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太看好蒋雯丽的演技，主要是她的笑总是让我感到不那么自然，其他还好。与饰演男一号刘北伐的王志飞相比，蒋雯丽饰演的郝玉兰在人物魅力上并不逊色。可我觉得这是因为编剧编的好，好的剧本确实可以成就一个演技一般的演员。
《花儿与远方》讲的是山东沂蒙山老区妇女赴新疆的故事。新疆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开始开荒种地，屯垦戍边，一边建设，一边剿匪。为了稳定军心，让屯垦戌边能够坚持下去，新疆军区去内地招了很多女兵。因此就有了《花儿与远方》的故事。
为了不剧透，我就不说剧情了。只说说看到不到一半时的一点感受。
朴实的人更容易得到幸福，欲望低的人也容易感到幸福。战后的那代人之所以特别能吃苦，是因为有更苦的生活做对比。之所以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年代，能活下来就已经觉得很幸运了，所以即使住地窝子，啃窝头，靠人力开荒种地也不觉得有多苦，而且还能苦中作乐。尤其对这些本来就是农民的军人来说，这些苦是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就是靠这一代吃苦耐劳的人，才打下了共和国的经济基础。那时的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全身投入，都努力把工作做好，那股劲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剧中的团长夫人，团部协理，为了给战士们牵线搭桥，也是像自己的事一样，一心朴实地努力工作，做不好就寝食难安。我之所以认为这个电视剧很有时代感，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工作态度和热情与我母亲告诉我的一样。那些女战士和我母亲是同龄人。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也能让人感觉生活充实。看着在自己的手上，通过自己的劳动，戈壁滩被改造成良田，地窝子变成成片的房子，那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是坐享其成的富二代永远体会不到的。
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在今天能走到一起，结为伴侣的很少了。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成为夫妻成为挚友的并不少见，因为决定亲疏的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人品。
革命队伍里也有人品不好的人，反革命队伍里也有人品好的人。人品基本和政治立场及政治观点没啥关系。
这让我想起根据傅彪父亲真实经历改编的电视剧《五湖四海》，一个出国留洋回来的国民党军医，一个农民出身的解放军连长，两个性格、经历、文化差距巨大的人，最后成为了一辈子的朋友，不是因为政治立场和什么观点，而是两个人光明磊落、诚实正直的品质。而那个自私的战友，则与他们越来越疏远，最后变成了陌路之人。
跟那些没什么文化的普通人打交道，会让人变得简单，直爽，而和文化人打交道，则会让人变得复杂和含蓄。文与质都不可偏，偏了就不正常。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透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山东人以倔和直，容易认死理，犯拧，嫉恶如仇而知名。这样的性格在战争年代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的一面，但在在平时就很折磨人，所以性格也具有两面性。剧中的郝玉兰就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直爽，小小年纪就参加了民兵，打过鬼子，打过国民党。因为新婚不久的丈夫被国民党炮弹炸死，因此恨透了国民党。所以郝玉兰身上既有英雄气概，又有认死理的拧劲。好在郝玉兰心地善良，她那颗心总是为别人着想，因此受折磨的总是她自己。
一个有领导力的人不是靠嘴皮子，而是靠无私的人格魅力。不管什么时候，有担当，有责任感，私心少的人都是受人尊敬的，虽然也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说。
爱恨情仇，人皆有之，人性皆如此。所以，我对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深受迫害的人仇恨共产党完全理解，对那些跑到台湾区的国民党后代仇恨共产党，仇恨大陆也是能理解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当然，如果能放下这些历史恩怨，我会更加尊敬他们，佩服他们。
关于十万妇女下天山的历史背景，我的一个网友，兵团二代在她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很好的记述，我转过来，算是一点可信的历史资料吧。她的这个小标题叫《那时的爱情》。网文链接在此：http://yuexin.xjsite.com/article/697.html?from=groupmessage
“在新中国的礼炮就要奏响时，1949年9月25日，原国民觉将军陶峙岳率部起义，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部分兵在新疆也称为老九或是925兵。
起义前，陶峙岳将军是新疆警备总司令，他是一个具有“袍泽情深”讲究义气的军人。部队起义后，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那些随自己守卫边疆、征战多年的部下如何安置？不能让他们无家可归，游离失所呀！然而在新疆安家落户，困难很多，谈何容易。他想得最多、最好的办法是发点钱，给点路费，把大家遣散回老家。到底如何安置自己的部下，陶将军还没理出个头绪，他的10万将士就被整体编入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22兵团，他任22兵团司令员，他的好友赵锡光任副司令兼第9军军长，部队除番号改变外，原建制和官兵没变，排、连、营、团、师的行政长官只有晋升没有降职调离，部队没有散，只有每个连、营、团从老部队派去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委员。22兵团26师近万名官兵，从解放军抽派去的政工人员只有300来人。部队改编后集中学习休整了3个多月，进行诉苦教育，对起义将士进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纪律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宣传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反对军阀作风。政工干部言传身教，示范带动，不打人、不骂人，说话和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自己做出好样子，让起义官兵跟着学，照着干，老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通过政工干部的播撒，在起义官兵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起义部队很快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部队起义后，王震将军代表共产党向陶峙岳将军表示：“起义部队过去守土有责，立了功。起义以后，可以一起和我们转向生产，妥善安置大批退伍官兵。”
1950年3月，22兵团的10万将士在陶峙岳将军的率领下，踏着积雪开赴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同年7月，陶峙岳将军带人到石河子看地形，选择城建位置，组建了城建处，赵锡光副司令兼城建处处长。1951年冬，26师官兵利用冬季积雪，把6000根8米长的原木从七十到一百多里外的天山用人力拉到了石河子。1952年10月，第一座行政办公大楼在石河子落成。1950年部队开荒造田，1951年22兵团10万官兵的粮油供应通过开荒造田，发展生产实现了供给有余。
10万大军转眼间都成了大龄青年，可个个都是光杆司令，起义将士“家”的问题成了当时最紧迫的大问题。王震将军对这个问题认识很到位，他说：“有了老婆安下心，有了孩子扎下根。”没有家室，军垦事业就会一代而终。他向党中央要求组织动员内地妇女来新疆工作。1950年—1952年，先后从湖南、山东、上海等地接来大批女兵和女同志。他还指示各级党委对部队进行普遍调查，原来在家结了婚的要动员老婆前来，还有老少寡妇、小姨子，凡是女的来者不拒，呈请上级分批接来。仅陶峙岳司令员的湖南家乡，就有8000湘女上天山。随后又分期分批组织战士回原籍找对象。同时命令部队建好宿舍，办好托儿所、子弟学校，解决来队家属的居住和子女入托入学问题。到1956年，10万起义将士的“老婆”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当时父母身边经常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单位分配给老九的老婆，足足比老公小十几二十岁，虽然有些年轻的妻子心不甘情不愿的嫁给老九，吵吵闹闹一辈子，却也没有谁离婚，也就这样很有责任心地生儿育女，共担生活重担。当时住在我家房子后面有户人家，妻子年轻貌美，嫁了年长她20多岁的老九，老九军人出身，不荀言笑，严肃历害，小时候，我见到，怕他三分。他家孩子给自家爸爸起了外号“老狐狸”，这一外号传出，成了他的代号了。他经常打骂妻子，妻子不离不弃，侍奉他到老。
另一个爸爸的同乡老九叫何国新，则是八分钱娶了个媳妇，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当时动员大家接老家的姐妹们来，当时何国新已到成家年龄，央求大家介绍，有个已在新疆定居的山东人，便介绍了家乡的同村姑娘，何叔叔写了一封信，花了八分钱邮票钱，故娘便从山东赶来新疆，与他见面成亲，至今二老依恩爱到老。阿姨常说，我是八分钱买来的媳妇，成为那个年代的佳话。
爱情是什么？在那个年代，没有花前，没有月下，也许匆匆一面，就定佳缘，也许未曾见面，就来结婚，然后爱情却似温火炖老汤，将不相干的食材，用岁月之火，用细火慢滚中，煲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也不能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