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听到我声音的亲人和朋友，你好吗？我是三小姐晓鹂。
今儿是母亲节，所以我先祝所有的母亲安康快乐。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我妈了，现在的疫情这么反反复复，我也不知道下一次回国是什么时候。虽然每周都会打电话报平安，我也会做节目，可是心里还是很愧疚。就像毛不易写给他母亲的那首歌《一荤一素》里面说的：“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她有没有哭。”而今，我想回头却已是山高路远，身不由己。我还是翻出多年前我写的文字来，跟你说一说我母亲的故事。
母亲是感情非常内敛的人，她说是因为自己受了传统教育，不能喜怒形于色。可我以为这与她的职业有关。母亲是老师，一位成功的老师。从十八岁参加工作直到病休，母亲连续作了三十几年的优秀教师，四十岁上就被评为国家小学特级教师。对此，父亲总是毫不掩饰地夸奖她：“你妈教学生真正有办法！我至今都想不通，她既不打又不骂，为什么无论多坏、多调皮、多捣蛋的学生，在她那里都会成为好学生？！”
母亲在回答这个疑问时这样解释：“很简单，对学生要有耐心。要求要严，但要尊重学生，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打骂学生，要随时表扬学生，哪怕只进步了一点点，比如说多考了零点五分、字写得整齐了、一整节课没交头接耳、第一次举手发了言、家庭作业得了满分等等等等。还有，就是让所谓的坏学生担任小组长、卫生委员、体育委员之类的职务，让他们意识到只有约束自己才能管理别人。”
这无疑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条经验。母亲曾经一个人带过一个由全年级倒数的学生组成的一个班，八十人，她承包了语文、数学、美术、音乐等所有功课，每天从早跟到晚，每节课都是她讲。一学期后，这个班在全县会考中名列第二，语文平均九十六分，数学平均九十八点五分。我知道，这个辉煌的成绩，是母亲披星戴月辛苦得来的。那时候，我才三年级。每天放学后，有时一个人，有时与二姐一起去接母亲，她的学校离家三里。我们经常陪她批改作业，她改，我们负责用砖头压平卷了边的作业本，直到天黑。有时天黑了还没批完，我们便把作业背回家。那时我跟母亲睡。睡下后，母亲还得备课。于是，总有那么一个印象，眼睛睁开，就能看见母亲灯下的背影。那时，母亲顾不上做家务，晚饭总是吃面条——父亲只会煮面条。我第一次洗衣、做饭便在那个时候。
当然，母亲的辛苦没有白费，她带的学生个个成为好学生，她带的班个个成为优秀班集体。她的同事但凡遇到无法管教的学生、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律找她。年级的、全校的、全学区的、全县的、全地区的公开讲学成为家常便饭，有时，台下取经的老师比上课的学生还多。学生对她更是奉若神明。关于这个，有一个笑话：她带了三年的一个学生，升到四年级换了班主任（母亲常是一二三年级循环），回家对他妈妈哭着要留级，要找母亲，说：“我们班主任丑死了，课间还去上厕所！”——其实，他的新班主任是个漂亮的年轻女教师。不光学生，家长也无一例外地信奉母亲，挤着往母亲的班上报名，无不以她是自己孩子的班主任而自豪。走在街上，三步一停脚两步一回头，打招呼的都是新新旧旧的学生家长。
母亲是个成功的老师，不仅因为她教学方法得当，更因为她对学生的平等。我的启蒙老师便是母亲。一年级的我还很顽皮，仗着母亲是班主任的缘故，多少有点儿无所顾忌。那次上数学课，做完了课堂作业的我无所事事，左一下右一下骚扰同学，母亲敲了我的桌子警告，我收敛了几秒钟又想出了新花样，把手里的钢笔拆开，肠肠肚肚摆了一桌，墨水涂得到处都是还不尽兴，继而把笔帽挂在额前的刘海上，摇来晃去荡秋千。这下，四周的同学都被逗笑了，课堂纪律开始松懈。母亲怒极，二话不说，一把提起我就扔出了教室，摔了一个屁股蹲的我又羞又愧又怕又伤心，哼哼唧唧地呜咽着，不敢自己回去只好偷眼看教室，只见里面一片肃静，只有母亲走动的脚步和偶然讲解问题的声音。那次后，上课时我再也不敢贪玩，而班上乃至全校最调皮的男生在母亲面前也不敢高声大气。
然而，母亲对学生从来是宽容、有爱心的。她带的班经常是一年级新生，尿裤子的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那种时候，她总是把羞愧或胆怯的学生带回办公室，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干净衣服，再和蔼地告诉他们，以后想上厕所一定要举手告诉老师，不要害怕。那时候父亲逢年过节才回一趟家，母亲忙完了学校的工作还要忙家务。可是，她总是忙里偷空去学生家做家访。那时候没有车，学生又来自周围各个村，她去家访一趟就得翻山越岭，花去半天功夫。可是，每一个学生家她都去过。家境清寒的和调皮捣蛋的学生家还不止一次，又送东西又送文具。我从来没听她叫过苦，只是偶然会感慨：“这个孩子可惜了，家长太不是东西！”或者，“今天我才知道他天天迟到是咋回事了。”
当然，母亲也是一个非常精心的妈妈。外公家是地主，母亲未嫁时吃穿用度非常宽余，上师范的时候，带着银馒头去交学费、伙食费或日常花销。可父亲家贫，婚后母亲与父亲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学会了挑水、做饭，自己裁剪、翻新、缝制全家大小的单衣、棉衣，成片成片糊鞋面，一针一针纳鞋底。记得一年初春，天气比往年热得早，我穿的还是棉鞋。晚上睡觉前，我看到母亲在纳一双小鞋底，第二天早上睁开眼，一双新鞋已经放在我的枕边。诸如此类连夜做鞋、缝裤、织毛衣的事，常有发生。母亲的女红做得很好，挑、刺、绣、织、钩样样精工。她可以依着画出来的图案绣花样，构图和色彩都很别致，不像喜鹊闹梅、红双喜或一对花瓶那种传统的样子，村里、亲戚里年轻姑娘做嫁妆的时候，常来借她的花样准备枕面、被罩什么的，有的花样传来传去还回来的时候已陈旧甚至破损。
关于这个，有件事我一直记得，那是大姐上高中的时候，国庆时被选中去跳新疆舞，服饰是从文化馆借的。可不知怎么回事，回到家才发现居然丢了一件小坎肩。姐姐急得直哭，老师也说无能为力——总共就那么几套衣服。于是，母亲一面安慰姐姐，让她安心彩排，一面熬夜做了一件小坎肩，镶了金色的边，绣了艳丽的牡丹花，竟把其他几件都比了下去。演出那天，姐姐穿着母亲做的小坎肩，漂亮极了。由此，自己便缠着母亲要学刺绣，可功力终究不济。我最喜欢母亲绣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鱼翔潜底”和“蝶恋花”三幅图，曾依她的花样做过，给小猪月子里用的小枕头就是“鱼翔潜底”中的一条鱼，可还是没原样好看。如今，做十字绣成了我放松自己、平复心情、消磨时光的一个兴趣。
也许是职业习惯，母亲对孩子们要求很严，至今我们都说家里是严母慈父，在父亲面前可以随意开玩笑，在母亲面前却不敢轻易放肆。母亲极少责骂我们，有一次却是例外：那是我六七岁的时候，随大姐、二姐去抬水，路过村里的果园，正是果子成熟的季节，枝头红艳艳的苹果着实诱人，我们抵御不住诱惑，一个放风，一个上树摘，一个树下捡，共同参与了这场偷猎。回家后，怕母亲发觉，把苹果藏在炕头的抽屉里，用书本、废纸、棉花等捂住。然而，苹果的香味丝丝缕缕透出抽屉，荡漾在空气里，如何瞒得过母亲？！她让我们在床前站成一排，责问苹果的来源。当我们吞吞吐吐说出实情时，她怒了，黑着脸叫大姐取来教鞭，命令我们伸出双手，一声不吭地挨个打手心。我们自知做了错事，不敢哭不敢逃也不敢申辩，只有咬着唇忍着。这件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不敢偷东西。
母亲对我们要求虽严，对他人却很宽容，更是有名的孝子。当初奶奶患了子宫癌，已经无法医治。母亲瞒着我们给她清洗，尤其是内裤，常粘满脓血，又腥又臭。她不敢拿到大家常洗衣服的河边去，每次都走得远远的，去没人出没的地方。然而，无论洗多少遍，衣服上的异味都除不去。每洗一次，留在手上的异味久久不褪，那日的饭也必定是吃不下的。可母亲从没抱怨过。偶然被村里人碰见，她们在惊讶之余叫着母亲的小名感慨着：“要不是亲眼看见，谁会相信你一个国家干部，干这种一般农村妇女都不愿意干的脏活！你才是个真正的孝子！”过年的时候，奶奶由衷地吩咐喜话给她：“将来你要得个孝顺媳妇。”——想来奶奶不知该怎样表示内心的感动，才会在这种时刻，以这种方式来表达。那时候生活苦，哪怕是一颗水果糖，母亲都会留给奶奶。常记得每顿饭母亲先给奶奶盛，仅有的几块肉臊子都藏在奶奶碗底。除了奶奶，她就是照顾孩子们。所以，有一次说起童年，大人们都说苦，我却说：“不苦啊，我一点儿都没觉得苦。”母亲便笑了：“你哪能知道苦？再苦再穷都是大人担着，哪能苦了你们孩子啊？”那一刻，母亲脸上泛起了自豪的喜悦，我却心潮澎湃，难以平静。
母亲做了一个称职的老师、妈妈、和媳妇，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在我的记忆里，母亲，针剂是一打一打地开，西药是一把一把地吃，汤药是一碗一碗地喝。家里的炉子上常年熬着中药，药香弥漫在空气中，也沉淀在记忆里。那时我还小，常常迫不及待地等药熬完，好捡里面的枣子吃。那些枣子煮进了药香，甜中带苦，别有一番滋味。也会在母亲吃丸药的时候，讨一点儿来尝。在我是好玩，根本意识不到母亲身受的苦楚。就在她病休前后，母亲身患八种疾病，以至于大夫完全无法下药，这一味妨着那一种的病，那一味影响这一种的病，只好走中庸之道，以求病情不要恶化。
然而，母亲却是开朗豁达的。母亲嗓音很美，唱歌、唱戏都动听。在台上，她演过新剧《小二黑结婚》里的小芹，也扮过古戏里的小姐、丫鬟、老夫人，大家都夸她扮得角色真实。比如，她扮演《火焰驹》里的李老夫人，在《法场》一折里哭别儿子，每次都真的失声痛哭，卸装后眼睛还红红的。那时候，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嘘声一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没见过母亲流泪，除了奶奶去世那次。在她的影响下，生活的艰辛在我的记忆里基本不存在，记得的都是形形色色的脸谱、花花绿绿的戏服和抑扬顿挫的唱腔。
外公家是大地主，母亲的几个姐姐也都嫁了大地主。据说，当初，二伯父求过二姨，三伯父求过三姨，都被外公回绝了，说：“喜欢唱戏的人家里出不了真官。” —— 在戏台上皇帝大臣、文武百官都扮，出成了假官。我想，除此之外应该与我家三代贫农有关吧？后来母亲嫁父亲的时候，外公已经去世，地主也不吃香了，当老师的母亲被正是军人的父亲吸引，终于作了王家的媳妇，还随着父亲上台表演，扮尽了公主、夫人、小姐和丫鬟，甚至女扮男装反串角色。倘若外公有灵，不知做何感想？
我曾好奇地问过母亲为什么会嫁给父亲。父亲看了一眼母亲，开玩笑说：“你爸我长得帅呀！”母亲也笑着说：“是真的。你几个姨都比我长得好看，小时候顽皮斗嘴，都笑话我是丑八怪。我便想着，要找一个最标致的女婿。”我见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果然英气逼人，可我不太相信，母亲哪里是仅仅以貌取人之人？果然，后来她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姊妹五个都是姑娘，两个舅舅不是你外婆亲生的。你外公临死前把你外婆交给了我，要我养老送终。我得找一个家里兄弟多、不会被拉夫的。”——父亲兄弟四个，果然多。外婆也果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由父母亲养老送终的。
我难缠，又问父亲：“那你那么帅，怎么会娶了我妈？”心里想：我妈不怎么漂亮呢。不是说男人都喜欢漂亮女人的吗？父亲一本正经地说：“我还没见到你妈的时候就中意她了。当初我自己没念成书，就打定主意要找一个上过学，受过教育，有稳定工作的。所以，你三爷介绍你妈情况的时候，我一听就喜欢。又是当老师的，受人尊重。再好不过！我和你妈只见了一面就结婚了。”现在看来，算是一见钟情了。
父母的婚姻虽然是传统的媒说之言，但他们的爱情却一步一个脚印。他们的浪漫，与现在的年轻人大相径庭。父亲当时还在服役，只能鸿雁传书。提起这个，母亲又笑了，说那时年轻，把信里写得好的地方用红笔划出来，加上评语，又逐字逐句地修改错别字，然后再寄回去给父亲看。母亲说，那些信都被她用红丝带扎着，一捆一捆地压在箱底。可惜后来文革中，母亲因为教书太好，被打成了“学习资产阶级教育方法的急先锋”，隔离审查。父亲正相反，被评为“学习毛主席思想的积极分子”，在县里开表彰大会。母亲怕连累他，嘱咐他把信都烧了。
父母那一辈人是传统的，感情内敛而含蓄，走在路上连手都不好意思拉。他们更甚，连结婚照都不好意思自己去，而是和另一对新婚朋友一起拍的。一张照片上有四个人，两对夫妻。母亲出身地主家庭，却没有物质观念，结婚的时候，父亲还没有退役，只领了证，家人简单吃了个便饭就算完事，连结婚的新衣服还是母亲出钱置办的。父亲总说这辈子亏欠母亲太多，对她非常尊重。这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从来没红过脸、吵过架，他们总是和和睦睦的，平日里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亲切而温暖，让我羡慕之极，也使我对婚姻和家庭充满了信心和向往。
父母俩人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一生经济都不宽余，却时常参与公益事业。二十年前，家里的陈年老帐还没还清，村里提议着要修学校，父母热烈响应，加入筹备组，捐出了所有存款。父亲又执笔写了倡议书，四处奔走，八方呼吁，终于在两年后落成了三层楼的新校舍。后来，父亲电话里热切地说，他牵头筹了一笔款，准备扩修前年被火烧毁了的戏楼，也同时加固一下进村的公路。现在，新戏楼又宽敞又大，密封也好，还有后台，比当年四处漏风、破破烂烂的旧戏楼可好太多了！
退休后，除了唱秦腔，父亲开始做两件事：练书法，准备出书。他是个有心人，保留着所有从参军到退休的日记。所以，开始准备写书的时候，材料是现成的，故事是亲历的，人物是眼见的，一路写得很顺利。仿佛只是回头把一生的日子，用文字的形式又走了一遍。他那本书叫《随感录》，我把里面的散文录了出来，单独放成了一个专辑。你若有兴趣，可以去翻来听。
退休后，母亲也只做两件事：休养身体，照顾父亲。父亲那一辈人，是不下厨房、不干家务的。母亲一生都在照顾他。父母亲结婚五十九年，接近一个甲子。两人相互扶持，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父亲走了，留下母亲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可她哪个孩子家都不去，她说她要守着家，守着她和父亲的家。
母亲八十周岁了。每一次打电话，她都会感慨，说：“你太远了，太远了！只能啊听听你的声音。”唉，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去看看她呢？
想起父母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把老二带回家，亲自抚养。那时孩子很小，每天都需要抱着哄她睡觉。母亲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常唱的一首歌叫《采花调》，是当地的一首民谣。我不记得所有的歌词了，但那个曲调非常优美。孩子曾经说：“妈妈，你要把这首歌给我教会，我将来好哄我的孩子呀。”
老妈，今儿是母亲节，我唱两句给你听。我也不知道我唱的对不对。要是不对，你再教我。“正月里采花无哟花采，二月间采花花哟正开，二月间采花花哟正开......”是不是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唱下去，一直唱到腊月？今儿是母亲节，再说一次：“老妈，节日快乐！”
也祝每一个听到我节目的人和你的母亲节日快乐。好，我们今儿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