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方出版社让中文出版走向世界舞台*
非遗：来自远古的信息密码
——代前言
一、
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余年来，我走遍了湖南的各个市、县。眼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拗口拗嘴的生冷词汇，演变成为一个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热门话题，并且都已习惯性地简称为“非遗”。这一点，让人心生感慨：还没有哪一项文化事业，能在短期内得到这么迅猛地普及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遥远的过去。人类集群而居，就会产生很多习俗，到了有文字的甲骨文时代，人们才开始把它记录下来。不记得哪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甲骨文的一个字就可能记录了一个远古的民俗；那项民俗活动消失了，这个字就有可能认识不出来。是的，在我的研究中，我也通过当今一息尚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呈现的活动，破译过如“岁”、如“傩”等甲骨文所内含的远古民俗。
在中国的文化中，一直有着许多没有破解的难题。如龙从何来？凤的起源？神话来由？节庆根脉……
那些我们身边熟视无睹，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现象，曾经困扰过无数学者、老师、和文化人。于是，我们的前人就开创了一门新的科学——考古学。
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考古而完成的。
考古所依靠的，应该首推历史文献。人们考察古代、研究历史，首先注意到的是前人留下的文字资料；学者们称之为“记忆遗产”。它包括：古文字及它的载体，如甲骨文、简牍、泥版书、东巴文等，以及典籍、档案、手稿、图片、音像等前人留下的资料。
其次就是物质遗存，也就是文物。它包括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其中有遗址、墓葬文物、窖藏文物、传世文物、名胜古迹、古建筑、陵墓、碑刻……。不比记忆遗产，物质遗存往往是通过田野考古来获得的。因此，围绕田野考古，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考古学。
然而，文献毕竟是官方或文人留下的痕迹，文物的出土也屈指可数。这些有限的文献、文物给我们带来的历史信息，比起浩瀚的历史，充其量也只是凤毛麟角。
文献不曾记载、文物不够级别的，是更多的、更为广阔的民间文化。这些民间文化，蕴藏着更为丰富的信息。——如龙、如凤，如与我们生命相关联的生、恋、婚、孕、育、病、老、丧、亡等习俗文化……
于是，我们关注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了解人类自身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和途径。
可能它比文献和文物更为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遗产，它来自比文献与文物更为广阔的民族民间文化。可以说，没有民间文化的养育，就没有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化。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以又无形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状态存在于历史的长河里；如同河水不断流逝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能凝固地、长久地停留在人间的某一处地方；但它流过的地方总会留下一洼浅水、一块卵石、一些印痕；同样，一息尚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忆。
比如说戏曲，如湘剧、豫剧、秦腔等大戏剧种，它们诞生在明清时代，它的服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生活需要与审美，它的声腔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情感；而花鼓戏、黄梅戏、越剧等小戏剧种诞生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它的歌唱则是一种近代农耕社会的田园牧歌，它的故事也展现出市井平民、乡村百姓的情仇爱恨。在祁剧等古老的剧种中、民间的演出还保留着的“搭桥戏”形式，这种形式，很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宋代……
又比如说古老的傩。傩的观念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如：为什么我们迎接贵宾要铺上红地毯？是因为古老的傩坛上需要铺一块红氍毹以迎接神仙的降临。为什么举办庆典有开幕式、还有闭幕式？是源于傩坛上的请神、送神的仪式；请来的神不送走，表明祭祀还没有完结。为什么我们过年要守岁、要等待零点的钟声？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在“岁”时、椎牛祭神、辞旧迎新，虔诚地祈求一年丰顺，于是因习而俗。……
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中很多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就产生了许多疑问和猜想，也因此，我们延续着屈原老先生两千多年来同样的“天问”！
虽然，不能解答这些疑惑不会影响我们生活，但人类与生俱来的求索精神总希望将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考古探索，是一条新的途径。
我是从古乐《葛天氏之乐》开始的这种探索的。
1996年，我在撰写《戏剧哲学》一书时，注意到了《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中记载中的“葛天氏之乐”。我惊奇地发现，这个古乐所呈现的整体结构，与我在民族民间保护工作中接触到的农业丰产祭祀仪式的结构完全一致。于是，我撰写了《古乐〈葛天氏之乐〉的文化阐释》一文，在中文核心期刊《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此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关注。河南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学到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古籍进行文化解读，是“非遗考古”的第一次尝试。——虽然那时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书》中，有一个必填的栏目，是项目的“历史渊源”。民间的文化遗产由于生在存在社会的底层，缺乏记载，因此很难追溯它的“历史渊源”；然而，它的真实存在又必定有一个实在的来源。在指导基层文化人做申报文本的时候，我不得不认真地研究历史、研究地域文化，这样我就积累了一些理性的和感性的经验。对这些非遗项目的历史认知，我将它称之为“考非遗之古”。
与此同时，我在各地帮助地方政府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研究地方历史时，也有所发现。我把这称之为“非遗考古”。
我将“考非遗之古”和“非遗考古”的体会、经验，变成文字，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也有好的反响。有位朋友对我说：“认真拜读了你的论文，高屋建瓴，厚积薄发，庞大的信息量和深邃的思想性，具有承前启后的启蒙价值。你已形成系统的‘孙文辉式’思维体系和话语体系。”褒奖有点过分，但也是一种激励。
于是，我就开始将这些探索与思考总结成文字，于是就有了今天这部著作。
三、
这里的每一个篇章，就是一个科研课题。课题的选择大多来自对某一事物的疑问。
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晚，我们走在湘中深处乡间的小路，看到河滩边、空坪上，一群群人在烧宝塔。烧宝塔为什么要在中秋晚上？这个民俗是不是与月亮有关？月亮本身有什么文化象征？中秋的习俗还有哪些？这些习俗之间有没有相互的联系？这种已经不知来由的习俗是不是非常古老？古老的习俗间是不是来自某一种原始思维？……这一连串的问题，实际上就形成一系列的路标，如果能够一一作出解答，它将引导我们走向答案。当然，问题的“设置”又涉及到我们自身知识的积累和文化的洞察力。为了验证这些思考中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走向田野，向实践和田野的遗存中去索取答案。
无论如何，深入的田野考察是非遗考古的重要方式。到文化的现场去，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如今研究文化，大兴田野考察之风；但我注意到，好多的“考察”不是去文化的田野原生地，而去的是那些被人打造好、或正在打造的文化“景点”。这种已经扰乱、加工的“文化现场”，大多失去了考古的价值。
我去田野，事先要做充分的准备：包括人员的、知识的和物质上的准备。人员的准备好做，一是请当地的专家参与，他们既是田野考察的参谋，又是考察时的向导，同时又可能是地方方言或民族语言的翻译；二是兼顾文字场记、录像、摄影的人才，他们能主动地记录好全程的考察活动；三是交通方面的准备，这些人员如果都能吃苦耐劳，又一专多能，志同道合，一定是一种理想的组合。
知识的准备最为重要。出发前，一定要做好扎实的功课。了解考察地的自然，历史（包括相关的地图、方志等历史文献、文物）知识；掌握前人的在同一课题或类似课题方面作出的贡献，能够帮助我们少走弯路。2018年，为了了解清代乾嘉战争对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我们对湘西自治州凤凰、吉首、花垣、保靖四县之间苗族聚居区进行了一次田野考察。这次考察，断断续续，时间长达一年。为了做好这次考察，此前我们做了好几个月的知识准备，其中包括清代这一地区所有的方志，乾嘉年间的清史，清军兵制，湘西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这一区域当时的自然地理、水陆交通状况，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的现状等等。后来我们写出了《战争与非遗——湘西苗疆田野考察报告》一书内部出版，其中出发前的知识准备，几乎占了全书30余万字中的六分之一。
我们考察历史，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还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史，并不是仅仅关注这些活动的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这项活动背后的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活动的结果创造了文化。因此，我们的田野考察，目标始终盯住着目标背后的人。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注意翻阅这里居民的族谱。俗话说：国有史，方有志，族有谱。在缺少文献留存的民间，家谱就记录了这个地域比较客观、真实的历史，它比那些道听途说的传说要“靠谱”。当然，家谱有它本身的缺陷，如：家丑不下传，恶事不上谱等可以理解的常情。族谱一般是由后人所追记的，往往三代以上就不甚清楚先祖的来龙去脉；为了彰显家族的荣光，因此，家谱常有“攀炎附势”的趋向，这就遭遇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因此，家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然而，有一点是比较靠谱的：就是来到当地的迁徙始祖的情况往往比较真实。如某某某、于某某年，由于某某原因，徙居此地——这一记载一般不会错。而我们考察当地文化，家族此前的历史并不重要，而族群初到此地的信息，却特别有价值。
在翻阅族谱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当地的墓葬。在村落的附近，常常有当地居民的墓葬；墓葬往往有墓碑，墓碑是另一种形式的“族谱”。墓碑上的姓名、民族、生卒年、个人简历等方面虽然简略，但完全真实；墓碑的纪录能够反映出当地居民、族群的变迁历史及丧葬习俗，在一些并不修谱的民族地区，在田野考察中我们特别注意。
在考察中，我们特别注意一些文化事象所呈现的细节，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那些不易变异的细节。在苗族古老的蚩尤戏中，苗老司一旦扮演蚩尤，就要将他们火塘上常用的一种炊具——铁三脚架戴在头上。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苗老司的回答可能是，不为什么？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但我们发现，这个细节与蚩尤之“蚩”字有一种文化上的关联，能够引申出很多的联想与思考；当我们发现在另外一处地方，土老司将三脚架置于邪神的位置时，我们看到了一些文物和文献都无法展示的细节：它包含有原始的思维方式，文化象征，历史中的民族冲突和历史恩怨……；这样，鲜活在历史就在凝固的、不起眼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在考察中，地名也是一种有益有效的文化线索。城镇乡村某一地点的命名，是有规律的。我们知道，地名的出现首先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古代交通中，人们出行，很自然地将目的地、途经地作出一个醒目的、易辨识和易记忆的“标记”；这种标记形成一种共识，于是就一个简单明了的“地名”就诞生了。当这个地名作为一个“符号”，在人的交互活动中达成一种默契，这个“地名”就确立了。比如某市，几年前在郊外比较空旷的地方修建了五栋楼，“五栋楼”很快就成为一个地点的标识，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为“地名”；久而久之，公交车开通了，那里就成为一个站点；年深月久，那个郊区的楼房越来越多、成为整个城市的一个片区，但“五栋楼”的地名却永远存在下去。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就会发现，一个地方的地名，往往留下了这个地方某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由于地名来自老百姓，地名在命名阶段是口传；而口传采用的往往是方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到后来，方言或民族语言的“命名”被文人用汉字记录下来，这种记录一般是记音不记义，因此就有可能发生义的变异。久而久之，地名的音记下了，义却丢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的迁移，音也可能发生变化，义更加难以保存，地名的来由也就无从知晓了。如地名“梅山”，就是如此。因此，在考察中，方言很重要。又如，在资江畔，有一处叫“炉观”的地名总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当我们了解到“观”是“江”的方言音，查这里的传唱久远的民歌，民歌告诉我们这条小河的两岸是芦苇；那么通过考察我们清楚了，这个叫作“炉观”的地方，本应记为“芦江”。又如：在酉水河畔，有处地方叫“洗车河”，如果我们望文生义，就会以为这里是洗车的地方，其实“洗车”是土家族语“习测”的记音，其义却即是一个“水草芳美的地方”。
田野考察，是深入一口古井去探寻古迹，但我们切忌以井底之蛙的视野来看待这一“古迹”。这口古井的生成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也处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我们一定要具有大地理、大历史观，以开阔的视野，将“古井”这个局部植入大系统中考察。比如自宋代之后，从湘中到湘西南、到湘南，农民起义的次数陡然增多，起义的成员多是瑶人。从一个个局部来看，都有某个具体的事件引发起义，是一个个单独的事件；但如果将其植入历史的坐标中，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它们与宋代“开梅山”有关：宋代开梅山，瑶人失去了家园，开始一个个族群地向南迁徙；而湘西南、湘南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土地已被其他族群“瓜分”完毕；瑶人只能生活在山顶上或再次向南迁徙；这样就造成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的社会动荡。我们再回过头来理解这口“古井”，“古井”中古迹的价值就会清晰地展示出来。
又比如，在湖南有一种“高腔山歌”，它的演唱方式，极不寻常，它是一种“情感的喊唱”，它通过真假嗓音的结合，使歌声能穿云透雾，传向远方。它来自何处？又为什么这样演唱？现在很难说清楚。如果你用大系统的思维方式去寻找，就有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种唱法，残留在一条自然地理线上，即辰溪、溆浦（与今隆回交界的区域）、安化、桃江、益阳，这条雪峰山余脉所穿越的区域；而这一区域正是古代瑶人居住的地方。瑶人自古就有一种迎接春天、迎接太阳的仪式。这种歌声就来自这种古老的迎春仪式。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它的价值的认识，我们还远远不够。
非遗考古应该是一门既需要理论，又强调实践的科学。这个新的学科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兴起；而对它的利用也只是刚刚起步。在这个初始阶段，需要很多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里，我结合很多个人的实践案例，拼合成了这本书，愿为这个刚刚起步、方兴未艾的工程而抛砖引玉！
2021年4月27日
作者简介：孙文辉 湖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编剧；曾出版《巫傩之祭》《草根湖南》《蛮野寻根》《戏剧哲学》《梅山蛮寻踪》《战争与非遗》《欧阳予倩传略》《评与论》《中国戏曲剧种全集·湘剧》《传统也时尚》等多部学术著作；主持编辑《湖南话剧志》《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图集》《湘剧志（2015年版）》等多种著集。创作上演有《浪子吟》《接来乡里爹和娘》《那年冬天》《益阳萧山令》《月是故乡明》《丑人窝》《乡里妹子》《快乐城堡》《背篓娃娃》《华灯初放》，合作上演《村官是个堂客们》《作田汉子也风流》《花落花开》多部大型剧目，及《炉新火旺》等多部小戏剧目，公开发表有《家住长沙快活村》《血梨园》《磨血》《盖头红》《黑分》《铁血优伶》《夸父追日》《身后那片土地》等剧目。
美国南方出版社简介：
“圆作者一个梦想，助作者美国出书”是美国南方出版社（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网站http://www.dwpcbooks.com）的出版宗旨。美国南方出版社2006年在美国Alabama州注册成立，多年来为诸多作者出版图书，销售不断攀升，是美国出版界的后起之秀，现正逐渐为各界熟悉。
美国南方出版社所出版的图书通过自己的网站，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諾書店（Barnes& Noble），以及亚马逊（Amazon）等网上和实体书店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美国国会及各大地方图书馆均有收藏，美国南方出版社成功地把很多作者推向了更大更纷繁的世界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