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 4 月 16 日凌晨，柏林东部许多地方的平民被远处滚滚的‘雷声’惊醒。震动如此强烈以至于电话自动响起，照片也从墙上掉了下来。女人们慢慢地从她们的公寓里出来并彼此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神。她们几乎不需要说话。在东边六十英里之外，期待已久的苏军攻势终于开始了。
苏联元帅朱可夫指挥的150万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奥得河西岸的桥头堡蜂拥而出。面对他们是陷入困境的第三帝国绝望的残骸：主要是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人民冲锋队的老弱，来自德国空军的学员，和一些强化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党卫军。他们几乎没有弹药，大炮几乎没有炮弹，剩下的几辆装甲车也燃料不足。然而，德国国防及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奥得河的防线是一堵墙，“亚洲的乌合之众们”会在这堵墙之前碰的粉身碎骨。投降是不可能的。希姆莱刚刚发布了命令，在展示白旗的房子里发现的任何德国男性，都会被就地枪决。宣传部门组织了涂鸦队，他们穿着平民的衣服，画着：“我们永远不会投降！”和“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儿童免受红色野兽蹂躏！“这类的口号。
继续战斗下去的论点主要基于戈培尔自己对敌人暴行的恐怖宣传，但是这一次被证明这种宣传并不夸张。1944年秋，苏军第一次进入东普鲁士，在被德国反击击退之前，他们将内默斯多夫地区的村庄夷为平地。迅速进入战区的戈培尔手下的摄影队，拍摄的被醉酒的红军士兵所强奸和杀害的妇女和女孩的尸体，在纳粹的新闻短片上是如此骇人，以至于许多女性认为它们被宣传部门严重夸大。但是，在 1945年1 月下旬和 2 月初，在苏军对东部的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主要攻势之后，穿过柏林的难民讲述了一个可怕的，大规模的强奸、抢劫和谋杀的故事。然而，许多柏林妇女，虽然相信这样的事情在农村和孤立社区确有发生，但是却拒绝相信在首都的公众视野中大规模强奸的可能性。其他的，越来越紧张的妇女们，则开始迅速指导年轻的女儿们在万一最坏的情况发生时，该如何应对。
当时的柏林有超过 200 万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希特勒拒绝了任何疏散他们的想法。这是当时的纳粹政权典型的疯狂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希特勒拒绝相信柏林军事指挥官所说的，城里还有12万婴儿，并且没有牛奶的供应。自觉或不知不觉中，希特勒似乎模仿了斯大林的拒绝所有平民从斯大林格勒撤离，从而迫使他的军队更勇敢地保卫这座城市。
这本日记出自一位 34 岁的记者。开始于1945年4 月 20 日星期五，即炮击开始四天后。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纳粹旗帜在市中心残破的大厦上升起。白天，是美国空军的空中堡垒，晚上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他们摧毁了城市 90% 的建筑物。为了宣扬希特勒的荣耀而立的标语牌宣称，“柏林的战斗之城向元首致敬” 。连希特勒的军事参谋都不知道战斗已经多么接近，苏联坦克部队已经冲破了德军的防御工事并开始包围城市。而就在当天晚上，来自远程大炮的第一批炮弹降落在了城市的北部郊区。
这本日记，包括两本练习本和一本布封皮的笔记本，只记载了两个多月，到1945年 6 月 22 日。这一时期涵盖了轰炸、大多数地区都经过的短暂巷战，希特勒于 4 月 30 日的自杀，5 月 2 日最后一批抵抗的投降，然后是征服者占领这座城市。
这本日记的英译本于 1954 年首次匿名出版在美国，次年在英国由 Seeker & Warburg 出版。德语版五年后出现在日内瓦，并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议，有人指责它“污蔑”德国女性的荣誉。在男权盛行的战后时期，强奸和为生存而存在的(与征服者的)性合作是禁忌话题。
2003 年，德国最出的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在他的《不一样的图书》系列丛书中收录了新版的《柏林的女人》，并亲自添加了后记。后来人们发现，日记重新出版是因为日记的匿名作者于2001年6月去世，享年九十岁。在经历了以前日记出版所带来的风波之后，她不想在她的有生之年看到这本日记的再版。然而就在日记再版后的几个月，知名记者和批评家，扬斯·比斯基(Jens Bisky), 声称他发现了这本匿名日记的作者，她的名字叫玛塔·海勒(Marta Hiller)。恩岑斯伯格对此非常愤怒，他指责比斯基是一个“丑闻记者”。虽然新闻界同意比斯基，也认为海勒就是日记的作者，但是唯一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海勒的遗稿管理人马利克，却从来没有证实过这个推测。比斯基也质疑日记的真伪，但是一位熟悉那个时代个人文献的编辑，克姆保斯基，经过对所有原始文档和初稿的仔细调查，认为日记不是伪作。
对这本书产生怀疑态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假的《希特勒日记》丑闻之后。50年代的畅销书《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封信》(后简称为《斯大林格勒》), 在出版40多年后被发现是虚构的。在1999年第一次阅读这本日记的早期版本时，我本能地将我的反应与我五年前读过的《斯大林格勒》进行比较。五年前读《斯大林格勒的》的时候，我很快就感到不大对。那些信件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一封很煽情的信，是关于一位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钢琴家，他的手指被打断了。当我能够将已出版的书信集与德文和俄文档案中来真正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信件进行比较，我就确定它们是假的。然而，我对《柏林的女人》的任何怀疑很快就被抛弃了。因为真实存在于大量仔细观察的细节中。 当时的匿名日记作者的观察和记述具有如此的一贯性和原创性，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也很难用她的眼光去重述整个事件。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柏林所发生的事件，我在自己的研究中积累的其他书面和口头记录，也印证日记没有虚假。当然，有些记述是在事件发生后的重述，但几乎所有发表的日记都是如此。
质疑日记真实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文学价值。 它所勾画出的图景常常令人震惊。 例如，作者描述了年轻的士兵“像一些野蛮的装饰品一样戴着他们的弹药带”，人们甚至怀疑它的结构是否合理。这本书的所有主题都在4 月 20 日，第一篇日记中被提及。被困在柏林的平民没有了有意义的新闻来源，但他们知道有关西线的美国人已经到达易北河，对他们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的命运正在滚滚而来，来自东方”，她写道。 “它将改变气候，就像另一个冰河时代的到来。“，然而“人们不再使用‘俄罗斯人‘这个词，它拒绝通过我们的嘴唇。“ 她还记录说，人们完全改变了’拥有‘这个概念，“人们不再清晰的区分自己和他人的物品”。她发现了一封给以前房客的情书，“一封满怀激情的情书，我把它冲入了厕所 （多数时候我们还有自来水）。内心，伤痛，爱情，欲望，听起来都如此遥远。显然，一个复杂的，能区分爱情的生活需要一日三餐。在我写这些字句的时候，我所有的心思都在我的肚子。所有的思想和情感，所有的幻想和希望，都从食物开始。” 那天早上在面包店外排队时，她听到有关苏联红军在西里西亚通过饥饿而减少人口的谣言。她也认识到由于缺少电和煤气，现代的便利设施，比如电灯，炉灶和热水器，都变成了废物。这一刻我们在向时间倒退的方向前进，变成了洞穴居民。”很快，他们都在掠夺商店和店铺。迫在眉睫的苏联进攻和纳粹政权的瓦解使社会分崩离析成基于每栋建筑的社区。“
作者的个性在她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与纳粹完全封闭的整齐划一的思想相反，她是自由和开放的。 她不喜欢该政权盲目的仇外心理，和那种军事化的男子气概。 二十多岁时，她曾游历欧洲各地，甚至访问了苏联，在那里她掌握了基本的俄语。 在红军到达后，这一专长就变得至关重要。 公寓楼的每个人都向她求助，以避免被通常喝的烂醉的士兵的蹂躏。这就让她往往置身于第一线。 除了她的勇敢和坚韧，她的记述也揭示了探究的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坦诚之间密切的关系。这个特质使得日记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是她的“地下室氏族”成员的杰出观察者，所谓“地下室氏族“是公寓成员们从地上生活转移到地下公共防空洞中所形成的类似“穴居人“的奇怪的社区。他们在水桶和其他所有形式的容器中装满了水准备灭火，但是，如果上面的建筑物被烧毁的话，这样的预防措施将无济于事。
但最大的恐惧是当俄罗斯人到来之后。 一个“穿着灰色长裤，戴着角质框眼镜的年轻人”，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希望能避免红军士兵注意的女人。 其他年轻女性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又老又脏，有些徒劳地希望能藉此抵御色欲。
尽管如此，柏林人的黑色幽默还是时不时的会显现出来。 圣诞节前，他们曾开玩笑说节日的礼物：“送些有用的东西，送一口棺材“。另一种俏皮话是，”乐观主义者在学习英语，悲观主义者在学习俄语“，但是这个很快就过时了，因为苏联军队已经包围了柏林。
对纳粹政权的尊重随着它不再能对其国民提供保护而坍塌。 配给卡片可能仍然盖章，但那不过是出于官僚主义的习惯罢了。 尽管一些顽固分子依然宣称他们对希特勒有信心，但是甚至他们也不再提“元首”了，而是只是以“他”来指代。 宣传部门所宣称的胜利和光明的未来再也不能愚弄任何人; 然而，即使不合逻辑，许多人仍然受到那个强大的人类向往所折磨，这个向往就是希望。 日记的作者是实际的。 她瞥见了几名德国士兵。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前线人员——他们个个都老了。 一辆由波兰小马拉的马车，在雨中蒙着黑色的雨布，车上拉的是干草。 看起来哪里还有什么闪电战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