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正兴致勃勃看Netflix的英国烘焙秀,秀中一名络腮胡子的小哥成了一周最佳烘焙师,笑得合不拢口。在掌声和祝贺声中,突然传来了杂音,隐约中似乎有人在呼喊,仔细听,好像是“Come help me”。再听,竟然来自卧室,吓得我不轻,赶紧往卧室跑,一边猜想是不是某人得了急病。打开门,果然是某人在黑暗中呼喊,连忙开了灯,一屋明亮,冲到床前,问他:你怎么啦?要去医院吗?
某人这会儿睁开了眼,喘一口气问我:你怎么才来?
我说:你出什么事了?
他揉了揉眼:哦,刚才我做噩梦,一直在呼救,可是没人帮我。
他从床上坐起来,跟我讲他的噩梦。他在睡觉,感觉有人在拉他被子(被子的确有一半快掉到地下了),他拼命想拉回来,却觉得有个人压在被子上,拉不动,于是就开始呼叫求助。他非常无辜地问我:我梦里的呼救你听见了?对不起,让你虚惊一场了。
还好是虚惊一场。年龄大了,虚惊十场百场都不是事了。
小时候,听到有人在梦里大喊大叫,觉得好玩,那是说梦话。我努力记住梦话,想在第二天告诉说梦话的人,可惜十有八九记不住。
十六岁我去插队,跟二三十个女孩子睡在一个漏风漏雨的木架子房里,听到不少梦话。那个木架子房在我们生产队的“地营子”。
我们屯子在黑龙江边,淘金辉煌时期,曾经是一个小镇,有酒馆饭馆杂货铺青楼洗衣房铁匠铺,住了不少居民。后来淘到金的赚了点钱的能跑的都跑了,只剩下没淘到金子,连车费都没有着落的失意冒险家、人老珠黄的妓女、一贫如洗规规矩矩的苦力。亏得那时候又从关内来了些闯关东的,这繁华过一时的小镇成了个村庄。屯子面对黑龙江,背靠一片山岭,周围都是森林,没多少耕地。
成立人民公社之后,我们屯成了一个生产大队,只能到离屯子较远的地方去寻找可耕种的土地。好在那时候,北大荒人少地多,随便跑到一块空地上,拖拉机耕犁一下,就成了生产队的耕地。可是因为生地头两年的收成不好,所以我们队就守着种了数年的熟地,并在那片土地附近搭了几间木头房子,成了“地营子”。到了耕种季节,壮劳力就离开家,住到离屯子三十多里的地营子里。秋天,收获完了地里的庄稼,大队人马再回到屯子里去过冬。
东北乡下男多女少,女人金贵,屯子里除了没出嫁的姑娘,没有单身的女人。寡妇、残疾人都被抢着娶回家。那些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人就不下地干活了,因此多年来,只有男人才来地营子。
上海知青来了之后,打破了传统,女知青来到了地营子。我们队知青多,200多个。于是二三十个女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很大,四面靠墙都是木板搭的大通铺,每个人只有一个被窝的空间,大家挨着睡觉。我的同屋多半是中学同学,因为我们中学“有幸”成为集体插队的试点,中学毕业后,整个学校的毕业生都被送到黑龙江边的一个公社插队,每个生产队有两三个班级。
我们中学地处上海较好的地段,原来的法租界,周围都是小洋房老公寓,因此学生的家庭背景也不那么无产阶级化,有不少同学出身于资本家、知识分子、高级职员。这些人家的孩子生活相对优渥,动手能力不强,为人处事比较拘谨。不少女孩子到了乡下,马上被视为“娇小姐”。
阿华就是这样一位所谓的“娇小姐”,她年龄较小,长得非常漂亮,身材纤细,白白净净,一看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到了乡下,风吹雨打,烈日暴晒,在地里常会听到她突然惊叫起来,因为看到了可怕的毛毛虫。不过,同学中这样的人不少,彼此也不排斥,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阿华比较敏感,城乡生活反差太大,受的刺激可能比我们大,到了半夜,常常会突然大哭大叫。一开始,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打开手电筒,围着她站了一圈,却发现她依然在睡梦中。被大家叫醒后,嘟囔一句对不起,又倒头大睡。她的夜半呼叫声相当频繁,后来我们都见怪不怪了,睡在她旁边的,被吵醒了,就推推她,她翻个身又沉沉睡去。
像她这样单纯的女孩,说梦话也没太大的危险。那时候的我,虽然也只有十六七岁,却非常害怕自己说梦话。跟我一起去插队的几个黑帮子女,我们经常在一起说“反动话”,所谓的反动话无非是骂骂造反派,或对社会不满。有时候,真怕在梦里管不住自己,万一骂得太开心了,骂出声来,又遇到不厚道的人,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幸好修地球的日子,把每个人修得一肚子怨气和怒气,别说梦话了,白天指桑骂槐的,甚至破口大骂社会黑暗的,越来越多。阿华的夜半呼声,却渐渐少了下去,不知是因为艰难的生活让阿华变得粗放了,还是因为已经习惯去忍受像噩梦一样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