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说道，耶路撒冷在持续5个月的激战后陷落了，据约瑟夫斯推测，耶路撒冷大概有270万人。依在下愚见，如果公元1世纪的耶路撒冷有那么多的人，城内肯定会拥挤到不能动弹的地步。那么到底有没有犹太人传说中的“大流亡”呢？
正如以色列学者施罗默·桑德在《虚构的犹太民族》所言：“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罗马人从未放逐所有民众。我们可以补充说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也没有迁移他们征服国家的全体民众。驱离土地上的民众、农产品的种植者和纳税人是无利可图的。即使是亚述和后来的巴比伦帝国所实行的高效政策，当地所有的行政部门和文化精英都被放逐，也并未被罗马帝国仿效。在地中海西岸国家的多个地方,当地的农业群体被迫移离家园,来安置罗马士兵,但这种特殊政策并没有在近东执行。罗马统治者在镇压反抗的臣民方面可能十足的无情:他们处死战士，抓获俘虏并把他们卖为奴隶,有时流放国王和王子。但他们显然没有放逐他们所征服的东方国家的全部民众，也没有办法那样做，因为没有现代世界可以使用的卡车、火车或大型船舰。”
第二圣殿
施罗默·桑德认为《犹太战记》的作者约瑟夫斯夸大人数。约瑟夫斯宣称，在那次起义之前，大量的朝觐者聚集在耶路撒冷，但臆断在耶路撒冷超过100万人被杀则是不可信的。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顶峰时期，罗马城的人口可能接近于一个现代都市圈的规模，但在弱小的朱迪亚王国，不存在这样的大城市。一份审慎的估计表明，当时的耶路撒冷可能有6万到7万居民。
在丰富的古罗马文献资料中，没有一处提及朱迪亚地区的驱逐情况。人们也没有在起义之后的朱迪亚边界周围发现大规模的难民遗迹，如果发生了大量逃亡的情况，就会有遗迹存在。
犹太奋锐党两败俱伤的战争和他们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使这个国家遭受了重大打击。圣殿毁坏后文化精英的堕落一定非常深重。很有可能的是,耶路撒冷城中和其周边的人口在一段时间 里有所减少。但如前文所述，人口减少不是由于被驱逐，而且在不久后经济就已恢复了。考古发现表明约瑟夫斯夸大了破坏的程度，几个城市的人口在公元1世纪末已经得到恢复。
耶路撒冷的大神殿被烧毁的事件说明，罗马方面以后不会再允许犹太教徒设立犹太教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独有的大祭司长制度也被废除，由70名祭司组成的耶路撒冷自治机构“七十人会议”也被废除。同时，此前罗马因顾及民族感情而没有在耶路撒冷驻扎军队，今后也常驻了由一个军团和附属的辅助兵组成的1万士兵。
这些举措都表明，始于尤里乌斯·恺撒对犹太的宽容路线在120年后发生了大转变，这就是此前一直在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充当调停角色的罗马人首次直接与犹太人进行对决的“犹太战争”的结果。
不过罗马人这种冷酷无情的严厉政策针对的只是长期反抗罗马的犹太人，对于没有进行反抗的犹太人特别是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的待遇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另外，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犹太教的信仰。
据守城池的犹太人集体自杀后，马萨达要塞陷落了。犹太全境的反罗马势力完全消失三年后，也就是公元73年，皇帝韦斯帕芗批准了在耶路撒冷和现在的特拉维夫之间的雅麦尼亚城设立犹太文化研究所的计划。对于犹太人而言，“文化”指的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具体来说是律法书籍的研究。罗马人无意禁止犹太教，也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但是，耶路撒冷的陷落也助长了由于长年的利害冲突而怀有强烈反犹太情绪的希腊人的势头。攻占耶路撒冷后，提图斯曾顺道前往叙利亚的安条克，一些希腊裔的居民等候在野外剧场，见到提图斯后请求他将安条克的犹太裔居民驱逐出城。提图斯表示拒绝，理由是犹太人已经失去了家园，驱逐出去的话他们会没有容身之地。然而，希腊裔居民仍然不依不饶，又要求撤掉罗马人下令设立的刻有犹太裔居民各项权利的青铜板。提图斯同样拒绝了。
另外，罗马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倾向在军事镇压后的犹太地区也得到了发挥。犹太东北地区与以前一样仍然是由犹太王室阿格里帕二世统治，所以划为了犹太人的自治区域。
集中在犹太西部的恺撒利亚等港湾城市，罗马在这些地方的作用是调解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在犹太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城市中的犹太社区也得到了沿袭。耶路撒冷和内陆地区的城镇、村庄等在犹太人占居民人口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确立罗马的直辖统治，也就是说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叙利亚行省总督手下的长官统治，而是换为犹太行省总督统治。
此外，犹太地区也与帝国的其他行省一样，开始在区域内铺设在当时来说相当于高速公路的罗马式道路网络。落实了这些政策之后，提图斯才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在那里等到春天后取海路前往罗马。父亲韦斯帕芗早在耶路撒冷大局已定的时候就出发去了罗马。
公元70年的“犹太战争”明确了“不进行反抗的犹太人可以继续存活下去，进行反抗的犹太人的命运只有死或者成为奴隶”的基调，因此犹太人的反罗马运动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偃旗息鼓。再次爆发类似事件是到了图拉真皇帝统治时代的公元116年，图拉真皇帝在远征帕提亚的途中被犹太人从背后暗算，让罗马举国激愤。这一次的反罗马运动遭到多次镇压，一直持续到了哈德良皇帝的时代，就是著名的“科赫巴起义”。
罗马历史学家迪奥记录下了这一悲剧：他们甚至吃受害者的肉，抽他们的筋，用他们的血涂抹全身，穿他们皮做的衣服；许多人被从头到脚锯为两半。另一些人被扔给野兽，或被迫像角斗士一样互相搏斗，一共有22万人被杀。犹太人在多地展开屠城，诸如：萨拉米斯、塞浦路斯、利比亚，这些地方的主要居民并不是罗马人。
吉本接着说：“任何目睹耳闻的人也不禁为之发指，当然情不自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要拍手称快。因为当局惩罚这个疯狂的民族，愚昧荒谬的迷信使他们不仅与罗马政府为敌，还要成为全世界的仇人。犹太人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向崇拜偶像的统治者缴纳税款；另方面是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一厢情愿相信具有最高权力的救世主，很快就降临人间，解开他们的枷锁，为这些选民建立一个地上王国。”（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第十六章二节“犹太人的宗教主张和叛逆精神”）
一个如此邪恶的民族，难道他们信仰的犹太教不是邪教？
然而即使是哈德良皇帝时代的科赫巴起义(Bar Kokhba revolt)，施罗默·桑德依然认为没有放逐犹太人的记录，耶路撒冷被改名为埃利亚卡皮托利纳(Aelia Capitolina) ，割过包皮的男人在一段时间里被禁止进入该城。在三年内,对当地尤其是省会周围的民众施加了严厉的限制，加大了宗教迫害。被俘的战士可能被带走了,其他人则可能逃离了该地区。但在公元135年，朱迪亚地区的大众没有被放逐。
朱迪亚行省被改名为叙利亚巴勒斯提那行省(Provincia Syria Palaestina)(后改为巴勒斯坦)，但在公元2世纪,它的人口仍主要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在那次起义结束后的一到两代人的时间里，那里再次繁荣起来。到公元2世纪末和3世纪初时，不仅大部分农业人口已经恢复,农业产量稳定，而且该地区的文化也被认为达到了拉比犹大.哈纳西( Judah Ha Nasi)时期的黄金阶段。
直到公元7世纪，穆斯林征服巴勒斯坦地区，也没有大规模驱逐犹太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台风一样横扫并在公元638年到公元643年间征服了该地区的穆斯林军队,是一支规模相对小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的兵力最多有4.6万人，而它的大部分后来又被派往拜占庭帝国边界上的其他战线。尽管这些驻扎在被征服地区的部队携带了家属,并可能为了把他们安顿在那里而占领土地,但这不可能造成人口上的重大变化。它可能将一些居民降格为租佃农。而且,阿拉伯人的征服中断了地中海周围日益繁荣的商业，导致了该地区人口的逐步减少,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减少导致了对一个民族的替代。
穆斯林军队强大的秘密之一是相对自由对待被打败人民的宗教。原因之一是犹太教也是一神教。穆罕默德的戒律要求把犹太人和基督徒看作是“圣书的子民”,这给予他们以法律保护。在写给阿拉伯半岛南部军队指挥官的一封著名的信件中，这位先知强调指出:“成为穆斯林的每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他就是一位信仰者，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忠诚于他的犹太教或基督教的任何人，如果没有皈依,每位成年人无论男女,无论自由人还是奴隶都义不容辞支付人口税。”无怪乎在拜占庭治下遭受严厉管制的犹太人，会欢迎新的征服者,甚至为他们的成功而欣喜。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记述表明他们帮助过获胜的阿拉伯军队。
由于后来在神的问题上的分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出现了无可修补的分裂，这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对立。上帝之子被谋杀的传说加大了那道裂痕，加剧了他们彼此的仇恨。获胜的基督教试图压制犹太教，这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公元7世纪亚美尼亚的一位主教瑟贝奥斯(Sebeos) 把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描述为以实玛利(Ishmael) 的后裔来帮助以撒的后裔反抗拜占庭帝国，是来实现上帝给他们共同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诺。
穆斯林征服者有一种特殊的征税制度:穆斯林不必支付任何税收;只有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才纳税。考虑到伊斯兰化所带来的好处，新宗教能迅速地吸引大量的皈依者就不令人惊讶了。免税想必值得改变信仰,特别是当这个神祗看上去更像先前的那个一样的时候。事实上,哈里发的税收政策在后来不得不进行修正，因为被征服的人口大量皈依伊斯兰教使他们的国库面临着枯竭的威胁。
在拜占庭时期，尽管存在着迫害，还是建造了许多犹太会堂。但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建造行动逐步趋于终结，犹太教的祈祷房变得更为稀少。一个缓慢而温和的皈依过程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土地上发生了，这是合乎情理的，并可以解释在那片土地上绝大多数犹太人消失的原因。
而更残酷的真相是，施罗默在书中说道，根据基因溯源，现在居住于以色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农民正是当初最早期的那批犹太人的后裔。留在以色列的当地人在十几个世纪中被慢慢同化为了穆斯林。如今，正在被暴力驱离自古以来生存的土地，沦为没有身份的二等人。
施罗默·桑德认为犹太人之所以喜欢虚构一个“大流亡”故事，原因是犹太一神教开始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犹大王国衰亡后被强行逐离家园的文化精英之中,而对流亡和流浪的意象已经直接或以隐喻的形式在《律法书》( the Torah)、《先知书》( the Prophets)和《圣书卷》( the Writings)(《旧约圣经》的最后部分)的主要部分中有所反映。从被逐出伊甸园(Eden),中经亚伯拉罕迁居迦南和雅各一系进入埃及,到撒迦利亚( Zachariah)和但以理( Daniel)的预言,犹太教透过流亡、被迫离开家园和归回的视角凝望着过去。《律法书》中已经宣告:“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都素不认识的其他神”(《申命记》28:64)。第一圣殿的陷落与放逐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学-神学记忆有助于塑造犹太人后来的宗教感情。
故此只有虚构公元70年的 “第二次大流亡”，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神话,为现代犹太人提供族群认同的路径。把一个想像中和被流放的民族描述为以前“圣经民族"的直系后裔,对于建构长期记忆而言,有关流放的极端范例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基督教传统养育了被迫离开家园和流亡的神话,并从那里汇入了犹太传统中,成为了深深印刻在通史和民族史中的真理。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家伊斯雷尔·雅各·尤瓦尔(Israel Jacob Yubal) 则更进一步。他提出再次流亡这个犹太神话事实上出现得相当晚,主要是由于否认耶稣和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犹太人遭受惩罚而流亡的基督教神话兴起之故。
不过,将流亡与第二圣殿陷落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最先出现在《巴比伦塔木德》(The Babylonian Talmud)之中。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有个犹太团体一直生活在巴比伦，甚至在强大的哈斯蒙王国时期，它也不曾力图“重返”耶路撒冷。也许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这导致了将圣殿陷落与作为一个古老事件和一场大灾祸回音的再次流亡联系在一起的叙事。
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初期成为了帝国宗教。随着它的获胜,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教信仰者也开始采纳了神之惩罚的流亡观。离开家园和原罪、圣殿被毁和流亡之间的关联开始植入世界各地有关犹太人存在的各种界定之中。犹太人由于违诫而受罚流浪的神话，根植于基督教 - 犹太教彼此憎恶的辩证法中。在后来的数个世纪中，这将标志着这两个宗教的界限。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自此以后，在犹太人的传统中，流亡的概念获得了彻底的形而上学的内涵，远远超越了仅仅是离开祖地的意义。
像属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一样,声称是来自耶路撒冷最初的被放逐者的后裔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不能确立作为上帝选民成员的犹太教信仰者的身份。
面对基督教势力的日益增长，流亡的观念开始塑造了拉比的犹太教的界定。信仰《旧约圣经》的犹太教虔信者们否认耶稣以其牺牲带来了世界的救赎。继续自视为犹太人的人们，不接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复活创造恩典的基督教观念。对他们来说，现存的世界仍在遭受惩罚,并将继续遭受惩罚，直到真正的弥赛亚临到。这样,流亡成为了一种宗教净化的形式，还有助于涤除原罪。因此，流亡并不是离开祖地的位置，而是不能得到救赎的境况。当大卫的后裔弥赛亚王到来之时，期盼中的救赎就会实现,大众也会随之归回耶路撒冷。救赎包含着死者的复活，他们也将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
许多拉比禁律禁止加紧救赎，并因此禁止迁移到救赎出现的源头。最重要的禁律是《巴比伦塔木德》中的那三条著名的誓约:“犹太人不应力图起而翻越哭墙;当受颂赞的上帝命令犹太人不要反抗俗世的民族;当受颂赞的上帝命令偶像崇拜者不要过分奴役犹太人”(《婚书篇》110:72)。
“起而翻越哭墙”意思是大规模迁居到圣地，这个明确的禁律世世代代影响着犹太人,把对流亡的承认灌输为不可破坏的上帝的一道谕令。加速毁灭和反抗上帝的精神是被禁止的。对信仰者来说，流亡不是通过在全世界的迁徙就能够改变的一种临时的具体境况，而是界定了现存物质世界的一种状态。
因此,当在巴比伦的几个犹太文化中心衰落的时候，犹太人迁居到巴格达( Baghdad)而不是耶路撒冷,尽管这两个城市受制于同一个哈里发辖地。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迁移到地中海周围的城市，但只有很少的人选择前往耶路撒冷。在现代东欧,随着残忍的大屠杀的发生和好斗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大量讲意第绪语的民众向西迁徙,主要去了美国。
只是在1920年代美国边界关闭之时，以及可怕的纳粹大屠杀之后，才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迁移到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它的一部分成为了以色列国。犹太人没有被强行驱离他们的“祖地”，他们也没有自愿地“归回”到那里。
这些都是传统拉比犹太人的想法，他们期待上帝从天而降，安排好一切。故此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非常反感。他们认为根据犹太教基本信条犹太人是被禁止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主权国家的。我们是以神的命令被驱逐的，我们被命令在所居住的国家当个忠诚的公民。杀戮，盗窃，侵占他国或者镇压人民在犹太教中是绝对禁止的，以色列是个非法的犯罪的国家。它违抗上帝践踏犹太教。它对巴勒斯坦人民是一种灾难，对犹太人民更是一种悲剧。
他们呼吁巴勒斯坦国得到全面自由，要求将所有权利还给巴勒斯坦人民，承认巴勒斯坦对圣地的治理会比以色列的非法统治让犹太人更加安全，让犹太教得到更好的保护。真正的犹太人绝不承认以色列国的合法性。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承认耶路撒冷是它的首都。以色列对犹太人民并没有益处，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也不在他的利益之中。支持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威胁状态对犹太人民并没有好处，相反，还会造成反犹太主义和对犹太人的仇恨。
犹太复国主义有意为之，就是为了让我们陷入他们的冲突中，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祈祷尽快且全面的瓦解那个以色列，我们希望那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再增加任何人的痛苦。我们强烈希望挡在和平面前的这道障碍即:这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能够早日灭亡。所有背景和文化的人民能像从前一样再次和平地生活在这片圣地上。
而基辛格应该是代表这种思想，基辛格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如此评论：
（1）拜登应该警惕的是，不要让美国国内政治干扰理解中国永久（存在）的重要性，拜登及其前几届政府受到（美国）国内对中国看法的太多影响。
（2）当然，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取得霸权地位很重要，但这不是可以通过无休止的对抗来实现的。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敌对关系有可能引发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灾难。
（3）中美关系正处于脆弱阶段，两国现阶段正处于一个非合作的时间点上，但“世界的安全取决于两个最先进、技术发达的国家进行持续对话，并以合作的态度尝试和实现解决分歧。这些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面临的关键议题。
（4）如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需要“尼克松式的灵活性”来帮助化解美国和中国之间、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等。
这是继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建议乌克兰接受国家的暂时分裂，在等待历史重聚的同时将一部分发展为亲西方、民主和经济强大的国家整个国家后，对中国政策的表态。后来估计受到犹太上层压力，借助《明镜周刊》解释他意思是要结束这场俄乌战争，最好的分界线是维持现状，这意味着该国 93% 的地区。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将现状视为目标，那就意味着侵略没有成功。那么，问题是沿 2 月 24 日的接触线停火。仍由俄罗斯控制的领土，占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领土的约 2.5%，届时将成为全面谈判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说过乌克兰应该放弃任何领土，停火的逻辑分界线是现状。
虽然如此辩解，但访问中他提醒犹太高层，俄乌战争是一场针对俄罗斯本身的新战争。从他对中俄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并不赞成犹太神功派目前四面树敌的策略。或者说他认为神功派操之过急会造成反犹太主义和对犹太人的仇恨，从而危害犹太帝国的统治根基。
普京在上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SPIEF）上警告说：“世界新秩序的全球精英们已经被打败。精英们的变革‘即将到来’，因为人类已经觉醒。以新世界秩序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所有的傲慢和自大中，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进行了误判。全球精英阶层已经暴露并将面临人民的愤怒，这是17世纪巴黎街头断头台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清算。”
换句话说，新的世界秩序已经随风而去。新的权力中心已经出现，单极世界秩序不会再出现，"殖民主义 "的思维方式已经失败。世界人民已经发声，他们拒绝了新世界秩序把他们变成牲口或 "无用的吃货 "的计划。
中俄之间好像有默契，中国也似乎对高利贷金融赌场经济模式开始决战。进入6月下旬，各种经济预测报告出炉，经济数据不理想成为共识，关于刺激政策加码的预期也开始升温。比较典型的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明，他们都极力主张财政货币政策加码，呼吁出台“增量政策”。一直到7月8日央行公布金融运行报告,也是提出要“抓紧谋划和推出增量政策措施”，把增量政策的预期推向高潮。
7月15日，二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发布，二季度GDP同比增速0.4%,低于市场预期的平均值，此前多家机构预测的平均值为0.64%。但是,从新闻发布会透露出的信息看，前期政策效果尚需观察，刺激政策暂时无需加码。前期呼吁政策加码的王一鸣等人也改口称‘暂时无需加码“。增量政策的预期落空，这无疑加强市场确信高层对房主不炒的决心，可能会导致硬着陆。中国家庭70%的资产配置在房地产上，房地产还是中国天量信贷的第一抵押物。一般来说硬着陆是中国经济无法承受的，但这些明显的风险我们都能看到，但高层还是坚持，相信他有一个很好计划。
香港方面，随着美国联储局下周势再加息起码0.75厘，套息活动近日明显提速，本港银行体系总结余在近期香港金融管理局频频承接港元沽盘后大幅“缩水”，本港银行同业拆息（HIBOR）趋升，与楼按相关的一个月期拆息周五更升穿一厘，为2020年6月1日后首次。有经济师估计，银行体系总结余或于今年8月底接近“清零”，要为“资产冲击”做好准备！
香港殖民地时期应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亚洲四小龙之前，当时英国只是把香港当成一个贸易港口，无心经营，只想维持一般社会秩序而已。因此对殖民地政府内部的贪污与黑社会黄赌毒这些地下秩序的维持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觉得黑社会的存在可以帮助英国殖民地政府减少管理成本。
第二阶段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当时香港遍布电子厂与成衣厂，经济以实业为主，是真正脚踏实地的社会，而社会风气也是积极向上。第三阶段，是确定回归后，犹太精英决心把香港变成一个金融赌场，配合红筹国企上市，同时大搞房地产泡沫。
香港房价的崛起于《中英联合声明》，声明列明英方于过渡期内（1984年－1997年）每年只可卖出50公顷土地，初衷是中国担忧英国超售土地，使得未来香港无地可卖。这一政策客观上限制了土地供给，成为香港房价长期上升的基础，从1986年到1997年保持着年均23.08%的增速，其中1992年的增速超过42%。而英国装出很受委屈的样子被迫接受，从而令华尔街财团大发横财。
与华尔街共治香港初试啼声。
据统计，香港的土地开发率只有24.3%，而深圳的土地开发率是50%，而香港成为国际大都市时，深圳还只是一个小渔村，也就是说香港的城市化早于深圳数十年，但目前开发率只有深圳的一半不到。更让人吊诡的事发生在住宅土地上，住宅只占香港土地的6.9%。
根据香港规划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香港土地面积为1111平方公里，已建设土地面积累计占总面积的24.9%。其中私人住宅、公营房屋和乡郊居所等住房用地面积分别为26平方公里、17平方公里和35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比例的2.3%、1.5%和3.2%。也就是说，香港大约7%的面积上居住着745万人口，平均每1%的土地负荷超过100万人。除去香港农村的房子，香港城区的所有人住的房子面积加起来不过是43平方公里罢了。
去年10月6日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021年施政报告时表示，特区政府将建设香港北部约300平方公里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额外开拓约600公顷用地作住宅和产业用途。
加上澳门赌场的萧条，无论大陆与港澳都似乎与高利贷赌场经济模式宣战，依附于泡沫赌场经济的如艺术品，奢侈品消费市场面临大幅萎缩的风险。世界似乎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