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首任校长丁韪良：中国，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
/彭菲（84级中文系）
引言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于1850年，受北美长老会差派至中国传播基督福音。他担任同文馆总教习25年，为清廷培养了大批外交和翻译人才。1898年起被清光绪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官授二品，即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精通英文、中文、拉丁文及希腊文，学贯中西，著述等身，在国际法，外交，教育，中西比较文学，汉学研究，商务以及洋务运动等诸多领域贡献卓著，是推进中国近代史进程的重要先驱。他身居闹市，向市井平民专职传道二十余年，又为高官，向清廷重臣同僚以生命证道三十余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称他为“学海耆英”，黎元洪总统誉其为“泰山北斗”。同时他又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一度被刻意淡忘。“吾奉上帝之命来华，此即吾父母之邦也，得老死于是足矣”。他在中国生活了62年（期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于1916年12月7日在北京安息主怀，享年89岁，安葬于西直门外的宣教士墓地中。
23岁生日抵达中国，新生活的开端
1827年4月10日，威廉姆·亚历山大·帕森斯·马丁呱呱坠地于在美国中部五大湖区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所小木屋里。他的父亲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作为全州仅有的5位长老会牧师之一，他一生艰苦传教，同时还创办了马丁学院，当时印第安纳州第一所也是最好的私立学校。后来又与友人合办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至今依然是该州的重要学院。他父亲在学院中亲自教授英文、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伦理学等课程。
丁韪良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八。大姐玛莎.马丁是一位海外宣教士。在丁韪良7岁那年，她与丈夫一起去南非宣教。她在家书中不断讲述在海外传教的经历见闻，令少年丁韪良心向往之，悄悄在心里种下了到海外宣教的种子。
丁韪良的大哥克劳迪斯·马丁是一位牧师和神学院教授。年长2岁的二哥塞缪尔·马丁，几乎与丁韪良形影不离。丁韪良四岁就跟父亲学拉丁语，然后与二哥一起在父亲开办的马丁学院上学。15岁起，两人一同就读印第安纳大学。大学三年级，丁韪良退学了。据记载，他退学的原因是因为反对家中使用奴隶，他不愿意用奴隶的劳动来供应自己的大学费用。他转到一所学校，一边兼职教书，一边继续大学的课程，直到1846年从印第安纳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他和二哥一起进入迈考密克神学院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1849，他与二哥一起从神学院毕业。同年他被按立为长老会牧师，并被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批准前往中国宣教。
1849年11月23日，丁韪良带着新婚刚刚10天的妻子，和哥哥夫妇一起，乘“蓝鸟”号轮船开始了去往中国的海上旅程。经过134天的漫长航行，1850年4月10日，他们抵达了中国香港。抵达之时正是清晨，第一次目睹东方海上日出喷薄而出。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很多良好的誓愿”，这一天“既是我的生日，也是我新生活的开端”（2）。“我奉上帝之名来华”，胸怀这样的使命感，他视这片古老而陌生的土地为他的“父母之邦”，从此一生六十多年，他矢志把上帝的祝福恩典带给这块土地上上帝深爱而尚在沉睡的子民。他深信日出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来就是要与这“父母之邦”的人民一起来迎接黎明的曙光。
到万民中去：访乡镇，居闹市，学土音，习经典
在香港短暂居留后，丁韪良夫妇启程前往被指派的宁波宣教点。通常人们乘坐安全舒适快捷的客轮，丁韪良为了省钱并多看几个港口，选择乘坐一条破旧不堪的葡萄牙三桅帆船，在海岸线附近的大小岛屿上穿梭而行。遇到风暴几乎翻船，又要时刻防备着海盗攻击，提心吊胆，几次差点失事，但却有机会停靠厦门、福州以及当时欧洲人很少涉足的乡镇，一路且行且看且思索。珠江上的船家，乡镇店铺，缠足女子，抬轿子的苦力，兵营，科举考试的贡院等等世态民情尽收眼底。他在《花甲记忆》中感叹：“中国地大物博，可生产出国民所需要的一切。若非欧洲人在工业上掌握了高超的技术，中国几乎可以不需要任何对外贸易”。在福建他登鼓山而写下诗句：“我站立之处堪称造物主的神龛，环顾头顶四周，所见之物皆为圣品。”（The place where I stand is the Creator's shrine, For, above and around, all, all is divine.）（2）
历经35天的海上航行，他们抵达宁波。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当地居民，方便他们随时到访沟通，丁韪良不顾大家基于安全的劝阻，执意在城中居住。“我家住在城里的好处之一就是我能够在我们城市教堂中主持晚祷会”，住宅周围还有衙门和官员的住宅，官员夫人们和他的妻子互相往来，成为闺中密友。“我们的房子总是对外人开放的，有时候在我们的客厅里聚集着来自五个行省的陌生人”。“在那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六年，而且我逐渐了解了当地的居民，这是住在城外所做不到的”（2)。
定居宁波开始传教，语言是第一大障碍。那个年代，没有课本或词典，学汉语课主要靠实物教学。老师来回奔跑，时而喘气，时而鸣叫才让他明白“holungtsaw”（火轮车音译；火轮车即火车）一词。他们勤奋学中文。丁韪良自创了一套简便有效的拼音系统来教本地人识字。他还编写《识字新法常用双千》，在识字中教导基督教《圣经》内容，在传教中效果显著，省去学习汉语汉字“多年艰难而无用的劳动”。“当地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学了几天就能够阅读，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学汉语，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这一点。70岁的老婆婆和不识字的仆人与劳工在皈依基督教时都发现这种拼音的方法能使自己张开眼睛，用生来就会的母语阅读上帝的《圣经》”（1）。
丁韪良的汉语能力有如神助。来华三个月，刚刚可以理解老师的讲课时，他就开始研读汉语文言文经典，此后遍览群书，读完了四书五经等许多中国文化经典著作。学习汉语六个月后，就开始用汉语布道。一年半以后，用汉语撰写了第一首赞美诗，开头一行是“多谢多谢，天父情人”。四年后，出版了第一部汉语著作《天道溯源》。范蓉棣在为《天道溯源》作序中说，丁韪良“学土音，习词句，解训诂，讲结构，不数年而音无不正，字无不酌，义无不搜，法无不备”。藉着如此深厚的汉语言文化功底，他成功地打通了语言文化隔阂，得以结交中国各阶层人士，上至亲王重臣，下至贩夫走卒，成为赢得东西方共同尊重的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汉学家。
为中国打开世界之窗：推进外交近代化进程
丁韪良来到中国，正值世界两次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在1760-1840年间，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英国率先发明使用蒸汽机，煤炭、钢铁、纺织业等新兴产业推动西方各国科技教育工商业飞跃，并在世界各地扩张殖民地。在稍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中，大清惨败，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在毫无准备的战败狼狈中被迫卷入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通晓汉语，丁韪良被美国公使列维廉聘为翻译，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起草谈判。丁韪良目睹清政府官员在外交谈判桌上因不懂国际外交惯例，谈判交涉无所依据,在本该据理力争的关键环节却理屈词穷,无所适从的不利状况。为帮助中国认识西方外交制度与惯例，丁韪良选定美国外交家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经编译完成《万国公法》书稿。1863年,在驻北京美国公使蒲安臣(A. Burlingame)的引介下，丁韪良将译稿四本呈交给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恭亲王奕?指派了四名高官协助丁进行修订润色工作。
译稿初成，恭亲王奕?对这位洋人的热心多少还有些猜疑之心，但是这本书很快为恭亲王带来一次外交上的胜利。这一年普鲁士在天津大沽口扣留了一艘丹麦船，恭亲王奕?回忆说“臣等采该律例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清政府依据《万国公法》与普公使交涉,使之释放被扣的丹麦船只,并赔款1500英磅。《万国公法》“是国际法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给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国际法学框架体系”，“促成了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也“促进了中国外交由传统迈向近代化的进程”。（5）
为中华打开天国之窗：孔子加耶稣
丁韪良受美国长老会差遣来华宣教，专职传教近30年。第一个10年（1850-1860年），在中国南方宁波传教。第二个9年（1860-1969年），迁居北京传教。1869年，他受清政府委任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并辞去美国长老会教职。1906年，年近八旬的丁韪良重新获得美国长老会海外宣教部的批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1906-1916年去世）在北京传教。
丁韪良的讲道别具一格。“没有遵循任何权威，没有从教科书里翻译国过任何内容……形式和内容都是来自偶尔的场景”。他对大家讲述基督教那些引人入胜的寓言、引用他们熟悉的生活和中国的经典故事。有一次庙里罗汉的眼睛不翼而飞了。丁韪良问“他们的眼睛到哪里去了？”“它们是用珠宝做的，所以有贼把它们偷走了。”“这些难道就是你们寻求保护的菩萨吗？既然是菩萨，为何连自己的眼珠都保护不了？”大家哄然大笑。于是丁韪良告诉他们“是上帝创造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并赋予了我们以五行， 而且我们可以寻觅和找到上帝。”就这样，周围的居民都喜欢来到他那里，200个座位的小礼堂经常是座无虚席。“当他们起身离去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互相在说：‘这个故事真比戏文还好听’。”（1）
丁韪良的辛劳结出了许多美好的果子。有一位争强好胜、能言善辩的贾先生从朋友处得知基督教，就在晚上单独带着一张写满疑问和问题的纸来找丁韪良盘根究底。有一天他带来的不是问题，而是他写给在清军大营任要职的哥哥的信，他写道“近三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在审视耶稣的宗教。我已经对传教士盘诘了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他对所有的问题都做了令我满意的答复。我知道这个宗教是真的，并下决心要做一个基督徒”。消息传出后，他漂亮的未婚妻在没有归还嫁妆的情况下就毁了婚约，老板威胁要辞掉他，他母亲说要打死他。“他勇敢地承受了这三种不同形式的诱惑，舍弃了新娘，辞去了工作，并且忍受了一顿毒打，最终仍未放弃基督教。”后来他成为传教士中的佼佼者。丁韪良称赞他高度拥有被杨格非教士誉为传教士成功三要素的精神：“仁慈、坚韧和精明”。
由于丁韪良熟读中国诗书典籍，在讲道及宣道作品中，对中国历史人物典故信手拈来，既文采飞扬引人入胜，又帮助中国读者建立亲切感并从本民族文化的视角去理解基督教教义。比如他讲到摩西要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后，“以河内之石立坛以为记”，就以“马援征蛮，表立铜柱”来比拟，证明“其人其事，彰彰可考”。
当时在中国传教急缺中文基督教书籍。丁韪良晚上讲道，“早上把头天晚上已经加热和锻造过的话题内容整理成文”（1）。来华第四年，他就写作出版了一部汉语基督教宣教著作《天道溯源》。全书三卷共二十四章。“在讲解《圣经》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及西方科学知识等，巧妙地、生动及结合起来，其结果就是一部鲜活的、适应中国人趣味和需求的书”。（3）这部著作成为公认近代中国最受欢迎，宣教效果显著的传道作品，在晚清及民国年间刊印再版达二、三十次。”历经重刊增补，广行于南北，翻刻于日本，“影响广泛而深远”。他说：“我相信，在文人学士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才皈依基督教的。”在1907年“广学会”纪念基督教来华100周年所举办的投票评选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此外他还撰写了多部汉语基督教著作。在中国的宣教史上他与戴德生、杨格非并称为宣教士中的三巨头，被喻为“19世纪的利玛窦”。
备受争议的丁韪良：谁是北大首任校长？
身为北大学子，自然十分关心北大的首位校长。然而究竟谁是北大首任校长，却是争论激烈，众说纷纭。就连北大官网上，也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在北大官网中文版（https://www.pku.edu.cn/old_principal.html）所列的历任校长名录看，首任校长是孙家鼐、第二任校长是许景澄、第三任校长是张百熙，而在同一官网的英文版网页（https://newsen.pku.edu.cn/news_events/news/campus/1606.htm），却又明言丁韪良是北大首任校长。首任校长成了难断的公案，北大确实是“一塌糊涂（一塔湖图）”啊。
这段公案还要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之时说起。成立之时，孙家鼐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丁韪良被为西总教习，许景澄为中总教习，但许景澄身在国外，并未走马上任。争论的焦点就落在到底管学大臣孙家鼐和总教习丁韪良，谁是校长？
根据梁启超所拟的“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规定，“设管学大臣一员，以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略如管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国子监是晚清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是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用今天的话，祭酒就是校长。显然孙家鼐作为管学大臣，对应国子监事务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而丁韪良为总教习相当于国子监祭酒，管理学校事务，相当于今天的校长。
从历史资料可察，丁韪良确为北大首任校长，但似乎百年来他被刻意地淡化，或者用今天的话，“被封杀”。百年来关于他的抨击不绝于耳。
丁韪良不是完人，他的言行或偶有瑕疵和历史局限。但他出身于传教士之家，深信基督信仰是得拯救蒙祝福的唯一道路，是西方世界科学经济昌盛国家富强的根源。他“奉上帝之命而来”，而不是奉外国政府而来，他来华的目的是要把世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中华民族，而不是要文化侵略；他希望中国因此而繁荣富强，而不是要掠夺中国；他盼望把中国天国化，而不是把中国西方化。近八十高龄，他再度从美国远赴中国，儿孙们担忧他年老体弱不堪劳顿，他告诉儿孙“吾奉上帝之命来华，此即吾父母之邦也，得老死于是足矣”。
今日北京大学百名蒙恩的弟兄姐妹们，同为上帝的儿女，向老校长发出百年回声，谨此献上《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我们同感一灵，同为一体，同证主恩，同声颂赞：这是上帝祝福中华民族的时代：上帝的时间到了。中国，日出的时刻来临了！
参考书目：
1.丁韪良 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记忆：一个美国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
2.丁韪良 著；沈弘译《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的新描述》；
3.丁韪良 著；沈弘译《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出版社，出版年
5.傅德元著《丁韪良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作者简介
彭菲（笔名：依一），出生于江西。1984-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88-1991年，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硕士研究生。1991-2001年，工作于北京。现工作生活于美国亚利桑那州。2004年复活节于亚利桑那大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受洗，现在该教会带职服事。最喜爱经文：“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诗篇》2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