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激进和强调完美彻底，往往还会出现“过犹不及”的后果。典型如20世纪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与建设。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冷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美好的构想，是为了人类的平等与幸福，的确是值得追求的。但在苏联、中国、东欧乃至柬埔寨，却发生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发生的各种巨大悲剧。过于强调革命纯洁性导致人头滚滚的肃反不断发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执念让国家建设被教条主义束缚，不顾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的经济政策导致大饥荒和工业浮肿，鼓吹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让数百万计生命被残杀。而这些悲剧虽然有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等具体原因，但是也和起码名义上强烈追求马列斯毛理论中的原教旨目标有关。
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有关“政治正确”的争议，也反映了激进主义和追求完美会遭反噬的现实。“政治正确”是发达国家在历经各种历史苦难得到大量经验教训、发展到如今高度文明社会后的产物。各种具体的“政治正确”规条例如反对歧视和嘲笑少数族裔/女性/残疾人/变性人/犯罪或灾害受害者、反对宣扬对特定群体的仇恨和不满、反对否认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压迫屠杀奴役、在专业领域承认气候变化真实存在/进化论正确的科学结论等。这些“政治正确”于情于理都是必要的，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减少仇恨、社会和睦、科学发展。但一些激进的左翼和建制人士对于“政治正确”过度强调，遭到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反弹。即便一些人一开始认可“政治正确”，但在连篇累牍的强调、条条框框的规训下，加上现实里人与人的纠纷及人性恶的因子影响，反而痛恨“政治正确”、故意发表或者私下认可与“政治正确”相反的观点。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之一就是他无视“政治正确”、随心所欲发表歧视和仇恨言论，引发了厌恶“政治正确”者的共鸣和对他的支持。
而在一些具体的冲突事件中，激进和彻底也很容易被反噬。例如八九民运本来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中共已经做出了在今天看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妥协。当时支持民主化的不仅有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等人，邓小平等人也并不强烈反对民主（邓的政治立场类似于匈牙利的卡达尔·亚诺什，是开明派和实用主义者），或者说邓一直在走向民主和维持专制间犹疑、试图寻找一个既要部分民主又维持中共统治的折中方案。历史将走向何方，就要看时势变化尤其现实中的博弈了。而当时无论国内舆论（各界一边倒支持民运）还是国际形势（第三波民主化迎来高潮，美苏均支持中国民主化，欧亚乃至拉美非洲民主势力都声援中国民运），都非常有利于中国民主势力。如果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和平结束，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及公民运动，将已达成的中国政治民主化共识付诸实践，中国很有可能像后来苏东那样实现民主转型（甚至如果官民配合得力，比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国家转型结局还要好）。但是由于少数激进分子的强硬，没有及时达成妥协和退出，给了中共强硬派以口实，邓小平也倒向了支持镇压一方，最终鸡蛋碰石头，中国后来的历史命运由“希望”被改写为“黑暗”。
（值得一提的是，当六四镇压发生后，在刘晓波等“广场四君子”斡旋下反而达成了临时妥协，学生退场换取停止镇压。这从保护生命和人道主义角度当然无可非议，而且值得称赞。但这也证明了强硬势力实质上的脆弱、口头高调背后的怯懦。他们一方面强硬，却并没有考虑好真的被暴力镇压又怎么办、事到临头敢不敢牺牲、如何牺牲的有价值。假如镇压后不妥协，学生工人市民强硬对抗，这些人又与中共各层包括最高层有千丝万缕联系，尤其如果一些充满理想的高干子女主动冲向坦克和枪口而死亡伤残，以此将父母乃至所有亲友“拉下水”，那么付出几万至几十万死伤的代价后，或许真的会让政权顾忌、害怕、手软，停止镇压乃至束手就擒或逃亡海外。即便强硬派持续镇压，也极可能引发执政集团内部分裂和兵变（起码那些有子女亲属朋友死于镇压的不至于都冷血自私），如罗马尼亚例。如果那样，即便牺牲30万人，但能换取中国民主成功、那时及未来数十亿中国人民解除枷锁得到权利与尊严，并让后人牢记他们的英勇与功勋以激励奋进、捍卫民主，也是死得其所。但六四事件的情况是，在镇压已发生且未扩大化的生死关头，包括强硬派极端派在内的力量反而恐惧了，退却了、放弃“用血擦亮人民眼睛”了，选择保存实力、观望局势变化，而非强硬到底制造转机。于是徒然付出数百人至数千人死亡、成千上万人入狱的代价，也导致民主化夭折，前后不着，殊堪痛心。当然这种临阵恐惧完全可以理解，欺软怕硬是基本人性，我个人亦有类似经历。但客观来讲，这种事前强硬极端拒绝妥协，真正对决时一触即溃前功尽弃，赔了性命失了前利，是抗争的最坏结果。倒是一开始就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参与者迎着英国殖民者棍棒和枪口，被残酷殴打甚至同仁被杀害也不退缩气馁，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当然这也是因为对手文明程度有别，运动胜利也有多种因素而非仅靠“非暴力不合作”））
香港反修例运动也是类似，且不谈其一些诉求是否合理，仅从手段和效果看，本来大规模和平示威已经迫使港府让步，终止《逃犯条例》，取得了比此前“占中”更实际的成果，也让港府乃至北京方面看到了香港市民的民心和力量。如果到此为止，或者后面继续和平的持久的抗争，完全可以在议会选举及其他政治博弈中胜利（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即验证了这一点），并基于这样的民意和行动力拓展更大的政治空间。但是反修例运动逐渐演变为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包括针对大陆民众/亲建制人士及中资/亲建制企业和店铺的无差别攻击，而且不是个别而是非常普遍，这就让中共和港府有了镇压的借口。而且从中共和港府角度考虑，也不可能选择对大规模暴力听之任之、妥协退让，否则会丧失权威、导致更多暴力，对中共还有担心内地效仿的考虑。这样政权只有镇压这一个选项，中央和港府中的温和派也不好阻拦。被逼到无法退步的中央及港府决定平息事态并趁机铲除民主势力，于是暴力机器和各种公权力手段全面发动，和平示威和暴力活动被一起镇压，各种政党和公民组织被连根拔起，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全部被摧毁，香港再无民主势力或其他反建制势力的活动空间。（至于有人说即便不反抗，习近平政权也会摧毁香港民主派和本土派等力量，这的确可能发生但未必一定发生，即便有打压也不太可能像现在这样把事做绝。当一方处于弱势时，尽可能不要给对方攻击的借口）
对激进和完美的过度追求，还会被阻碍变革的人利用。就像从古到今，在中央政府推行一些利民政策后，下层官僚担心既得利益受损而试图抵制，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但却可以通过把政策执行到极端，让好的政策产生恶劣后果、引发各方强烈反感，以达成其抵制政策的目的。无论古代的各种变法更化（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还是如今的繁多改革整顿（医改教改、财税改革），相关的既得利益者经常故意促使政策的执行极端化，以倒逼上层退让乃至废止政策（当然也有一些极端措施并非为此目的，例如山东“百日无孩”、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以及现在对新冠的高强度防控，并不是下层故意极端倒逼上层停止措施，反而是故意发力向上献媚、整治百姓展示官威权势，以获取利益）。
过于强调完美，也会混淆事情好坏程度的差异、收益与损失量的有别，将都不完美但有明显程度差异的制度、政策、理念、事件，以及各有缺点但明显有些是“有缺点的战士”有些是“苍蝇”的个体或人群，一概评价为“坏、差、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例如将民主制度下得到规范和监督的“政治献金”与专制统治下的贪污腐败等量齐观，把发达国家平民相对富人的经济拮据与中国百姓为衣食住行挣扎划上等号，将法治自由环境下必要的言论限制与极权主义下严密的舆论管控相提并论。
这些立场看起来是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但必然导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削弱了对相对良好一方的支持热情与力度，让相对更坏、更恶、更差的逃避掉应得的相对更大的谴责与惩罚。就像国人经常声讨资本/资本家的罪恶，却很少提及资本相对权力温良、资本家相对官僚和善的事实，导致更值得警惕的权力之恶被忽视或淡化。同样，那些批判改革开放种种弊病的，也掩饰了毛时代更加黑暗绝望的历史事实。还有，在“物极必反”效应下，完美主义的目标追求失败后，还容易让曾经的追求者彻底丧失信心，变成犬儒和遁世者，连改良都不愿意参与了，使得现实距理想更遥远了。文革和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失败后，本来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广大民众，普遍选择远离政治，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1990年代至今“告别革命”和“闷声发大财”思潮的流行，就是激进主义诉求失败、相应政治理想破灭后的产物。这些当然是阻碍变革者、各种大奸大恶之徒希望看到并且积极促成的。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是几千年来流传的智慧之言，但后人仍然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令人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