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