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手术杂记
闲散人
这是我老哥六年前手术后随感所发，好经验也很有意思，本来只在亲朋、同学和发小群中传阅。 征得他同意，现发送到《文学城》与更多网友分享。
到澳洲三十多年，看医生的次数都少，没想到退休以后倒成了诊所的常客，几年前还入院做了次手术。近来国外看病成了热门话题，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心将自己在澳洲手术的经历与大家分享，不说好也不说坏，只是说实话。
（一）
自从患上糖尿病，身体各处开始不舒服，到了退休年龄就回到澳洲。一天早上， 突然觉得心跳加快，伴之脑袋发胀，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头顶上冲出来，一量血压超过260/100，过了几分钟又恢复正常110/70上下。开始不当回事，以后成为常态，每天都发作，很多时候家用血压表已经量不出来，没办法只好去看家庭医生。
在澳洲看病除特殊急诊以外，都要先看家庭医生（GP – General Physician)。选择家庭医生通常是找离家近的、熟悉的或者感觉不错的，可以用一个医生也可以找几个医生。澳洲医疗病例联网，输入病人的“国民医疗保险卡” (Medicare Card）号，医生就可以查到病人的诊断、检查和用药记录。澳洲公民和永久居留签证持有人都用“国民医疗保险卡”， 找家庭医生看病通常不需要付费（Bulk billing），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可由家庭医生推荐专科医生。看专科医生（有些医生既是家庭医生也是专科医生）要付费，根据级别和水平不同，一次诊费110到350澳元不等，但在国民医疗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如果买私人医疗保险，还可以再报销一些。“国民医疗保险”是澳洲福利项目，资金来源于纳税收入。纳税人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 缴纳国民医疗保险，如果年收入超过85,000澳元，在没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的情况下，还要额外交1%左右。当然，吃社会救济的人不交税，也就免费享用国民医疗保险， 而且买药的价格还大大降低，一般每剂药的最高价格是42.50澳元，吃救济的人只交6.8澳元。这就是为什么澳洲吃救济的人多呢。
我愿意找中国医生，除了背不下那些病症和药物英语单词以外，外国医生对中国治疗情况不熟悉也是我选择大陆过来医生的一个考虑。这次给我看病的是一位从大连过来姓舒的女医生，根据发病症状初步判断可能是心脏或脑袋有些问题，开出化验单，全套血液、尿液检查，外加静态和动态心电图以及CT扫描，但没发现什么异常。进而推荐心脏专科的张医生，做了个心脏彩超。拿到结果以后，张医生告诉我： “你的心脏钙化为零，优于所有同龄人，不应该是心脏方面的问题，不用再来找我了。”
第一阶段检查是什么也没查出来，但突发血压高的病症依然存在，而且发病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天早上都出现症状，有时一天几次。我的身体好像慢慢也适应了突发血压高，基本没出现爆表的事情，最高是也就290/160上下。血压冲上去就几秒钟的时间，伴有强烈头疼和心跳缓慢（50-60下/秒），持续几分钟就都恢复正常。查不出原因我也不敢瞎吃药，平常来点阿司匹林，发病时几粒丹参滴丸或速效救心丸顶着，倒也没出什么问题，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澳洲中国两边飞。
（二）
2016年7月准备回国，已经买好机票。有个周日夜里突然恶心呕吐，怎么也止不住，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好歹撑到天明，找救护中心求救（我没买私人医疗保险，只买了救护车保险），十分钟后救护车到楼下，医生检查一通，给了点止吐药不见效，就把我拉到墨尔本皇家医院（墨市最大的公立医院，墨尔本大学医学院所在地)。验血、CT等检查走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可能怀疑脑溢血），医生把我搬起来放下去，盯着我眼珠看了半天（又可能怀疑梅尼尔），也没发现什么。吊了半瓶生理盐水（可能加了镇静剂），过了两个小时，什么事也没有了，莫名其妙就回家了。我原来也出现过这些情况，但呕吐几下就停止，可能现在老了，止吐功能衰退，才第一次进了急救中心。
过了两天，半夜上厕所，突然发现尿血，便池里全红了，接连三次都是如此，但一次比一次轻，以后就没有了。我心里有些害怕，第二天一早就去看舒医生，开了血和尿的化验单，还做了个腹部加强CT。一天以后结果出来，血和尿没啥问题，但膀胱和肾上有几个结石，初步判断尿血为结石引起，但她不确定肾上其他阴影的影响，因此又给我推荐了两个专科医生。
先去看的是内分泌科的曹医生，这老兄和我岁数差不多，看了检查结果和推荐信，初步判断是肾上腺嗜铬细胞瘤，接着给我讲了肾上腺瘤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虽说所有肾上腺瘤都可能影响血压和血糖的突然增高，但又有所不同：嗜铬细胞瘤表现为突发性血压增高，角质瘤表现为血压居高不下，还一种瘤子表现为患者体态异常肥胖。我查了一下，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发病概率大概只有百万分之一，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顺手查了一下曹医生的背景，真巧，发现他也是七七届，也是第一届研究生，原来在山西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究生论文就是肾上腺嗜铬细胞瘤。接下来是一系列验血、验尿、肾部加强CT，一周后检查结果出来确诊，建议手术。曹医生开了两剂阻断药，α阻断为控制血压，ß阻断为控制心跳，嘱咐手术前两到三周开始服药。
历时两年终于确诊，接下来就是手术问题。华人圈里对澳洲手术水平颇有微词，周围的人好像没有一例手术没出麻烦的。由于肾上腺嗜铬细胞瘤这种病例在澳洲太少，我琢磨还是回国做好些。离上飞机还有一周， 又想何不把另一个专科医生也看了，多一个诊断。于是找出另一份推荐信，去看泌尿专科。这个医生姓韩，是天津老乡，不到四十岁。他十多岁时随父母到墨尔本，以后上医学院，当住院医生、家庭医生，然后考上专科医生。韩医生非常热情，对病症和手术过程做了介绍后，建议我不要上飞机了，以防出现意外。他还告诉我许多国内的人都来澳洲来做手术，像这类小手术没必要回国，否则以后复查等也比较麻烦。我想想也对，改变主意决定在澳洲动手术。
下一个问题是选择私立医院还是公立医院做手术，韩医生建议公立医院，他说不管私立还是公立，手术都是他做，不同的是等待时间和费用。公立医院一般要等六个月左右但全部免费； 私立医院不用等但需掏腰包费用大概一万多澳元。除此之外，公立医院一般有教学任务，除手术主要部分外，其他处理都由实习医生完成。可能是因为病例特殊（这种病澳洲一年也不会有一两例），他表现出很大热情，马上开出手术预约，大约四周后就可以住院。韩医生又附加了几项检查，血尿检以外，还有一项MIBG扫描，据说是检查有没有疑似扩散。
从韩医生诊所出来以后就把飞机票延期了，然后就开始检索有关澳洲治疗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资料，同时发动亲朋好友扩大信息来源。我妹妹在昆士兰理工学院，医学院中有个教授在这方面比较权威，去那里做手术成为一个选项。正巧儿子的一个同学也是内分泌专科医生，推荐了两个在墨尔本经常联系的泌尿科医生。经过反复比较，决定找儿子同学推荐的医生看看，听听不同意见。这个医生叫Julie Miller，是美国人，墨尔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专攻甲状腺、肾上腺和淋巴腺手术，也是澳洲第一个采用背部肾脏微创手术的人。还算幸运，很快就预约上了，儿子和我一起去见她。Julie不到五十岁，典型美国人做派，热情、简短、干练，先看片子，根据瘤子形状判断基本不是恶性，认为MIBG扫描没必要做了。她建议只吃α阻断药，不吃ß阻断药，以防心脏衰竭。她还加了一项血液检查，以排除甲状腺方面的影响。在手术方面Julie也给了两个选择：在公立医院做手术要等六个月；在私立医院手术可以安排四个星期以后，但要花费七八千澳元。比起钱来还是命要紧，所以当时就确定了在私立医院进行手术。站起来握手告别时她说，如果害怕就术前再约，不害怕就手术室见了。
在澳洲看病没有定点医院的问题，对医院和医生的选择更灵活一些。首先，韩医生可以说中文，已经安排了公立医院的手术，省钱而且好沟通，但经验好像少一些；Julie行医时间更长些，经验丰富，把握大一些。其次，韩医生说手术将近三小时，需要住三天医院；Julie手术只要四十分钟，虽然安排术后住一天院，但大概可以当天回家，感觉她信心十足。最后，外科手术最重要的是麻醉师，韩医生好像没有专门的麻醉师，而Julie说她的麻醉师合作很多年，只要在那个私立医院手术，麻醉师就可以指定。综合所有因素，最后选择用Julie。过去这么多年，回想起来感觉这个决定十分正确。
按照Julie要求又一次验血，两天后她秘书电话告知甲状腺因素可以排除，但检验结果显示缺乏维生素D，给了个药品牌子，建议每天吃两粒。
韩医生开的MIBG扫描，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我想还是检查一下为好。我爸爸PET检查出肺癌，对这种类似检查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澳洲类似化验、影像检查等都是单独的化验室，并不在诊所之内，我问了很多地方都说不能做MIBG扫描，而且这个检查属于自费项目，大概要两千澳元，报销以后还要自付一千五百多。回到曹医生那里问他有什么办法，他另给开了张检验单，介绍我到蒙纳什大学医院去做检查。这就是找中国医生的好处，他们理解华人比较“抠”，也愿意帮助排忧解难。幸亏不怕麻烦做了MIBG扫描，虽说没发现扩散，但在肺部发现几个黑点，其中一个阴影值得怀疑。这个后面再提。
手术时间确定后，买α阻断药又出现麻烦。澳洲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病例少，这种药也用的少，跑了好几家药店又打电话问了几家都说没有。没办法又找到曹医生，他给我指了条路，去在医院里开的药房买药。澳洲真是医药分开，医院药房只有很少的药，但医院里面开的商业药房品种多一些，要保证各种病情出现时及时提供给医院。卖药的是个马来西亚的女孩，查了半天没有，最后跑到医院科室里去给我要了一盒。这种α阻断药在国内也就是几块钱人民币一盒，在澳洲要四百多澳元（大约两千多人民币），好在有最高药品限价，当时我只付了37.85澳元。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麻醉师的账单就来了，他是要单独收费的。另外还收到了一份墨尔本大学医学院的器官捐献书，请求把切下来的肾上腺给他们做研究用。反正留着也没用，非常慷慨地签了字，那玩意手术以后就归他们了。
（三）
手术当天早上六点钟到医院，缴费后开始填写相关表格，主要是身体情况、以前病史、药物过敏等，内容繁多，在弟弟妹妹帮助下，连蒙带猜，刚填一半就给收回去了。
登记缴费后被领到一个小屋换衣服， 接着麻醉师就来讲解手术过程。一般情况下，公立医院是提前几天约你去术前注册，可能私立医院为了节省资源，手术前几小时才干这些事情。麻醉师五十多岁，和蔼可亲，还去过几次中国。他告诉我这家医院过去三年做了五例同类手术，都是他当麻醉师。然后说进去以前先给我小计量麻醉，让我睡觉，进手术室以后才是全身麻醉，全部都是静脉注射。术前解答完成以后，我出去和家人见面，然后就进了手术室的预备区。又来个护士验明正身，核实后麻醉师过来在胳膊静脉上预埋一个针头，推进10毫升左右麻药，过了不到十分钟就推我进入手术室。里面好大，得有将近一百平米吧。进来了几个人各自忙活，在我眼皮上贴了点什么，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好像是回到手术室外边的观察区，感觉没过多长时间，也不知道那个瘤子切下来没有。一个护士过来把我的眼贴揭下来，问候几句是否不舒服或疼痛，然后量血压、听心跳等，几分钟后就找人推我回病房，这时家人已经在那里等待。老婆告诉我，我进去以后不到一小时护士就通知手术完成，本来术后一个小时就可以出观察室，但我睡了两个多小时才醒过来。可能本人从来不用安眠药，给点麻醉就睡得更香。
坐着手推车到了病房，等着护工扶我下来，谁知那老兄根本没那意思，家人上来帮忙也被护士阻止。无奈只好自己下地，带着管子爬上床，心里琢磨：他们是没把我当病人呢，还是有把握手术以后我就和好人一样了？护士是个二十多岁的印度姑娘，还带着一个实习学生。每半小时过来量一次血压，四个小时给两片Panadol（也就是芬必得，不管什么病都吃这个）。
两个小时过去，血压从高压不到100缓慢回升。护士又推过来一台类似B超机的东西，检查膀胱尿量。我虽然有些尿意，但怎么也尿不出来。几次尝试以后，护士跑去给Julie打电话，带回医生指示要给我导尿。看着她手里一根像吸管一样的东西，我有些害怕，那玩意儿插进尿道肯定不好受。护士说膀胱里已经积累了600毫升尿液，不排出来会感染肾部伤口，并反复劝我说导尿一点也不疼。无奈之下，只好准备回床导尿。护士一把拉住我说，女的才在床上导尿呢，男的就要在厕所里站着来。我靠，这还男女有别，这丫头别是欺负我吧！那也没办法，谁让咱在人家地盘上呢。还好，折腾几分钟，尿出来了，那根吸管也拔了出来，并没太难受。后来，只要膀胱积累200毫升以上尿液，她就让我上厕所。跟坏了的水龙头滴水似的，排尿功能逐渐恢复，这一关算过去了。
下午四点多，Julie过来查房，告诉我手术过程很顺利，下刀时瞬间血压骤升，但麻醉师冷静处理，没有任何意外。切下来的肾上腺已经送去做病理检验，术后四周复查时就知道结果。她问我有什么不适，如果没什么就可以出院了，预交的床位费会退给我。
一会儿护士过来查血压，问我为什么还不走，我说还想观察一夜，并让她把我静脉上预埋的那个针头拔下来。她说医生说没问题就走吧，你不走我也不给你拔针头。嘿，住一晚病房一千四百澳元，还真有不想赚钱的。我也较上劲，就不走了。
一夜无话，第二天感觉不错，吃完早饭，九点出院。
（四）
术后四个星期复查， 再次见到Julie。揭开背部的透明胶布，手术三个孔愈合良好，没什么疼痛感，只是觉得下腹部好像有些气体没排出来，她说完全恢复大约需要四个月，并告诉我病理检验结果瘤子为良性，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六个月后再去内分泌科复查一下，以后每年做一次复查。为了研究和查找病因，Julie给我安排做一次遗传基因检查，六个月后才能约到。
这次手术前后三个月，一共花了九千澳元，包括手术费三千多，麻醉师一千七百多，手术室两千多，住院一千四百，还有门诊复查等七七八八不到一千澳元。国民医疗保险报销一千五百多，实际花费七千五百澳元，折合不到四万人民币。后期遗传基因检查属于研究项目，是免费的。
MIBG扫描中发现肺部四个黑点，三个可以排除，对有怀疑的一个６毫米黑点专门做了CT，三个月以后又做了CT跟踪对照，没发现变化，排除了肺部肿瘤的嫌疑。
这次治疗和手术过程，使我对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对如何利用这一体系有了一些体会。
首先，各个国家的医疗体系不同，要在一个医疗体系中得到应有利益，就要对其进行深入了解，这就是所谓知彼。一个国家的医疗水平不能说绝对的好或不好，国内人口众多，医生经历的患者多，经验丰富，尤其手术方面有许多优势； 反之，西方国家总体医疗水平比较高，医疗系统严谨完整，在治疗期间人为因素干扰较少。一般说来，国外高端手术有较高水平，还有一些国内不容易取得的设备和药物，而在一般手术方面则还不如国内医院水平，或者说你那个病用不着高手出面。
其次，患者要对自己的病情有深入的了解，这就是所谓知己。虽说中西方医疗水平和设备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跨境医疗总还是有许多困难。简单说“我的病在中国治不好，要去美国治疗”，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在决定出国治病之前，不仅要对所去国家医疗系统了解，研究相关医院和医生的背景资料，同时还要看一看他在同类病情所使用的治疗方案。西方医院的治疗就如同标准化流水线，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程序完成以后死活就不管了。有个朋友的老公得癌症，死后检查发现癌细胞没了，其它好的细胞也全杀死了。中国人体质一般弱一些，能否抗住西方医院的治疗强度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国内的医疗方案相对比较温和，由于都说母语，患者比较容易和医生在感情上沟通，这方面的优势往往对病情治疗起很大作用。但国内医疗体制的弊病，使得医院和医生在金钱方面考虑过多，不免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治疗和用药，对患者身体产生伤害。
最后，治病过程也是一个提供和享用医疗服务的过程，作为医疗服务的享用者，患者要参与和掌控医疗全程。这就和打官司一样，律师再强大，也不能把案子全推给律师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治病又和打官司不一样，官司输了就输了，治疗当中出现问题就是生死相关。有病往医院一送，全都指着医生，治好了感激得痛哭流涕，治不好闹得昏天黑地，这是不是把自己的命太不当回事了？过度治疗也好，治疗不当也好，要经常想想自己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在国外治疗的关键是要对自己病情做深入了解，并且对给自己治病的医生做深入调查，家庭作业是一定要做的。
回想这次在墨尔本做手术的过程，回想经历的所有医生和护士，切身感受到他们不愧为澳洲人民最信任的职业人。没有哪个医生好哪个医生不好，他们都怀有仁心仁术，尽职地为你讲解病情病因，医生诊疗的最后一句话永远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在看病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他们对你的尊重，同时也赢得了你对他们由衷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