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倭寇”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1.倭患的根源

大多数的研究认为，明朝时猖狂一时的倭寇与当时的“海禁”政策密切相关。

明朝建立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与海外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外，其他民间海上私人贸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时期一再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成祖永乐时期稍有松动，但依然把“海禁”政策当作不可违背的“祖训”。

此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西方国家来到中国沿海，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海禁”政策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

当时的中国与海外各国维持着一种传统的朝贡体制，明朝皇帝自视为“中央之国”，把周边各国都看作是它的藩属，构成一种藩属国向宗主国的朝贡关系。万历《明会典》关于“诸番国及四夷土官朝贡”事宜，有这样的记载：

东南夷：朝鲜、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爪哇、苏门答剌（印度尼西亚）、琐里、苏禄（菲律宾）、古里（印度）、满剌加（马来西亚）、榜葛剌（孟加拉）、锡兰山（斯里兰卡）、吕宋（菲律宾）、木骨都束（索马里）等；

北狄：鞑靼、瓦剌（蒙古）等；

东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儿（维吾尔）、撒马尔罕（中亚）、天方、默德那（阿拉伯）、乌思藏（吐蕃）等。

朝贡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就是朝贡体制，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的，用朝贡 - 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

因此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

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有两种形式，其一是，随同朝贡使节来到中国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贸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其二是，朝贡使节抵达北京后，随行的商人可以在礼部接待外宾的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些贸易都是朝贡体制的附属部分。
2.日本与明朝的关系

日本与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与明朝维系着朝贡贸易，朝贡船队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通行证），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再在安远驿的嘉宾堂歇脚，一面上岸进行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

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携带国书、贡品以及携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员的护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师的会同馆。在向朝廷递交国书、贡献方物后，携带的货物可以在会同馆附近进行交易，买入非违禁货物。

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将近一个半世纪内，日本遣明使节所率领的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使朝贡贸易出现危机，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宁波“争贡”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礼部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

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例如生丝运抵日本后，价格高达十倍），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于是，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由于因为日本人参与其中，在遭到官府取缔时，采取武装对抗，被人们称为“倭患”。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倭寇，以及16世纪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沿岸活动，是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联合体；“后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大部分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日本人数目不多。

3.倭寇的人员构成

有日本浪人，也有海商、海盗，有逃兵、逃民。

明朝开国，朱元璋的禁海令，把海边居民的生计给剥夺了。迁移海岛居民，废市舶务，废七酒坊；禁止私人造两根桅杆以上的大船出海，禁止私人海上贸易。只允许官方垄断的，那种朝贡性质的海外贸易。

明朝开国之后的一百年，百姓的生活几乎是与大海隔绝。然而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海防体系的败坏，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勾结日本人、葡萄牙人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活动。而走私贸易的繁盛，令以农本立国的朝廷日益无法容忍。特别是当宁波发生日本朝贡船火并事件，伤及平民之后，海禁的政策愈收愈紧，朝廷对待走私商人的手段也越来越残暴，动不动就以《大明律》治罪。为了不牵连家人，有些走私者就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于是扮作倭寇，作为他们的另一个身份。

除了走私商人和来自福建的海盗，还有一种被称为倭寇的就是困于徭役的逃民。他们入海加入倭寇队伍，当倭寇来时，就成为倭寇的向导。

那个时期除了所谓的倭寇，还有漳賊，地方志中对漳賊的解释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海盗”。他们也会登陆，对沿海乡村进行劫掠。

因此，当我们今天翻开地方志时，会发现那些现在被称为“倭”或者“賊”，的侵略者，在本地拥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土融合——有人为他们引路；有人假借其名绑票勒索；有人依附于他们的队伍公然围攻县城。

《嘉庆太平县志》载：

宣德四年五月，奸民周来保困于役，逃入海，导倭入犯。
嘉靖十三年，漳船假倭名劫茅岘及松城西门何氏。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五月，倭寇益肆，恶少附之。自松门弃舟登陆，直抵南门，吹螺蚁附，纵火焚近郊室庐，城几破。

所以，明朝中后期的“倭寇”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有日本浪人，业有海商、海盗，有逃兵、逃民。

真倭：日本浪人。
海商：海上走私商人。
漳賊：地方志中的解释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海盗”。
导漳之賊：依附于倭寇、漳賊的土盗、逃民。

4.“倭寇王”的王直

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商人，长期从事对日本的贸易。在遭到官军围剿之后，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第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徽王” 。他不时前往浙江、福建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他的队伍中有不少“真倭”,是受王直集团雇佣的。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所说：“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原因是复杂的。一是其中确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谓“真倭”;二是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三是某些明朝官员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

王直曾经向政府当局提出“开港通市”的要求，希望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他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希望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平倭总督胡宗宪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在王直投降后，于嘉靖三十八年年底，在杭州官巷口闹市，把王直斩首示众。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却激起了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和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5.倭患的消失

当年有一位叫唐枢的人写信给平倭总督胡宗宪，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为寇”,次年“各业益之而为寇”,再次年“良户复益之而为寇”。

无独有偶，稍后的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他认为，从海上贸易的视角看来，导致“倭患”的原因是“海禁之过严”。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是朝廷政策的转换。

隆庆元年（1567年），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