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右派,待遇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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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右派,待遇不同

© 徐敏|文

 

 

 

1958年早春,国家机关和驻京部队机关近三千名右派,同乘一列慢车,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这批右派,有很多都是大名人。到了北大荒,丁聪、聂绀弩、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都分在850农场;丁玲、艾青、吴祖光、陈沂等,都分在852853农场。因为同属北大荒农场,多年后这些人回到北京,见面时都彼此称呼“荒友”。

 

虽然同样是荒友,统一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但待遇还是有区别的。名人就是名人,在任何情况下,名人总会受到照顾。像艾青、陈沂后来都在农场有了职务;吴祖光、丁聪、聂绀弩、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后来都调到了总场,或编杂志,或进文工团,比起那些籍籍无名的右派,他们不久即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幸运地躲过了缺衣少食的饥荒年月。

 

当年,丁玲和陈明是一对右派夫妻,陈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时,属于文艺八级,工资是每月129元。来到八大荒农场后,每月工资降为28块。丁玲被打成右派前,不领工资,靠稿费生活。她在北大荒最初的工作是养鸡,月工资定为30元,后来受王震关照,在汤原农场担任畜牧队专职文化教员。陈明则调到汤原农场工会工作,分管职工教育。

 

那时候,丁玲夫妇的工资收入,合起来有58元,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鸡蛋和牛奶。同时自己也养鸡种菜,俩人每月的粮食标准均为31斤。这种生活水准,在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应该算是比较可以的。比起关在监狱中的右派,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最有趣的是两个大右派罗隆基和章伯钧,没打成右派时,两人都是政务院下属的部长,罗是森林工业部部长,章是交通部部长。行政级别罗是四级,章是三级。差别仅为一级。反右后,两人都作了降职降薪的处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章伯钧是从行政三级降到七级,罗隆基是从行政四级降至九级。人降到九级,专车便没有了。

 

最初,罗隆基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差异,只以为同为右派,待遇理当一视同仁。直到有天参加民盟学习会,散会后,罗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红大门的一侧,发现走出门外的章伯钧,居然有小车来接,是一辆美国的老“别克”,顿时百感交集,内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他眼睁睁看着章伯钧上了轿车,驶出视线,才挪动脚步,慢慢拐出了胡同。

 

一回家,他就立刻打电话给章伯钧,气呼呼地说:“伯钧,看来先低头认罪的人,还是得了些好处呀!”

 

非但如此,同遣送北大荒的戴帽者相比,章伯钧虽为头号右派,但基本待遇还是保留了的。秘书、警卫、厨师、司机一应俱全,就连保姆,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也考虑到了,还给章伯钧的工资特别加了50元的保姆费。

 

但有些待遇还是丧失了。像过去在怀仁堂看戏的资格,57年后就没有了。章伯钧喜欢看戏,想过戏瘾了,就自己买票。章伯钧出入有轿车,跟随有警卫,加上衣着举止,总还保持着首长架势,坐在剧场里也挺招人眼的。不认识的,以为是首长,要看看;知道他身份的,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间休息,周围总是有人指指点点,难免尴尬。

 

面对这种处境,罗隆基的应对就不一样了。他进剧场看戏,发现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头瞅他,后排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问得烦了,他索性起立,面向大家,挥手喝道:“我就是罗隆基,看吧,看吧!”这一吼,剧场里反倒安静下来,眼光都往舞台上瞅了。

 

相比大右派,小右派们的日子就比较不好过了。像写《草木篇》的流沙河,从原单位下放回老家四川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掉入社会最底层,拉大锯、钉木箱,挣计件工资,拼尽全力,一天才挣一块多钱,一干就是十二年。作家从维熙,头戴一顶右派帽子,辗转于营门铁矿、茶淀农场、团河农场、曲沃砖场、晋普山煤矿、大辛农场、伍姓湖农场,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绝大多数时候没有工资,食能果腹成了最高奢望。

 

最惨的是身在监狱。像复旦大学的教授孙大雨,终身致力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其学术成就,圈内人士曾有评价,说中国一共只有一个半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算是一个,其他加起来只能算半个。

 

就是这样的学者型教授,57年鸣放时,没管住自己的嘴,被判了六年徒刑。文革中,红卫兵批斗他,他不堪凌辱,以老拳奋起还击,又被投入狱中,在狱中受尽折磨。

 

有人看过他吃饭。

 

那天,孙大雨手捧铁皮饭格,坐在监室门口。米饭的上面盖了一层无油的鸡毛菜,在饭格的一角,有四五粒蚕豆大小的鸡骨头。鸡骨头是红烧的,鸡骨头附近,是几块有点油花的菜皮。几块鸡骨头是“营养餐”,孙大雨患了肺结核,按规定可以享受一份营养餐。

 

孙大雨吃饭的姿势很奇特,他每吃一口饭都要把头仰得很高,闭上眼,细嚼慢咽,尽量把饭菜停留在嘴里不咽下去,似乎极力要把所有的滋味都嚼出来。他一口连着一口,最后轮到那几块鸡骨头了。孙大雨把其中一块放进嘴里,上下颚一阵剧烈的抖动,连带后颚也飞快地颤动起来,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连骨头带肉都被咬得粉碎,咽到肚子里去了。

 

牢友看呆了,吃惊地说:“真有你的。这么硬的骨头,居然都嚼碎吃下去了。”

 

孙大雨笑得比哭还难看:“我牙齿好。六十四岁了,一颗牙齿也没掉。上个星期,医院里吃咸鸭蛋,我也是这么连壳带蛋一起嚼碎了,吃下肚子去的。这都是钙质,补养的。”

 

吃完鸡骨头,孙大雨一次又一次用开水冲刷着饭格,然后一滴不漏都喝了下去。牢友质疑说,你这么反复喝水啥意思?

 

孙大雨指指饭格说:“饭,里面还有饭。”

 

牢友一把抢过他的饭格说:“已经光滑得可以当镜子照了,还有屁的剩饭呀!”孙大雨喃喃地说:“总还有一点米饭的分子吧。”

 

人要饿到极处,为了生存,会完全不顾尊严。正是靠着这种“顽强”,孙大雨走出监狱,活到了92岁。
加州花坊 发表评论于
回复 '亦中' 的评论 : 谢谢。
亦中 发表评论于
* 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是是顾准
* 资深老革命被打成右派的有两个:顾准,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双料局长, 1934年入党;陈沂,开国少将,1929年参加革命。
* 唯一没有摘帽、拒绝摘帽的右派是孙大雨
大号蚂蚁 发表评论于
越往东约左,越往西越右。这些人在西方都是左派。自作自受,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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