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者何宏先生，德国席勒大学物理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曾一度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507所、中国航天员中心领衔人体科学实验室，是当年唯一的人体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他曾历经5年多的时间，专业调查全国范围的特异功能、气功和巫医现象，在人体科学研究上，掌握了第一手的颠覆性数据资料；2000年军队转业后，正式对社会披露当年的一些结果，他的资料及判断，可能完全出乎所有人——包括反对者和支持者——的意料。
我是原507所的人体科学实验室的负责人，我叫何宏，今天很高兴又跟大家在一起继续回顾，我作为507所人体科学负责人时候参与国家人体科学领导小组的相关情况。
这是我在这里最后一次做自己个人的情况介绍。
存检筹成立
人体科学研究这个工作，是钱学森和张震寰两位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的领导支撑起来的。伍绍祖同志当时是这两位领导同志的上级领导。伍绍祖同志是一个标准的红二代，他的父亲是老革命，他很幸运的在50年代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主席，后来还做过王震同志的秘书，所以他方方面面的能力都是很全面的。
他当时因为是钱学森和张震寰的领导，在1982年张宝胜进京汇演的时候，张震寰就把伍绍祖拉到了这个观摩的人群中，伍绍祖当时就受到很大震撼，说“如果这个东西要是真的，那么这个物理学就可能会改写了，那也许我们就可以为中华民族赢得一个相当宝贵的诺贝尔奖”。
所以他就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他虽然不像张震寰和钱学森那么在一线，但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贾春旺，还有国家科委的一个副主任叫郭树言，还有当时教育部的一个部长，他们组成了三人领导小组，然后后来组织了四人领导小组，六人领导小组，九人领导小组，以及十人领导小组。
关于这一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查找伍绍祖人体科学30年纪念会的报告，描述得很全面。
然后这个工作小组对谁负责任？这个组织的最上级的汇报最早是李铁映同志，后来还有李岚清同志，可见这个工作小组的层次非常的高。
在人体科学纪念会议30周年，也就是2009年3月18号在北京城市学院组织的活动上，相当多的领导小组的成员包括伍绍祖、贾春旺，在百忙之中都出席了这次活动。也把他们认为对人体科学工作很有贡献的那些人、一些特异功能的人、相关研究人员都汇聚一堂，伍绍祖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感谢的讲话，点到了很多知名的人物，文章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查一查。
但是呢，大家知道了1999年法LG事件爆发了，气功的这种现象里面，特异功能研究领域里面，包括社会上各种大师啊，号称是转世、号称是某个世外高人的多少代的弟子的人，纷纷在社会上活动。也包括像会道门一样的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于是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体育总局就变得高度警惕，原来也提到过95年的时候，就是张宝胜败走麦城的那个长篇文章在北京青年报上出来之后，伍绍祖这边当然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压力。
而且社会上这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乌烟瘴气的情况，对政治稳定、社会的安定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本清源确认哪些特异功能真是特异功能，哪些确实是有问题，基于这个目的，加上有四个科学家牵头给伍绍祖写了一封信件的催化（而成立了存检筹）。这四位科学家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副所长郭汉英同志、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沈洵同志、还有当年是中科院力学所做过卫星轨道测算的刘玉成刘教授，还有一位是首师大的物理学家梁灿彬。
这四位物理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联名提议，说人体科学经过这么多年的争吵，一方说自己有了铁的证据，另外一方面坚决不相信特异功能已经得到科学证实，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澄清一下，到底哪些所谓的特异功能现象是能够经过科学检验的？
伍绍祖同志欣然在这个信件上批复，十分同意各位的观点。然后每年筹备了大概七八十万专项款项，希望郭汉英同志作为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的召集人，来对现象的真实性，组织全国专家进行规范的实验设计和检验。
1996年活动拉开帷幕。
因为我的特殊的角色，也因为我是回国的博士，又因为在507所当人体科学实验室的负责人，所以我是作为最年轻的专家组成员，参与到这个存检筹的。
因为没有国家正式批复，只有伍绍祖同志的意见，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作为科学家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让证据来说话，不把个人的是和非、真和假等主观的感情带到这个对现象的检验里面来。原则很简单，就是真正梳理过去所谓的人体科学范围内的特异功能现象，邀请全国的特异功能人来参与接受检验的实验。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传统以来，中央的力量都非常强。所以呢，这个中国人体科学领导小组规格非常高，伍绍祖同志作为人体科学协调工作小组的直接负责人，他委托郭汉英同志来筹备——郭汉英同志是伍绍祖同志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班同学，上下铺的亲密朋友——所以我们已经听到这里有多少直接间接的物理学家，有多少中国的优秀物理学家参与了这个项目。
必须给大家强调的是，显然在1996年，中国的最高层没有认为人体特异功能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否则这个存在性检验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这些专家组的成员，最后大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虽然大家的立场观点不一样，信仰的背景也不一样。
比方说这个刘玉忱教授就是1979年开始直接进入耳朵认字的研究，跟陈守良一样。包括何祚庥，他和郭汉英就是理论物理所的同事，两人就住隔壁，郭汉英也坚决要求何祚庥院士能够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这个小组的工作，或者参与后期的实验的检验。
我们都本着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科学负责的态度，让不同观点的人在同一个平台上来见证和检验特异功能。
何祚庥就推荐了自己比较信任的郭正怡来参与，郭正怡后期也介绍过包括司马南来参与我们的一些活动，但是司马南不是我们科学界的人，记得有一次在会议上，司马南也悄悄的过来参会，郭汉英坚持原则把司马南请了出去。
在这个平台上，有的同志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的同志是老的人体科学工作者，但是大家都心平气和的本着澄清真相的原则走到了一起。
接下来就需要确定我们做什么样的实验，如何让人能够接受我们的测试。这个我在上一期里曾提到过，我在1997年的2月份我参加这个存检筹的活动，作为专家是96年年底，我和心理所的石建龙研究员一起去了云南，在云南大学看到那些他们自己如此自信的实验，而我们观察发现现场如此混乱，二者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反差，所以我们都很痛心。
我和石老师后来还专门写了一封呼吁信，呼吁停止针对儿童的特异功能诱发活动，至少是要停止有盈利目的的活动，当然了，我不是说这个云南大学的实验有这个盈利目的，但是我们知道社会上很多人用这种行为吸引了家长和孩子参与自己的培训，我们觉得很痛心，因为我们发现这个事情的真伪利弊都很难得到保证。
特异功能测试方法
为什么我们一旦参与检测，原来别人做出来的实验结果就做不出来了呢？
这个我们也做了很多内部的讨论，我们说是不是因相对于过去主持测试的老人，我们的测试太过于严格，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干扰了特异功能人的发挥？因为我们在现场啊，或者是按相信者的说法，是我们的气场，我们的能量压抑到了表演者的能量？
所以我们后来还采用了我们不在现场，而是特别制作特定的测试试样，由特异功能者比较信任的人带给他们来做相关试验，在家里做、过几天再做都可以。所以在这种试样的设计方面，我们做了非常多轮次的讨论，包括测试程序，我们进行了17轮的修改，怎么样完善一个方案，然后能够让不同参与者，包括何祚庥院士信任的、代表他的立场的科学家也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善了测试过程。
我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首先我们做了一个1500字的一个标准字库，然后用封闭在一个暗箱里面的打字机，用电脑的选择程序选出一个字来。我们知道每一个字的选出来的概念只有1/1500，非常标准。
我们可以把整个字库告诉参与测试者，他如果能把这个字猜出来，那么就是1/1500，如果一个人能够连续两次猜出来，我们知道这就已经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这个在科学上就有了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一个概率来，而且因为我们不在现场，所以我们对于怎么封装，怎么样算概率，都做了很全面的规划。
我们的初步检验结果没有很成功。所以我们最后又把这个实验方案继续的简化，简化到变成了一个残留信息的检测。
在前面我说过很敬佩北京大学老的科技处处长陈守良夫妻，因为他们的测试非常认真，只是从科学角度，不惧外界的压力，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们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实验，就是所谓的残留信息实验。就是在一个火柴盒里头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放一个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取走。结果来测试的小孩居然能够识别那曾经在里面的东西。后来就有人将这个实验进行了改进——将一个写着字的纸片，放在了两页白纸中间，隔了比方说五天或一个星期，然后把这个空纸套里面的资料抽出来，拿去给孩子看。结果那个孩子仍然能在没有字迹的两个空纸套中间看出来原来这中间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记。
我认为这个测试方案即简单又有效，还可以避开真正的试样。打印机打出来的东西或者图片上的东西，就算是有油墨分子跑在这个白纸上，但肉眼是绝对不可识别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原理非常简单，也特别容易测试的实验。我也推荐给仍然相信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这个实验。这是我们人体科学存检筹小组经过长期工作，从老的一代研究人员开始，经过18年的时间总结出的一个比较可行的测试方案。
如果这个方案被测试人能够通过，那就能比较容易相信他具有这样的特异功能。这种测试也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当年拿出这个方案，可惜只做了两轮测试。当时我们请到了当年据认为是北京地界上辨识残留信息功能最强的两个人，一个叫于瑞华，一个就是现在仍然鼎鼎大名的地质大学的一位来自武汉的女特异功能人。当时他们每一人拿了五个试样，一共是十个试样。最后的测试结果，是他们依稀辨认出了其中的两个，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有两个大半对，这个结果已经很鼓舞人心了。因为除非试样被泄露，否则这个是相当的鼓舞人心对吧？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
但是我们只做了这么一轮结果非常模糊的检验，很可惜。如果现在在我的听众朋友里，身边或者大家真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我仍然可以安排中国最好的科学家对这种现象进行最高水平的验证，然后我们可以向国家和世界宣布，我们有这种特异功能鉴定的客观成果。
当时反正做了很长时间的前期的讨论，但是后来有结果了，也是非常模糊。然后事情就搁置下来了，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
我在第一次的解说里面就提到，对于复杂的现象，我也不希望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答案。
如果你是相信有特异功能的，那我们可以给你泼很多的冷水，但如果你是不相信的，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作为严肃的科学家，在这期间也发现许许多多灵异诡异的不能解释的偶发事件，虽然它不具有可重复性，但也不是大家以为的纯粹的偶然，不是那样的一种意外，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还可以举例好几个实验。比方说，我和郭汉英同志当时还一起用一个叫做量子震荡仪的测量仪器，考察了特异功能现象。量子震荡仪当时是一个比较昂贵的进口产品，它的工作原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据说能够对人体就像中医号脉一样，进行各种测量，预知各种疾病。
当时在工作人员操作的时候，我们也确实觉得他很神奇，我们希望通过量子震荡仪进行一个双盲的测试，即排除了其他的人为因素，通过这种不是直接见面、不是这个察言观色，只是对五六个试管发功，发完功后，气功师也不在现场，再由量子震荡仪对试管做相关测试，每到这个时候，量子震荡仪的测量结果，就是发功完全失败了。
所以现在也有朋友说，他们有这个很敏感的仪器可以测量，我说你们一定要在这种测量中要排除心理的干扰，你一定要用真正的双盲来检验设备的这种反应信号。
曾经有一个气功师，对试管里的四氟化碳溶液发放外气，这个四氟化碳是一个金刚石一样的金字塔型的结构，正常情况它是不会出现偏移这种情况的。结果这个试管在其发气之后，居然发现了一个异于寻常的共振峰的偏移。于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现象，因为四氟化碳化学结构非常稳定，能量结构也很简单，不应该出现别的变化，如果我们发现因为气功师发气导致一个明显的偏移，那么相比于过去气功师发放外气去影响这个诸如豆芽的生长的那些实验——都是不排除有杂质的原因——当然是非常震撼的，是真正具有科学说明性的过硬的实验。
所以我们大喜，我说我们终于抓到了一个可以从科学上为特异功能，为气功外气作证的一个实验。郭汉英同志当时就亲自跑到复旦大学去，亲自去跟操作实验的人来进行交流，说我们现在要严格的重复这个实验，如果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这样，那我们是可以向国家拍胸脯保证有外气这个事实存在的。
但是这个实验结果在后面就消失了，在后面第二轮、第三轮试验，这种现象就没有再出现过，非常让人失望，所以呢，对于前一轮实验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仍然是个疑问。
这里头又出现了一件趣事。云南大学的罗星等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据说也找人做了测试，也发现了四氟化碳吸收谱的偏移。可是在等郭汉英同志过去之后，继续追问说，这个现象能不能够重复，能不能够让操作实验的人给我保证这个现象确实是真实的，而不是实验操作失误，可惜又没有下文了。所以，这一只特异功能的怪猫我们还是没有抓住。
我们在存检筹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我继续这样讲下去的话，可能有很多人要骂我了——你这家伙果然是人体科学的叛徒，你果然是比司马南还恐怖，司马南只是从相信唯物主义的角度不相信，而你作为科学界的人士，和几乎所有参与实验的人都打过交道，知道所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在90年代末，我离开507所之前，我就已经被有些老同志认为是人体科学的叛徒，被认为我是比何祚庥、司马南更危险的人物。
对此我只能哈哈一笑，因为我至今为止点评的东西，仍然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试验，我仍然在这里继续的坚持。我不仅相信情感上倾向于相信特异功能可能是真的，而且我自己还有自己的体验，但是我坚持的仍然是谁的特异功能可以接受科学的检验，不要光说自己的主观体验，不要光说你跟谁有一些什么样的奇遇，我们是希望有人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能够有信心有能力接受科学的检验。
奇异现象真的有
在这里呢，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些有趣一点的类似于故事的案例，否则的话大家以为我一边倒认为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特异功能。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存检筹，从郭汉英同志开始，包括我们其他的朋友，我们还共同结交了一个作为一个特异功能人出现的女士，河南郑州的，我就叫她郑女士。
在她身上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体验。她是河南省体委推荐过来的，她认为自己能看到一些亡灵，有些人的疾病她说是由前面（世？）的信息带来的，她给人治疗的方案，按她自己的说法，会观察人体身上的这种光芒，在唱歌的时候能看到别人身上光芒的变化，因为这个光芒的变化就可以有意识有针对的信号的反馈，然后调整自己的发功，从而治疗别人的疾病。
这是她的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有主观的这种印象，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内心编造就像做梦一样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在科学界来讲，我们必须进行科学的检验，我们只以事实为依据。
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她来的时候，我们存检筹的专家已经相当完备了，包括心理所的专家、中科院的专家等方方面面的人。当这位女士来了之后，我们也带着他到空军总医院的住院部去和病人聊天，观察他是怎么治病的。
在这位女士身上，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她表现出来的令我们这些专家感到惊异的能力还是有的。为了表明我不是一个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专门讲讲在她身上，她和我们在一起同吃同住期间发生的一些趣闻趣事。
一个就是专家组里头，有一个中国心理所里面的专家叫郭恋峰（音），有中国的弗洛伊德之称。郭恋峰同志当时大概是接近60岁，但是他有一副老相，看上去在65岁以上，甚至于70岁这个年龄。郑女士有一个本领，就是拎着一个人的中指号信息，她在给郭恋峰号完后，就来个突然一句说，“唉呀，郭老师，你这个人很有福气啊！”怎么很有福气呢？她说你这么大年龄了，还能享受母爱。
我们这位来自河南郑州的大仙儿，一句话就把我们中国最顶尖的有弗洛伊德称号的心理学家郭恋峰同志放倒了。郭连峰同志的妈妈是90多岁的人了，而这位郑女士在以前从没见过面的情况下，跟他说你还能享受母爱，这是非常令人惊诧的。
然后，这个女士在这之前给另外一位中科院的吴老师的身上摸了之后，说你的肾脏我感觉有些空，居然也把这位教授给震撼了，因为这个教授真的是做了肾切除手术，真的是这里比较空，这让我们大惊失色。
更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我们所有专家陪着郑老师，一块到香山植物所去做进一步的沟通，因为大家还是很奇怪，说这个对吧，她的知名度从哪来的？她给人治病是基于什么机理？
然后这个刚才讲的郭恋峰同志，就把他的一个博士生、一个男孩带过去给这个郑女士做心理测试。大家可能知道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叫做心理测试量表，大概七八页或者十来页分别打钩，你有什么印象啊？你觉得你这个是什么特点啊？你做不做梦啊？然后呢，你又见到什么东西什么反应啊，来看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是轻躁狂啊，还是比较压抑啊。
而我们这位郑女士，又把这个心理所的非常优秀的博士生给放倒了。因为她在做了两三页的这个统计之后，结果又冒出一句话来说，“唉呀，我怎么看你头上有朵乌云啊，好像你妈妈的生活过得并不快乐。”
这句话又让我们的博士生泪流满面。因为他自己的亲爸爸去世了，所以她妈妈又再婚。但是这个家庭里面，总是有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很压抑。所以在这句话把这个博士生放倒之后呢，他就把他的太太，也是心理学所的一个女博士请来了，说我遇到真人了啊，你过来吧过来吧。
结果在第二次天，又发生了一个奇迹。这女孩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彩色的梦，梦见自己居然在白云之间飞翔，畅游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在她醒来的时候，发现郑老师坐在床上打坐，然后问她在干什么，她说自己怎么做了一个梦，你在干什么呢？这个郑老师那就话赶话，或者是顺势而说，说我正在打坐，我也觉得我们有缘分，所以刚才带着你在游历祖国的大好山河。
在这几句话之后呢，又把这女孩完全给放倒了。
这一天呢，按我们的计划，是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沈平同志实验室，去做进一步的生物物理学的测试。沈平同志他之所以介入，是因为他是搞生物物理所的测试的，有设备能够测试人体的发光现象。他有那个光电倍增管的一个暗箱，把人的手放进去之后，这个人手发气，他就能够看到了这个手上发光现象的增加。这个是看一个气功师能不能调整自己的手上的发光，能够判断是不是真的有外气。
我们一行当时是四个人，郭汉英同志，刘亚林同志，再加上刚才说的郑老师和我。然后郑老师说自己的方法就是唱歌，不会发气，不过可以按照自己治病的特点，我们把手放上去，她用这个治病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这个心情，然后看看能不能测试出一点什么。
在这之前呢，我先把我的手放了上去，我为什么特别自信来做这个研究，是因为我自己有练气功二三十年的经验，所以我手上放上去之后，我就跟气功师一样，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光子数随着意念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意念的下降而下降，原因是什么？我这里也就不多说了，但是呢，我的两位朋友郭汉英、刘亚林他们不练气功，所以正常情况下就只能测一个这个黑体发光，因为手上是有温度有血管的对吧？体温都30多度，那里头呢是一个黑箱，结果我们又发现奇迹了。郭汉英和刘亚林两位接受郑大仙唱歌的时候，我们发现仪器出现了奇异的反转。学物理的人或者是光学的人知道什么叫做暗电流，暗噪声。暗噪声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物理学原理，就是他有一个噪声信号是不可控制的，你要想进一步降低噪声信号，就需要有更冷的环境，更低的温度。但是我们发现居然出现了三次基于噪声信号的尖锐的负脉冲，矩形波一样的尖锐的负脉冲，持续时间略短于0.5秒左右，就像是仪器设备突然短路了，但是没有任何仪器设备受到其他的干扰，非常的奇怪。
但是这个现象，又是只有这一天的半天，出现在两个人三次的这种检查中。
吃完午饭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郑老师突然不见了，我们又可惜了半天，说我们的试验还没做完呢，郑老师到哪去了？
后来我们发现是前面我讲的心理所的两位博士，把孙老师请到他们家里去了。郑老师在两位博士生的家里头，又产生了一些奇迹，一进门就说，跟你们有缘啊，我发现你们是从天上来的。
这句话又把博士生的妈妈给放倒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博士生的爷爷是佛教信仰者，他去世的时候，带着满脸的笑容，对自己身边的亲人说，你们看见没有啊？你听到音乐没有？你们看见光没有？菩萨来接我来了。
所以当这个郑老师到他们家这一句话，就把他们过去的这些回忆全都给连了起来。然后在这家里头呢，仍然接下来又创造了奇迹。博士生的妈妈说，这孩子的继父有肾结石，这些天还在看病，很疼，你看有没有办法能帮他治治病啊？
于是，这个郑老师又按他的传统方法，拉着他在她身边唱歌，好像大家都很高兴，也就哈哈哈笑一笑就过去了。
这位郑老师在他们家吃完晚饭，回来之后，郭汉英同志严厉的批评了这两位博士生孩子，说你们怎么这样，没有给大家打招呼就把人给带走了，我们这边还在做科学实验呢！博士生说，唉呀，太不好意思，我们实在是这个太惊奇于今天的所见了。
批评完了之后，第二天，这位博士生的家里传来了消息，说当天晚上睡觉，这位博士生的继父，晚上起夜的时候感觉肾脏收缩了一下，同时感觉尿道有东西尿出来了，怀疑是不是肾结石被尿出来了，医院检查之后，果不其然啊，肾结石就这么打出来了！
你觉得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经历的故事，是不是很奇特？
虽然在科学上，我们能够拿出来的证据比较少，但是这样非常神奇的经历，真的是可以震撼很多人的内心世界。
所以呢，我也希望能用这个故事，来表述我们这些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严肃的科学家，对于我们为什么投身特异功能研究这件事情，对于为什么我们在看到那么多的假象、那么多的骗局之后，在那么痛苦的跟相信的人的轻信、不相信的人的固执打交道之后，都还继续执着于追求真相的原因。
因为这个世界，的确很奇特，的确很古怪。
但是我们存检筹的工作，确实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成果，就像我讲的，虽然我们提了一些方案，虽然我们团结了一帮非常高水平的专家，可是外部的环境的变化使得伍绍祖同志也没有能力继续给专家组提供支持，就像我从507所最后选择了转业一样，整个人体科学研究的工作，因为法LG事件的出现而由高层决策全面退出，这就是当年的基本的状况。
我之所以选择从507所退出，因为我作为回国的博士，各方面实际上是很重视的，大家也说，军队的博士转业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困难，可是我仍然坚持选择了退出。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军队更注重于对政治的忠诚，而不是对科学自由的探讨。为了自己能够对这些问题继续保持观察和评论的自由，我跟当时的领导说我一定要转业，我不管是做什么工作，我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完成，但是继续在507所或者是军队的体制里面这就很难，因为只要我在里边，别人就会追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通过上面的这些介绍，基本上是非常全面的把我们人体科学的这个前后情况，也包括我所见所闻的很多东西，进行了一个总结报告。
如果做一个最简洁的总结，那依然是我们要向坚持科学探索、同时又有足够科学素养的这些研究者表示敬意。人体科学现象的确很复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去开展实验，并得出可靠的答案的。就像我们说的，既然是非常高深的一个领域，那不是一个小学生、一个中学生、一个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在里头闭着眼睛就能找到真正答案的。
如果你看到非常奇特的现象，拜托一定要联系靠谱的、有科学素养的朋友，一定要相信科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确认，只有少数科学家相信，他们的检验是可靠的，但是这个所占的分量还是相当的稀少。
同时，江湖上、社会上宣传的那些实验观察，多数是表演性质的，而且不可以重复。凡是给你公开表演的特异功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95%都是假的，剩下的5%，我仍然坚持我的一贯坚持——如果你做严密的科学检查，还是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不可靠的。
但是在这所有的所有之外，这个世界的确还有它诡异的一块，这就是吸引我们很多科学家愿意进一步探讨，愿意进一步检验的主要的力量。
最后我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来结束了今天的谈话，爱因斯坦有一句非常知名的话，是德语的，我自己又把它润色过一下，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人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体验，就是对于神秘的体验。
人只有感受到一种超乎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神圣的东西，我们才会觉得人生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有价值。
这也是所有宗教背后的超越世俗的那种追求。我也希望用这种超越精神，来跟对这个领域的现象仍然保持兴趣，又不轻易迷失的朋友作共勉。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