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革命家和小布尔乔亚（四）

那个春日的下午，伯克利阳光明媚，湛蓝的天空下，学子们背着书包，捧着书本匆匆忙忙奔走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之间。

麦蕾宁、瑞克和我在校园里边走边聊，我看到山下有个大圆屋顶的建筑，以为是博物馆。一问才知道是著名的伯克利实验室（正式名字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曾有多位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在那儿工作。我刚表达了一点仰慕之情，瑞克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他指着实验室，义正词严：实验室有不少研究人员是美国政府的帮凶，正在研究杀害世界人民的武器！

十年浩劫，让我对极左过敏，只要闻到“左”味就条件反射，顿时反感起来。再跟瑞克说话，就成了敷衍和抗拒，他之后的热情介绍，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们离开校园的时候，夕阳西下，校门口依旧十分热闹。一群拉美裔的鼓手在打鼓，鼓手和周围的听众随着快速的鼓点大幅度地晃动着身体；几个长发披肩留着大胡子的中年男人在一个标语牌的后面带着笑容大声调侃，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不要导弹，我们要鲜花。

瑞克执意要请我们去埃塞俄比亚饭店吃晚餐，那里没有餐具，用手抓饭。瑞克周到地为我示范，原来埃塞俄比亚的“餐具”是撕成小块的面饼，用小面饼去抓饭菜蘸汤汁。

在晚餐上，我进一步见识了瑞克的敬业，他继续给我补课，控诉法国殖民非洲的恶行，这一话题助长了麦蕾宁的谈兴，他俩你来我往热烈交换意见，我的注意力则在“抓饭”上，他们的声音遥远而轻飘，从耳边一掠而过。

发现我思想在开小差，瑞克转换了话题，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怎么看待中国修正主义的问题？我不耐烦了，顶撞他：修正主义？中国的商店需要有东西卖，人们不喜欢货架上没有商品，不喜欢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去排队买两斤青菜，年轻人不喜欢中学一毕业就去修地球，科学家更不喜欢整天扫垃圾洗厕所。如果改变这些是修正主义，那我喜欢修正主义。瑞克比我有修养，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分别的时候，他塞给我两份报纸，还嘟囔了一句中国革命必定胜利，可能这是他送给我的祝福吧。瑞克一表人才，礼貌和气，这会儿我有点同情他，跟海特街的流浪汉一样，他停留在过去的岁月里。真是可惜了。

麦蕾宁开车过海湾大桥时向我介绍，瑞克出生于富豪之家，父母为他设立了信托基金，每个月可以从中支取开支，他一辈子都不必为生计发愁，爱干什么干什么，因此他全副心身投入了革命。

我不能自主地哈哈大笑，看到麦蕾宁的不解，我解释道：你怎么不明白呢？真的革命了，就是要让他爹妈没有钱，没钱了，他革什么命啊！

翻开瑞克给我的报纸，看似一份民间小报，首版是一篇长文，批判中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那些英文词汇，我非常熟悉，三年的大学生活，天天接触的正是这些政治术语。勾起的都是灰暗荒诞的回忆。下了车，我把报纸随手扔进了海特街上的垃圾桶。

从海特街往南，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麦蕾宁外向的性格和流利的中文，让她在那一带的饭店里结识了两名华裔住院医生，不久便跟其中一位叫雷蒙德的医生擦出了火花，坠入爱河。雷蒙德不喜欢这个带点儿古旧的名字，让大家称他“雷”。

麦蕾宁急切地要让我见见她的恋人雷，雷的住所离旧金山大学医院不远。麦蕾宁约好了会面时间，我们按时到了雷的公寓，却发现公寓的门锁着。麦蕾宁熟门熟路地在门垫下摸出一把钥匙。

屋子里很黑，麦蕾宁打开窗帘，小小的公寓，有点儿凌乱，一看就是单身汉的宿舍，音响、电脑、自行车、滑板、滑雪橇什么的，随意散落在公寓各处。客厅里有个可容纳二人的旧沙发，一点也不诱人，我在公寓里走来走去，走到了厨房，冰箱上的一张纸吸引了我，上面写着：雷，你今天冒过险了吗？

这位挑战自己冒险的雷，引起了我的好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