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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交待身后骨灰分作两份
爱神爱人，有喜乐，有盼望，活得有滋有味，过的是精彩人生。
© 徐敏｜文
1957年最初的日子，整个社会充满了喜悦的气氛。暮春之初，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受此激励，费孝通心情舒畅，不吐不快，遂挥笔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经《人民日报》发表后，很快便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4月24日，周恩来在浙江省委的扩大会议上说：“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那段时间，很多人和费孝通一样敞开心胸，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时间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繁荣景象。然而到了6月，风云突变，让费孝通感觉寒气逼人，他发觉自己掉到陷阱里了。
很快，费孝通就仿佛从天堂坠入了地狱，一周之中，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了。平时温和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召开的反右斗争座谈会上发言，突然换了一种口气说话，认为费孝通的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是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个时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让费孝通最感到意外的是，就连北大校长马寅初，也写了一篇题为《我控诉费孝通》的发言稿。
在强大的攻势面前，痛苦的费孝通在1957年7月，作了“向人民请罪”的发言，自我揭发和批判说：“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下了弥天大罪，叛国的大罪……”
作为著名“右派”，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从此中断，他读不到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只能以读历史书和翻译老书度日。
1966年，文革爆发，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被红卫兵揪了出来。9月1日，他和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拉到中央民族学院的院子里，接受群众的批斗。当他弓腰挨斗时，他想到过死，但转念一想：“如果自杀，老婆也活不成，孩子要背一辈子反革命家属的包袱。”他不敢死，也不能死。
9月2日，费孝通被抄家，好歹给他留了一间屋子。邻居潘光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但被抄家，连卧室也被封了，不得不睡在地上。费孝通取出自己的床垫，铺在地上给潘光旦睡。师生二人相依为命，被反复拉出去斗争。批斗间隙，费孝通经常被叫去劳动，打扫厕所和拔除杂草。潘光旦有残疾，右腿截肢，并不因此受到宽待，同样要接受劳改，以致坐地拔草受寒，膀胱发炎，缺医无药，终致不起。
1967年6月10日晚，潘光旦病情恶化，孩子没有一个在身边，老保姆看他情况不妙，急忙请费孝通过来帮忙。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没有；又要安眠药，也没有。费孝通一筹莫展，只能将老师抱在怀中，眼睁睁看着潘光旦渐渐停止了呼吸。
老师的死，让费孝通深感痛心，曾经那样强壮的身体，却在68岁便走完了人生。想到老师离开人世的情景，57岁的费孝通替自己确立了十六字方针：“逆来顺受，躲风避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整个被送往湖北荆州的五七干校。费孝通在干校学会了盖房、种棉花、烧饭。他在《干校家书》中记载，有一次吃饭，有粉蒸肉、牛肉，被他吃得一干二净。同室者大感惊讶，表示臣服。那几年，每逢休息日，费孝通总是先洗一通脏衣服，再写几页家书，然后冲个热水澡，吃一碗大肉面，下一盘棋，骑两小时自行车，把生活的节奏保持在有条不紊的状态。
1972年5月，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费正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费孝通是老朋友，所以特别安排了两人会面。见面时，费孝通说自己刚从干校回来，并说他在那里学会了建房，他挽起衣袖，露出结实的手臂说，这都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时锻炼出来的。
几天后，费正清访问了费孝通所在的民族学院，接待他的是一位对民族学一窍不通的军代表，整个过程，费孝通一言不发。费正清这才意识到，费孝通仍然处在监控之下。
文革”结束后，费孝通感慨地说：“我失去了20年的专业生命。”
1979年，胡乔木要费孝通出面主持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很快，研究会成立，费孝通被推举为会长，虽年近古稀，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不待扬鞭自奋蹄，又开启了他的第二次学术之旅。
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后来做了费孝通的助手。费孝通早年的名著《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都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产生的。费孝通的第二次学术之旅，照样沿袭了过去的调查模式，在中国各地四处行走。81岁时，他带着博士生麻国庆、邱泽奇，在湖南、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处的武陵山区做苗族和土家族的调查。积十年之功，写成了一部乡镇发展研究的论文集《行行重行行》。这部被学界认为是费孝通晚年里程碑式的著作，其背面却隐含着一段痛苦的记忆。
1935年，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到广西瑶山调查时，费孝通误入捕兽陷阱，无法脱身，情急之下，王同惠孤身下山求援，不幸坠崖身亡。这段惨痛的往事，几十年来一直萦绕于心，不能忘怀。一旦新书完稿，费孝通便用《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的前半句作为书名，来纪念离去的亡妻。
熟悉费孝通的人都知道，这人就是个情种。还在念中学时，他便喜欢上了杨绛。偏是杨绛对他并无兴趣。但他不管，就端端的把初恋的感情，一直带进大学。等到杨绛进了清华读研，遇见了钱锺书，费孝通才知道自己彻底无缘。仍心有不甘，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表白，甚至跑到清华园当面求爱。令杨绛不胜其扰，直接说了一句：“若再要这样，我们绝交。”
费孝通沉默良久，长长地舒了口气，低声说：“好吧，做普通朋友也行。”从此将初恋深埋心底。
男女间事，都讲姻缘。受到伤害的费孝通，上帝虽然关闭了他的初恋之窗，却又替他开启了另一扇恋爱之门。让一个叫王同惠的女子，在一次同学聚会时，翩翩然来到他的眼前。
闲谈间，聊到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费孝通侃侃而谈，有点舍我其谁的样子。不料王同惠在燕京大学读的就是社会学系，对于费孝通的某些观点并不赞同，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
不曾想争来争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互了解，两人彼此走进了对方的心里。
1935年，费孝通获得了一次去广西社会调查的邀请。此时，费孝通刚从清华研究生院毕业，取得了公费留学资格。王同惠认为去广西考察是千古难逢的好机会，可以运用社会学知识，进行实地验证，并表示愿意陪同费孝通一道前往。两人一拍即合。为方便同行，决定立刻结婚。
他们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吴文藻教授，见证了这场婚姻。
在一次野外考察时，因山路崎岖，天色昏暗，费孝通一脚踏空，掉进了猎人捕兽的陷阱，腿部受伤，动弹不得。王同惠为了挽救丈夫，决定独自一人摸黑下山，寻找当地村民前来救助。
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费孝通后来被山民发现解救脱险。王同惠却因为天黑跌下悬崖，在搜寻了一天一夜后，才在悬崖下发现了她的遗体。此时距二人结婚，仅仅108天。
后来，费孝通把两人在大瑶山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整理撰写成《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为了永久纪念这段经历，费孝通将作者署名为王同惠。
1936年秋，带着对亡妻的怀念，费孝通前往英国留学，在世界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费孝通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江村经济》。这本用英文创作的学术著作，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在这本书的卷首语，特别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伴随学术成果的到来，费孝通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三个女人。这是大哥费振东为弟弟介绍的，是一个叫孟吟的女子。与王同惠相比，孟女士就一普普通通的女子。通过接触，费孝通发现，和其他人不一样，孟姑娘身上有着一种中国农村淳朴的乡土气息。直觉告诉费孝通，这种气息，也许才是最适合研究中国乡村的特质。
而最终50多年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证实了费孝通最初的判断。不论是抗战期间的流离失所，还是西南联大时期的经济困顿，乃至费孝通被打入底层，成为著名右派，遭到歧视，种种厄运接踵而至，都没能让这个普通的妻子有丝毫退缩，她始终陪伴在费孝通身边，不离不弃。
就连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不久费孝通即为其取名费宗惠，以表示对亡妻的怀念，孟吟都欣然接受，完全没有不同看法。
前世修得千年渡，共舟共济过平生。两人携手，一道走过了56个春秋。1994年，孟吟去世，84岁的费孝通再次承受了丧妻之痛。
最初，他独自一人坐在窗前，常常陷入沉思。卧室里，客厅中，再也没有了妻子来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一双熟悉的手替他端茶送水，再也听不到温柔体贴的声音过来嘘寒问暖。他就这样满怀惆怅，独自生活了四年。
1998年，钱钟书病逝。这个和他同年的男人，赢了他的初恋，却走在了他的前面，单留下妻子杨绛一人活在世上。
那两年，杨绛先是失去唯一的女儿钱瑗，继而又失去了丈夫，独自居住在北京西城区南沙沟小区。从大门看进去，是一排排或三层或五层的楼房。杨绛处世低调，与外界绝少来往。
但费孝通还是想去看看。虽然，几十年前的初恋，早已固化为朋友，但为了使杨绛尽快走出丧夫之痛，白发苍苍的费孝通会坐车过来，爬几层楼梯，敲响房门，走进杨绛家中喝茶叙话。
起初，杨绛很高兴，费孝通的到来，确实舒缓了她的孤独。但时间长了，费孝通来得越来越勤。杨绛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继续，得划上句号了。
那天，费孝通像往常一样上门拜访，坐到午后，告辞出门。一切都彷佛没有异常，但就在费孝通跨出杨绛家门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楼梯太高，难走，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了。”
这声音跨越时空，和当年清华园中的声音，叠加在一起，传达出的，是同一个信息。
从此，西城区南沙沟小区，再也没有出现过费孝通的身影。
2005年4月，费孝通走完了95岁的生命。告别人世之际，他交待说，火化后的骨灰分作两份，将他与两个妻子分别合葬。
又过了11年，105岁的杨绛去世，“我们仨”又能在天堂相聚了。
《费孝通：三个女人他都爱，临终时把骨灰分两份，陪伴两任妻子》
《费孝通的后半生：从著名“右派”到学术泰斗》（时代周报）
鸟鸣嘤嘤 发表评论于
的确是个情种，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