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干警上门调查
应该是在1972年吧，当时我还在边疆农场“接受再教育”。好在我父母已经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在原来的大学家属楼里面分到一个单元的住房。
本来岁月静好，有一日却出事了。那天，家属委员会的干部带着两名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敲响了我家的门。被公安局找上门，真够吓人的。我母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把他们让进门。
那两名干警还算比较客气，把他们来访的起因说得很清楚（今天他们的后辈同行似乎素质不如他们，他们两位没有云山雾罩地吓唬人）。他们也没有贸然上门，而是与居委会先有些沟通，事先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了解到我家的人员状况，是完全清白、没有任何犯罪前科的。
那么，公安局调查的起因是什么事呢？是由一件斑斑血迹的白色衬衣而起。当时北京最好的洗染店，位于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的普兰德洗染店，收到了一件被血色污染的女性白色衬衫，顾客要求把这件衬衫染成深蓝色，遮盖住那些血锈色的污迹。
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一件脏不拉几的衣服，扔到垃圾箱不就完了，还用得着花钱去染色？那时候，人们都很穷，一个月工资才二、三十元，买这件府绸布的白衬衫，就花了不止十元，而且还花了至少六尺布票。而且这衣服并没穿多久，一点也没有破，怎么可能舍得扔呢？染成了更耐脏的颜色，还能穿好些年呢。
说起那个年代，普通百姓的警惕性，也是很高的。普兰德洗染店的职工，觉得这件白衬衫上布满陈年“血迹”，说不定和哪件血案有关。正好北京刚刚发生了一宗杀人血案，据说凶手十分狡猾，警方一直没有破案，或许这就是一个重要线索和物证......
于是，普兰德店的职工，就把这件血衣送到公安局，公安人员就顺藤摸瓜，按照洗染单上填写的地址，就查到我家来了。说白了，这件衣服是我从云南回京探亲期间，送到普兰德洗染店去染色的。因为我在北京探亲停留的时间很短，等不到去取染好的衣服。我就把取货单放到家里，等时间到了，让我家人去帮我把衣服取回来。
“血衣”从何而来
那么我为什么会送去一件“血衣”呢？容我细细道来：
我们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每天出工干活，常常一身汗一身泥。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干活时候穿的，另一套是不干活时候穿的。
道理很简单，我们去野山砍草或者干农活的时候，衣服上永远沾满泥土或者草浆。我们割胶时，一旦橡胶乳沾到衣服上，是洗不掉刮不脱的，干了之后就黑黑硬硬的永远成了衣服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并不不指望每天穿的工作服，能够保持清洁美观。通常大家下工回来，洗干净身上之后，就换上一套干净衣服。
女生比较要面子，割胶服一个星期至少要洗一次，多少保持衣服的柔软度和没有怪味。很多男生却从来不洗割胶服，里面一层一层的汗水，外面一层又一层的橡胶水，干了之后，那衣服变得又黑又硬，如同兽皮一样，也成了天然的雨衣。
我们连有四个昆明男生住在同一间宿舍，土墙上钉了四个大钉子，专门挂他们那又脏又臭的割胶服。这四位男生高低胖瘦各不同，常常看见矮胖那位，穿的衣服拖到膝盖，高的那位裤子吊到半腰，胖的那位系不上扣子，瘦的那位从后面看好像是个衣架。
一问他们才知道，凌晨3、4点听到割胶的哨声，他们只是随机摘一套衣服穿上，黑灯瞎火的，抓住什么算什么，而且谁也看不见谁。反正住在一起，谁也不会嫌弃谁。
我刚到云南时，还不懂衣服要分出两类：出工的和在家的。我的新旧衣服混着穿，所以很快就没有了一套体面的衣服。
第一年我在林管班，常常会去砍山。我那时只有四十多公斤，而且臂力甚弱，拿着砍刀去砍树，像给树梳头一样，是从来砍不动大枝子的，我那砍刀只能砍草。有一次终于遇到好机会了，见到了一大片野芭蕉林，我的砍刀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芭蕉树的树干虽然很粗，但都是水分纤维，好像超级粗的大葱，大砍刀挥过去，只听见“咔嚓嚓”的声音，芭蕉就齐齐地被砍断倒下，那个感觉实在很爽。
可是过了一、两个星期，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当时穿了一件雪白的府绸衬衫去砍草，和其他人相比，我算是干活清爽、不沾泥带水的人。常常在爬山越岭、钻山过河之后，衣服仍然保持干净。在痛砍芭蕉时，虽然溅了些汁水，但当时那汁水是透明的，与雨水没有区别。不过，到衣服洗过之后，才开始看见了点点片片暗红色的污渍，这令我十分恼火。一问老职工才知道，芭蕉水溅到衣服上的时候虽然透明无色，沉淀之后却变为暗红色。这样我唯一的一件体面衬衣就报废了。
母亲训斥来访干警
后来想到这件衬衣还是半新的，没有什么磨损，就带回北京，想送到一家洗染店，把它染成深蓝色。当时我把衬衣送到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最有名的普兰德洗染店。店里的职员告诉我需要等一个多月才能取，我在北京的探亲假期有限，就把取货单子留给母亲，母亲会在到期时帮我取回，等有其他同学探亲回农场时，再把这件衣服带给我。
这种不干不净的衣服，在农场已经司空见惯，大家天天穿的出工衣服，没有一件是干净像样的，没有露肉就算很体面了。不过，在八、九千里之外的北京，没有热带那种芭蕉树，即便有几棵，也当宝贝似的护着，哪有可能大刀阔斧痛下杀手呢。在地大物博、南北风物迥异的中国，人们没见过的稀罕事多了去了，北京没人知道芭蕉树的汁水会变色。
加上当时全国人民头脑里都紧蹦着阶级斗争这个弦，于是，这件衣服就被送去公安局了。只是我不懂，公安机关怎么连鉴别血液的工具也没有呢？或者，依靠群众比依靠科学鉴定更重要？
全民破案当然也有成功的前例，就也让基层的群众也很有积极性和参与感，这应该也是好现象。而且公安人员很掌握政策，他们接到报案，先透过家属委员会，了解我家的状况，然后才上门求证。碰巧北京当时正有一宗杀人血案，一直没有破案，他们急于立功，我这件衣服就算是撞到枪口上了。
我妈妈一开始还沉住气，想听他们说出来访的原委。她很担心我在路上或者在边疆出了意外。等一听明白公安局干员的陈述，立刻“气就不打一处来”，激动地数落起来二位警察同志：
“你们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吃香的喝辣的（就差说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我女儿才十几岁，就被送到蛮荒的边疆砍山涉水，她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天天四十多度高温，要吃没得吃，要喝没的喝，病了没人管，死了往山上一埋就完事。荒山野岭原始密林中，到处都是毒蛇、毒蜂、毒蚊子、山蚂蟥，孩子天天被咬得体无完肤。那种穷山恶水，缺医少药的、找不到医生来处理伤口，衣服上当然会血迹斑斑的。
孩子拿件衣服染个色，你们就怀疑上了，有这个警惕性，怎么不向上级好好反映情况，解决知识青年的实际生活问题。”
据说家属委员会的人，一听我母亲发起牢骚，想起她的孩子也在乡下，立刻跟着我母亲一起数落公安局的干员，说他们正经事不干，群众的实际困难他们不反应、不解决，就会一惊一乍地吓唬老百姓。
干警道歉，关心同情
公安局的两位干员非常尴尬，不敢再多问一句，乖乖的听我母亲和家属委员会大妈一起大发怨言。他们显然也多少知道一些下乡知青的苦难，马上见风转舵，连连道歉，说他们调查研究工作没做好，让群众受委屈了，还表示对我和我母亲十分同情。后来干脆也转变了立场，说出了和报纸上的革命口径完全相反的话，跟着两位母亲的话题说：“这上山下乡的事，真应该多听听群众意见，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总得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
后来，听说我妈妈去普兰德洗染店取衣服时，店里连染衣的钱也没收，店员还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对不起，让您受惊了。”
在那个年代，虽然上边“左”得没边，口号喊得离谱，可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不管是商家还是警察，都很有人情味。妈妈给我讲这段的时候，我听得心里暖暖的，可还是埋怨了几句：“您也太夸张了，不过是芭蕉水，哪有那么恐怖”。
妈妈回答说：“你自己倒是没诉苦，可是回来时，都能看见你胳膊和腿上到处是伤疤，衣服常常和伤口粘连在一起，我哪里知道还有芭蕉水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