中，而非完美之中。许多基督徒渴望一个宏大、高效、强势和壮观的教会，这直接反映出一种传统的实力逻辑。对于大多数国家中茁壮成长的教会和欧洲正在衰落的教会同时构成挑战的，就是要发现上帝悄然临在于弱小的、脆弱的和边缘的群体中，临在于籍着艺术、歌曲、甚至流行的宗教形式所断断续续传播的福音中。
我们不需要对上帝过分担忧；不是我们要去拯救上帝，而是上帝要来拯救我们。回顾一下基督教的漫长历史，我们就会对基督教运动的波澜起伏和它释放资讯的灵活性感到惊奇。作为基督教群体，我们置身于同样的死亡和复活的运动中。我们不应该死抓住我们的教会，而应该准备好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