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从古代至近现代中国外务史概括与经验教训；全面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基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对待国际事务、兼顾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实现国际正义与促进世界融合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参与，不仅关系到中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运转和效果，也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国的外部环境、国际秩序的变动与重塑。因此，民主中国的外务，也需要做提前的设计。
纵观从古到今的中国外务史，中国的对外政策既有开放包容的一面，也有排外自守的另一面。从商周至秦汉，中原文明通过武力扩张和文明浸染“双管齐下”的方式，同化了周边许多部族，将更多地区容纳入汉文化的主导与中原王朝的辖治之下。而对于更外部的区域，有邦交也有征伐。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既对外开放，又形成了“华夷之防”。而隋唐时期，则是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并举，对外政策相对更加自信、开放、包容，“华”“夷”界限不甚分明，唐王朝成为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中心之一。而到了宋代，因为武力的孱弱和周边政权的强大，对外政策趋于内敛，由隋唐时期的多元文化并存重新变为单一的汉文化主导。但相对于对北方和西侧的封闭防御，宋代在南方却开辟了更多对外交流路径，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相较唐朝更盛许多。元代的中国则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被动的参与了由暴力铸就的特异的“全球化”。
以上这些时期，中国/华夏/汉地的对外态度都是相对开明、进取、包容的。而此后的明代和清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则发生了巨大改变。明代中国是一个比宋代更加内敛的时代，它更重视经营中国内地/本土，而对外部交流相对缺乏兴趣，基本切断了持续千年的中国和西域及更西地方的密切交流（当然交流还有，但是相对汉唐元各朝，已大大减少），对周边则是采取“羁縻”而非直接控制。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更多是政治目的、使用的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手段，而非自发自由的经济贸易交流。“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的“赔本买卖”，当然不可持续。而倭寇的犯境，让重视北方边防而轻视海防的明王朝开启了“海禁”政策，让国家更趋封闭。不过，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类启蒙思想的兴起，明王朝逐渐放弃了“海禁”政策，重新打开了国门。明朝水师在福建金门料罗湾击败荷兰入侵者（料罗湾海战），就是明朝在海防问题上转守为攻的标志，中央帝国即将重新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
但满洲人的铁蹄终止了这一切。满清政权摧毁了明王朝及李自成、张献忠等政权后，就着力经营中国大陆，并控制了蒙古、新疆、西藏。它为了政权的稳固，一方面在大陆和边疆部署重兵防备和弹压反抗，另一方面则实行远比明代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禁制外海交通。对满洲贵族而言，拥有上亿人口的中国本土已足够其剥削压榨，而不需要再向海洋扩张。相反，海洋文明开放进取的特性，以及海外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对满清的统治是极大的威胁。满洲贵族集团不仅在物理上与外部隔绝，也严密禁制西方及其他外来思想和技术的传播。“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遭到冷遇，就是“闭关锁国”拒斥西方文明的典型事例。也正是因为满清的“闭关锁国”及对内的“文字狱”与镇压，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欧洲政治革命、工业革命无缘，成为中国长期落后西方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直到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响起，清王朝才不得不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和近代国际秩序之中。但由于融入太晚，清王朝不仅不能像汉唐那样成为国际秩序或起码区域秩序的主导者，反而成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主权丧失、国疆沦丧。清王朝在具体的外交举措上也常常进退失据、一片狼藉。如晚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评价：“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流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两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后续的“八国联军侵华”中满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表现了这些特点。
更可耻的是，满洲贵族为维护统治，在涉外问题上不断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亿万两白银和税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丰富资源、四万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血汗，成为满洲贵族向列强献媚的贡品。
满洲贵族的这些行径，一方面的确令其得到列强支持而“续命”，另一方面却激发了被满清和列强双重殖民剥削的汉族人民的愤怒与反抗。“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俺汉人，再靠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万万，捆入法塲……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革命家陈天华所书的《猛回头》，就是对列强和满清双重殖民压迫的悲愤控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清治下的各族人民尤其汉族人民，发起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
清王朝虽然也有一些外交成就，如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学习近代外交规则、利用西方技术发起“洋务运动”等，还有如李鸿章、曾纪泽等有才能的外交家的折冲，但只是为朽败的清朝外交做了些裱糊而已。到了清王朝的最后几年，其在一系列外交亏输后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传统的“总理衙门”也改成了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外务部”，还安排大批满洲亲贵和汉族精英留学和出访西方及日俄，包括临终的那拉氏（慈禧太后）都试图出访西方，对西方的学习也由技术增进到制度和文化，外交也由“天朝上国”观和半殖民地立场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基于“条约体系”的主权外交。但这些改革还来不及取得多少进展，辛亥革命就敲响了清廷的丧钟。
而推翻满清的中华民国，则在融入世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取得了虽不完美但仍颇为巨大的成就。相对于满清的闭关锁国和被列强支配，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民国政权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外交支持、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北洋政府被视为腐败软弱的象征。例如很多人以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其实最终签署的只同意了其中一部分条款）等批判北洋政府，但那只是片面的事实。其实，北洋政府在自身实力许可的范围内，仍然有效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如参与一战、争回山东权益；出兵库伦（乌兰巴托），一度收复外蒙；利用“西原借款”，既未出卖主权还发展了经济（最终连款项都没还）。至于说对列强尤其对日本软弱，并不是完全的事实。即便有所退让，也是不得已为之。
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成就则更多更大。广东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在争取到苏联的大力支援下成立的。不像一些人士认为的国民政府是“苏联在中国扶植的傀儡”（但是某种程度是苏联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其实苏联的援助并未严重损害民国主权，民国反而非常有效的利用了苏联及苏援实现了民族独立。在苏联的援助下，国民政府对内铲除各路军阀、实现国家名义上的统一和局部的实质统一，并推动三民主义革命；对外遏制了日英法美等列强的进一步殖民。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又改善了与英美的关系，后来又和纳粹德国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只有对咄咄逼人的日本采取了对抗（且也是相对有理有节而非倨恭蛮干）。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功争取到了美国、苏联、德国及其他诸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外援让弱势的民国坚持抗战成为可能。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还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与美苏英法并列的“五大国”之一，标志着中国在历经“百年国耻”后又成为世界强国。
诚然，民国时期中国仍然被列强侵凌，尤其被日本侵占大片领土，在外交上也时常被各大国利用。但民国政府在涉外问题上已竭尽全力，国力不济下所做已相对很好，无法苛求完美。还有，民国政府外交中尤为值得称赞的，是其非常善于利用现代国际规则，外交行为有理有节（尤其相比满清和中共在外交上的胡搅蛮缠），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构建相对平等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胜利或国共实现和平，以中国的人口领土资源地位，完全可以以五大国身份跻身列强，20世纪后半叶将是中美欧三方主导的世界。可国共内战中中共的胜利，让国府只能偏居台湾岛这一隅，虽仍长期拥有联合国“五常”之一席、以“中国”代表身份保持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但份量早已丧失，中国大陆的代表权完全落入中共手中。
而中共建政后，将国民政府的外交全盘推翻，另起炉灶。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断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同时，全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参与了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朝鲜战争。这种“一边倒”和参战输诚，固然让中共政权得到了苏联的各种物质援助和非物质支持，但也让中共和西方在很长时间内决裂，导致中共政权和中国大陆被孤立，中国大陆民众与西方的联系交流几乎完全被切断。
而中苏同盟并未维持太久，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因为中共和苏共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毛泽东个人的好恶与随意性、中国与苏联的国家利益矛盾、极左外交思潮的冲击等，中苏决裂，两国一度兵戎相见，险些酿成大规模战争。而当时中国还与西方对立，又与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不和，中苏决裂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而文革初期的极左外交政策和“红卫兵”暴民对外交工作的破坏（所作所为与“义和团”惊人相似，如红卫兵火烧位于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当年义和团攻击各国使馆的再现），更是让中国外交雪上加霜，外务工作几乎完全停滞。这时中共的外交举措和后果，与郭嵩焘批判的愚蠢悲哀的清王朝外交有着惊人的雷同。
1970年代，面对内外交困的恶劣局势及造成的政权统治危机，毛泽东不得不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转变和妥协。首先，毛泽东选择与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美国改善关系，先后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并于1972年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同时，中共也放弃追究侵华责任和战争赔款，换取日本对中共政权的支持，在田中角荣访华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稍早，中国也在美日的默许和欧亚非拉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1970年代前期，中国密集的与西方各国及亚非拉许多国家建交，包括与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智利皮诺切特政权、阿根廷魏地拉政权、巴西军政府政权、希腊军政府政权等一系列右翼独裁政权建交及维持邦交关系。很显然，中共政权和毛泽东本人，为了政权的存续，宁可放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也不在乎意识形态的敌对、无意捍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以高度实用主义的态度处理外交事务。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启动了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与外部的经贸、文化、政治、学术交流皆十分活跃，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但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国在经济上继续融入世界的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上重新趋向封闭自守。而在外交政策上，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即专心于国内建设与经济发展，在涉外问题上谨慎小心、“绝不当头”。一方面，中共为对抗西方、防止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思想渗入中国，因此明里暗里鼓吹反美反西方思潮，以“爱国主义”之名行封闭保守之实；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操作上尽可能不得罪美国及西方各国，甚至通过各种妥协退让换取西方对中共政权存续的支持。
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胡温执政时期，直到习近平执政后才有所改变。习近平执政后数年，开始在国际上采取更多攻势，试图扩大中共政权的影响力，鼓动民族情绪，增强其执政合法性。但由于其内政的失策和外部环境的恶化，习时代的中国外交连连受挫，尤其因香港和新疆问题遭到诸多国家制裁，在国际上的声势和影响反不如邓江胡温时期。而近几年一系列“闭关锁国”倾向的政策，如新冠后在对外往来方面的封锁、削弱英语教学和减少使用西方教材、鼓吹传统文化和抵制普世思想，都在阻碍中外交流、破坏对外开放。根据最近的情形，习政权的大抵会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狼外交”，而注重于防御外部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渗透。
而且，即便在前几年中共在外交上相对强硬时，也是为了中共政权自身而非国民的利益。例如中美贸易战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就在谈判中强调美国工人、农民的利益诉求，而中共在谈判攻防中却从没有真正考虑过受贸易战影响的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也从未征求国内各行业各领域中普通从业者对中美经贸谈判的意见。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提及的问题，即当互联网兴起、功能拓展、普及，并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最重要工具后，中共政权建立“防火长城”，将互联网上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让中国人民生活在由中共控制的“局域网”中。这极大阻碍了中国人民对外部的了解和与世界的沟通，对于思想解放、公民自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极大的阻碍作用。中共对此声称是为维护“互联网主权”，实际上当然是为封锁舆论和维护统治。
中共建政七十多年来，其所有主要外交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共政权的统治、打造利于政权存续的外部环境。它既无视国际正义，也不在乎国家利益，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除少数时期外），一切外交行为皆高度的实用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中共政权虽然涌现过不少杰出的外交家（如周恩来、黄华、乔冠华、钱其琛等），但由于中共政权本身的特性及统治者的立场，这些人只能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下为中国争取一些权益，且更多是维护了中共的统治和在国际上的面子和生存空间，而非有利于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
中共政权的外交活动，几乎从不真正关心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和华人华侨的利益，尤其对平民和弱势的在外国人及华人华侨缺乏支援和保护。虽然中共政权在改革开放后逐渐与海外的华人华侨社团建立了固定联系，也有对本国公民的领事保护机制，但更多只是中共政权“统战”和约束国民的手段，服务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外交人员态度恶劣（虽然我个人接触的外交人员还不错），往往见人下菜碟（服务权贵而歧视平民）。中共政权的对外政策也从不将保护在外本国国民及华人华侨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在任何正常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维护本国国民及有血缘和文化认同的在外侨胞，都是外交行为的重要目的。中共政权对在境外的国人和华人华侨利益的轻忽乃至无视，是非常可耻的。
根据以上所述的中国对外关系史，可见中国历朝历代的外交既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许多丑恶耻辱的行径。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外交，是值得称赞和效仿的；闭关锁国、蔑视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是需要批判和摒弃的。而未来民主中国的外交，将是既普世而又有必要特色的。
民主中国在对待涉外事务上，不仅要借鉴中国历史，还要放眼全球形势。
一方面，无论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仍然以主权国家为主要政治军事经济单位进行各种竞争与合作，对各国而言都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包括世界经济贸易和信息往来的一体化、普世价值的传播、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在全球的兴起与成熟，以及如恐怖主义、流行病、气候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峻，世界各国都需要遵从普世价值并密切合作，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行事，实现和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基于以上因素，民主中国应实行独立自主与融入世界相结合的基本外交政策，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国民利益的同时，兼顾世界各国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主持国际正义、推动国际合作，构建繁荣进步团结协作的新的世界形态与国际秩序。
对民主中国而言，人权与民主不仅是内政的核心，也是外务的原则。民主政权的存在，即是为了捍卫人的权利与尊严、保障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国家主权不应成为遏制人权的借口，相反应成为捍卫人权的手段。民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要把维护中国国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正当利益放在首位，且要一视同仁对待不同身份和阶层的同胞侨胞。民主中国在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及各种官方机构，应该尽责和和蔼的为中国国民、华人华侨、外国公民服务，为在海外的国人及侨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接受同胞侨胞的监督。
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民主中国既要考虑到本国国家利益，也要重视其中涉及的人权与道义问题，要站在正义一方，要行有良知的外交。在各种国际博弈与投票站队中，都要充分考虑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涉及到的人权问题，不能为国家利益乃至执政党派利益而作恶、助恶、放任恶。如果国家利益与人权道义相冲突，要尽可能寻求折中的方案，不能为本国利益而不顾他国人权与正义。
在其他国家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后，民主中国应予以适当关切，并为受侵害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受到专制压迫、种族清洗、暴力破坏的国家，中国应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适当接纳相关的移民难民。中国也应对其他所有国家真诚的、进步的、清廉的官方与民间机构提供各种支持，建立基于维护普世价值观与追求社会正义的国际大同盟，促进国际性的劳工、女权、LGBT群体、身心残障者等弱势群体的权利运动，推动全球各国的民主、法治、正义、平权事业，共同解决贫困与腐败、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气候灾变等全球性问题。除以上问题，中国也应注重更加远景的议题（千年甚至万年计的议题），如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太空探索和星际交通事业，筹备和订立地外太空和星系的规则与契约，为人类拓展更多生存空间和规避一些地球可能遭遇的且难以阻遏的灾难（如气候变暖到地球大部分地区皆无法生存、地球资源完全枯竭，或其他全球性灾难），以保障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
民主中国应该在维护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诚意和力度融入国际社会，清除一切阻碍对外交流的壁垒，对外全面开放，尤其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以及和世界各国一道，建设一个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联系与合作更加紧密的新世界。中国也要在各种价值观、制度、法律、模式上与世界发达进步国家与国际组织看齐接轨，以期尽快改变与世界文明脱节和保守落后的面貌。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优良的制度、文化、模式、创造，皆要勇于“拿来”和“为我所用”。民主中国也应诚挚欢迎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热心志愿者、官方与民间组织前来帮助中国或与中国合作，推动经济发展、思想启蒙、体制革新、民权平权等，促使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化、国际化。
例如，专制中国下，皮尤研究中心这样的世界权威统计机构很难在中国开展工作，导致中国的各种国计民生信息非常不真实或干脆就是空白，成为世界数据与统计方面的黑洞，严重阻碍对中国国情的认知、不利于对各种黑暗与不公正的暴露及相关问题的解决。而民主中国则一定要完全放开国际机构的调查统计，并将中国各种数据的统计理念、口径、方式、结论与国际接轨，让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通过统计数据显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实现对黑暗与不公的揭露、关注、批判、解决。
同样，民主中国也要反哺国际社会，派遣人员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思想、技术，以及帮助更加落后国家发展进步。中国也应该推动世界各国的交流与经济文化融合，让各文明各国家优势互补、在普世文明基础上合作共赢。
民主中国应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平台，扩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职权和影响，包括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以强化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致力于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变成如欧盟那样的超国家联盟，并依托这些机构将世界构建为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同体。
在这样的基础上，民主中国要改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贫富差距和话语权差距悬殊的状况，联合世界各国应对各种全球性的挑战，推动和平安定、公正透明、均富和谐、普世文明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强国，不应霸凌剥削小国弱国，相反应积极主持国际正义，调停国际争端，做负责任的领袖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公正做出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