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亚妹：首位定居维多利亚的中国人
虽然澳大利亚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因库克船长带领的船队抵达而成为英国领地，但直到1788年，才有第一批英国移民抵达，从而开始了这块土地的殖民和开发过程。在此前后虽亦有中国人曾经踏足这块土地，但缺乏正式记载，能够确认的抵达澳大利亚定居的最早的中国人是来自广州的麦世英(Mak Sai Ying)[1]，他于1818年抵达悉尼(Sydney，当地华人通常译之为“雪梨”)。因早期整个澳洲都处于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2]的统治管辖之下，在1820年代之后，现在的各个州才陆续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故麦世英也算得上是最早来新南威尔士州定居的中国人。
而雷亚妹(Louis Ah Mouy，也称雷亚梅，或直接就写成雷梅)则是第一位定居于维多利亚州(Victoria，当时华人将其译为“域多利”或“域多厘”)的中国人。在麦世英抵达雪梨的时候，维多利亚才刚刚开发不过五年。1830年代之后，墨尔本(Melbourne，当时华人称之为“美利滨”)才开始聚集殖民定居者。1851年，维多利亚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成为大英帝国下属的独立殖民地，以墨尔本为首府。而也就在这一年，雷亚妹来到墨尔本，成为第一个进入并定居该地的中国人。
雷亚妹是广东省新宁(台山)县大江塘面村人，生于1826年。成年后，他学到木工手艺，奔赴英属马来亚谋生，寻找发展机会，在槟榔屿(Penang，槟城)的漆木街开店以木匠为业，专事家具制作及木屋搭建。他在槟城的生意如何，因无记录，不得而知，但他在1851年时受雇于一位名叫葛南鼎(Glendinning)的英国船长，从槟城前来墨尔本为其建造三栋木结构的房子。这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英国船长，坚信新加坡橡木是建造房子的绝佳材料，而在当时墨尔本的欧洲定居者所建住宅样式中，使用橡木建房还是属于比较稀缺者。因此他在马来亚买好橡木，并找到雷亚妹，充当其房屋的建造商。显然，他是在槟城市场经过比较鉴别而选中了这位年轻的中国人。以此推论，雷亚妹应当是在当地行业中已经有一定名气，并在木结构房屋建造方面有一定成就，为葛南鼎船长认可，遂与其签订合同。于是，雷亚妹搭上葛船长的那艘载重171吨的“Wanderer”号船，[3]与其购买的这批新加坡橡木一起，在墨尔本最早的定居点威廉斯敦(Williamstown)上岸，为其建造房子。因一纸合同之故，也就使他成为“澳洲域多厘省华人抵境之始祖也”。[4]
葛南鼎船长确实独具眼光，所托宜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雷亚妹勤恳努力，圆满完成了合同。七十年后亦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按约建造的三座木房仍有两座仍然完好地矗立在南墨尔本区的塞西尔路(Cecil Road)和墨尔本港口威廉斯敦区的美利滨路(Melbourne Road)上，就显示出雷亚妹的木工技能与房屋建造水平确实了得，经得起风雨和岁月的考验。当然，他也由此挣得了应得的那份收入。
就在雷亚妹抵达维多利亚的前后，当地发现金矿，顿时许多当地人丢掉城里工作，涌向荒野，冀望短期暴富；世界其它地方的各色人等，得获消息，也从各地涌来，寻找发财机会，使得维多利亚成为距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未及几年之后的又一个淘金热点。逢此良机，雷亚妹自然不会错过。当房建合同完成后，他成为自由身，就投身于在巴辣拉埠(Ballarat)和品地高埠(Bendigo)及其周边地区的淘金大军之中。他在淘金中运气奇佳，所获不菲。因当时这些乡村仍处荒野，与墨尔本尚未开通道路，交通落后，山贼出没，许多淘金人备受劫掠，常有人财两空的情形发生。雷亚妹曾怀揣从耶伊(Yea)地区所得之价值500镑的金块，昼伏夜行，顺利返回墨尔本。此后，他故技重施，都是拿着价值500镑左右的金块，往返于淘金地与墨尔本之间，且每次都很顺利；即便曾有险情出现，他都机智躲过，化险为夷。获利丰厚的雷亚妹兄弟情深，赶紧修书一封，寄往家中，通告幼弟即刻束装前来，抓住良机，共同富裕。但该信并未送达其弟，而是被香港或广州当地洋行职员或邮差私拆，为信中所述掘金前景所吸引，将澳洲维多利亚的淘金信息在广东省四邑及珠三角地区传播开去。受此影响，自1852年开始，大批广东人涌入澳洲，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淘金热。因澳洲的这场淘金热距1848年在美国西部加利福利亚州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淘金潮才不过几年，当时也吸引大批广东人前往淘金，将其称为“金山”；待到大批广东人抵达澳洲的维多利亚，也试图在此实现同样的梦想，遂将该地称为“新金山”，以示区别。1852年，第一批得到上述消息的广东人通过雇主安排来到维多利亚淘金；次年他们中的19人回乡，又带回一批人来到矿区掘金。[5]到1861年，澳洲已聚居有约40000中国人，主要分布于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占当时在澳总人口的3.3%。[6]而当时来澳掘金及从事相关商业生意及做工的广东人，是以四邑人为主，因而澳洲媒体后来认为，这实际上就是雷亚妹提供澳洲发现金矿信息的结果，称其以一封信，引来了37000中国人。[7]
初创时期的澳大利亚，到处充满商机。雷亚妹很精明，他敏锐地看到了金矿区对日用品的巨大需求，因而组建运输公司，从墨尔本以牛车和骡马驮运各类商品，冒着山路崎岖导致翻车的危险而进入矿区，赚取其中的差价；对于一些特殊的商品，他愿意付出高价，以120镑一吨的运费，将矿区急需商品以牛车和马队通过崎岖的山路小道运入。即便这样，这其中的利润还是很丰厚的。比如，他在矿区卖给矿工的面粉20镑一吨，牛油和腌肉每磅5先令，10先令一小听装的沙丁鱼，10先令一颗包菜，等等。而由于早先淘金时的好运气，他一直对采矿抱有极大热忱，投资各个不同矿区，他的名字在相对长的一段时期里都不断地出现在许多采矿公司的董事名单当中，比如，他是在维多利亚的耶伊、巴辣拉、伊莱恩(Elaine)、水牛山(Mount Bufflo)、布莱特(Bright)、瓦哈拉(Walhalla)等地区金矿场的合伙人。为此，他曾经赚得盆满钵满；但这毕竟是项投机生意，有时投资多而没有结果，有时也因国际市场矿价的涨跌，而使之损失惨重。即便到了他快要90岁了，亦即在1910年代前期，他还去到英属马来亚，加股进入位于吉隆坡附近双溪莱(Sungai Rai)的一家锡矿公司；只是他这一次的投资，还是没有收益。[8]也就是说，最终他在采矿业方面，并没有成功，只是收支平衡。
而他在金矿上的收益，则有助于他在其它商业经商上的开拓与成功。在1850年代时，雷亚妹在墨尔本的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上开设了维多利亚的第一间碾米厂，该厂若干年后由一家名为若伯·哈泼(Robt Harper & Co.)的公司收购过去；1852年，他也在墨尔本的士湾慎街(Swanston Street)开设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商贸公司，经营茶叶、丝绸、中国土特产及其它商品，从事进出口业务，是澳洲第一位从事中国茶叶贸易的商人。该商行一直顺利运行，直到二十世纪初他去世后由其子继续经营。1866年在维多利亚成立的澳大利亚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Australia)，他是16位原始股东之一(另外一位华商刘光明[Lowe Kong Meng]也是原始股东)。[9]为吸引和方便大批在当地的华人使用其发行的货币，他建议在其钱币上印制中文(比如，“新金山金妈士银行 壹镑”的纸币)，并得到董事会的赞同。由此可见他当时财力雄厚以及在当地商界的地位。在其经商期间，他也买了很多地产物业，这给他带来了很大利益，但也因一些地块的处理不当，给他造成了一些损失。据报道，1895年，他就因一处地产纠纷而损失4万镑。[10]此外，他也曾利用自己的公司的商业地位及在主流社会的信誉，替一些当地华商做担保，以协助同胞做生意，但也常常为此承担后果。1891年，因墨尔本一间名为Louey Wah & Co.(雷华号)的商行经营失败，雷亚妹商行作为其担保人就被银行追债，而不得不为其支付728镑的债务。[11]
雷亚妹也热心公益，为同胞服务，争取权益。1854年，他与其他四邑同乡在墨尔本发起成立四邑会馆，是联络感情、发挥守望相助精神、济助贫困同胞、排忧解难、维护华人利益的社团组织，凡属四邑人(广东省新会、新宁[台山]、开平、恩平)皆为当然会员。1856年，雷亚妹捐出南墨尔本区的一块地，在此兴建关帝庙，使之成为维多利亚华人精神寄托的最重要的一个场所，这也是维多利亚华人最早的庙宇，现在仍香火鼎盛。此外，他也是洪门义兴会在维多利亚的首领之一，为侨胞济困救贫，争取权益，不遗余力。当1870年代维多利亚议会为限制华人入境及各项排华措施进入立法程序时，雷亚妹与刘光明及华人牧师张卓雄一道，于1878年著书向议会陈情，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角度力争华人进入澳洲的权利，呼吁当局遵守英国和大清国缔结的《南京条约》中准允两国国民自由进入对方国土及自由经商的权利。[12]在那种弥漫着反亚裔极力排华的氛围下，他们的抗争没有取得多大回响，甚至也受到白人的嘲讽讥笑，[13]但他和刘、张两位华人领袖用行动表达了他们争取和维护华人权利的赤诚之心。1887年，当两广总督张之洞所派视察专员王荣和、余瓗到维多利亚考察华侨状况时，雷亚妹是组织当地侨民向两位朝廷特使陈情保护华侨的委员会成员之一。[14]
雷亚妹在马来亚时便开始学习英语，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其英语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非常流利，与西人沟通无障碍，也早早地归化入籍。1855年11月13日，雷亚妹与16岁的爱尔兰孤儿Mary Rogers在墨尔本长老会教堂结婚。[15]Mary为雷亚妹生了三个儿女，头两个(儿子和女儿)皆在1860年夭折，1861年出生的女儿Emily Eunice Ah Mouy(1861-1924)则活了下来，只是Mary在1862年7月去世。[16]而在1861年，雷亚妹再娶了也是16岁的中国出生的Ang Chuck为妻，后者为他生了十二个孩子，包括三个女儿和九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生下来后夭折)。其最小的儿子雷美好也很有名气，是墨尔本市政府著名的建筑师。
1918年4月28日，92岁高龄的雷亚妹在墨尔本家中去世。[17]在过去的近七十年中，雷亚妹是墨尔本殷商，服务社群，在商界颇负盛名，华洋两界朋友至交众多，备受尊崇。许多偏远乡镇外埠的乡亲同胞甫闻其逝世噩耗，纷纷致电暂缓出葬，俾得下埠送葬。至其出殡之日，中西名望人士为其执绋着，人数甚众。从其去世后的由华洋两界组成的送葬队伍及众多人数，就充分反映出人们对这位墨尔本城市建设的先驱及在金矿开采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的高度认可。
上：雷亚妹(雷亚梅)照片；下：雷亚妹夫人Ang Chuck照片。
1860年代澳大利亚商业银行(新金山新妈士银行)发行的壹镑纸币。
[1] 麦世英还有其他英文名字，即John Pong Shying, Mak Sai Pong, Mark Pong等。1796年出生的麦世英来澳五年后，于1823年在雪梨西郊Parramatta与一来自英格兰的妇人结婚，生有四子，并在这里经营旅馆。据认为，他或在1840年代之后返回了中国，也可能此后改名改姓，并最终死在澳洲。详见Jason Fang (10 June 2018). "200 years of Chinese-Australians: First settler's descendants reconnect with their roots". Abc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06-10/first-chinese-settlers-descendants-reconnect-with-their-roots/9845804). Retrieved 26 July 2021; Kim Tao (14 February 2018), “Two Centuries of Chinese Migr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https://www.sea.museum/2018/02/14/two-centuries-of-chinese-migration). Retrieved 26 July 2021。
[2] 到1859年，Queensland(昆士兰)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成为与维多利亚一样地位的独立殖民地，新南威尔士的领土面积就缩小到现在的规模，成为与其它殖民地并列的地位，到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也跟其它殖民地一样，成为联邦政府下面的一个州，或者叫省。当时的华人将其译为“鸟修威”或者“鸟沙威”省。
[3] “Advertising”, South Australian Gazette and Mining Journal (Adelaide), 29 March 1851, p. 1.
[4] “雷梅逝世”，《东华报》(Tung Wah Times)，1918年5月18日，第7版。
[5] 见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6] Wilson Au-Yeung, Alison Keys and Paul Fischer. "Australia-China: Not just 40 years” Archived 2013-01-30 at the Wayback Machine, Economic Roundup, 2012(4).
[7] “Victoria’s First Chinese: Story of the Gold Fever-One Letter Brings 37000 Immigrants”, Elmore Standard (Vic.), 25 May 1918, p. 6.
[8] “Victoria’s First Chinese”, Myrtleford Mail and Whorouly Witness (Vic.), 6 June 1918, p. 9.
[9] “Commercial Bank of Australia”, Geelong Advertiser (Vic.), 5 April 1866, p. 1.
[10] “A Chinese Insolvency”, The Age (Melbourne, Vic.), 6 March 1895, p. 7.
[11] “Legal Notices”,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28 February 1891, p. 10.
[12] 该书于1979年出版。详见：Lowe, Kong Meng, Cheok Hong Cheong, and Louis Ah Mouy, eds. ,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Australia 1878-79. FF Bailliere, 1879.
[13]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Australia”, Geelong Advertiser (Vic.), 18 January 1879, p. 4.
[14] “Chinese Commissioners, Their Mission to Australia”, The Age (Melbourne, Vic.), 27 May 1887, p. 5.
[15] “Married”,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15 November 1855, p. 4.
[16] “Family Notices”,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23 July 1862, p. 4.
[17] “Family Notices”,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30 April 1918, p. 1. 他的妻子Ang Chuck已在1916年11月6日在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70岁。见：“Family Notices”,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8 November 1916, p.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