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尴尬的“上埋下怨”
2004年9月14日
何必
“上埋下怨”的情况让统计部门尴尬不已……（略。）
中国的统计里面存在水份，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每每单位里做什么统计、或是上级什么机构要什么数字时，都是打发了办公室里的勤杂人员随便糊弄一下就完了，因为即使再认真，到了上级也会对这种基层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根据自己的喜好、意愿或上方要求做出调整。人们普遍对于统计缺乏必要的认识与热情，往往把这理解为负担和累赘，导致了统计误差的挥之不去。
另一方面，在唯上唯大的政绩观与社会风俗的影响下，统计数字只是为了讨好上级，故意在这方面弄虚作假，也是为当今社会上几乎所有人心照不宣的。
也正是因此，才致使如今统计结果上存在着“上埋下怨”。这种奇特的现实，反映出社会信用的缺失。作为衡量社会状态的指标体系，原本应该是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可如今却落到了让统计很尴尬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全世界也很少见。
其实，在统计工作本身，就存在着初始误差。在报道里，刘建功说，以郑州市为例，全市每年向统计部门提供数据的400户经常性记账户中，年收入最高不过几万元，没有一家超过10万元的，而那些高收入户的银行储蓄额往往一户抵几户甚至几十户普通居民。这样，若按居民储蓄存款增幅计算，居民收入增幅数字就显得偏低。一方面高收入户普遍怕“露富”，拒绝或者不配合参与记账统计。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不参加记账统计，也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数字的准确性有所影响。许多统计部门都反映，领导干部几乎没有配合进行统计的。缺少了这两个层次的数字，不但实际上造成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数字过低的情况，更难以分析收入群体性差异和两极分化的状况。
于是，这好像有些不打自招的味道。统计样本空间的设定之初就出现了问题，高收入家庭拒绝配合统计工作，领导对统计工作也不屑一顾，导致了统计起点上就有了麻烦和闪失，在如此起点上进行的所有统计，其结果的准确性可想而知。
但是，统计部门还是不得不面对银行储蓄额变化的现实。如今作为商业化机构，银行更多地要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大概很难再与统计部门联手，为了政府业绩而共同作假，而且，就像那句经典的话所言，一个谎言往往要用十个谎言来弥补，这对于银行来说成本太高了，在已经成为很复杂而系统的海量数据处理上，如果处心积虑要改变某项业务数据，那么就要耗费巨大的内部资源来与之对应。
所以，出现统计数据与银行储蓄额变化趋势不相吻合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是，要想让统计数据能够符合银行储蓄变动，却有着很大的难度。比如，2002年3月，媒体喜不自胜地宣称，国内居民储蓄达到了8万亿，而此后，这个数额就像火箭一样窜升，到现在已经跨越了12万亿的坎儿。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居民储蓄增长了50％，这应该是极为可歌可泣的事情。
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么短的时间里，人们的记忆还有着相当的可靠性。从公众（也就是习惯语境里所谓的“绝大多数”人）层面上说，收入增长幅度却远远没有如此乐观。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的收入，连续多年出现负增长；今年在包括减免农业税与直接补贴等多项措施下，农民收入也才有了刚刚超过10％的表面化增加；而城市居民收入变化情况，中国《新闻周刊》则以“2004降薪寒潮”为封面标题，对此进行了系列报道。文中援引南京劳社局张士凯的话说，适度的降薪与失业是好事，对经济发展和成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有利。姑且不说劳社局这位站着说话不腰疼者所谓是否合理，大致反映出目前中国多数国民总体收入状况的大致水平。
统计部门说居民对自身收入情况不了解。可即使如此，众所周知的是，居民收入大致分为工薪、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与实物性收入几个部分。其中，工薪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占据了居民收入的大部分。而对于工薪阶层而言，经营性收入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一直出于几乎崩盘的股市上的投资者，说到收入更是苦不堪言；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也只是在今年刚刚有了两位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是城市居民出让财产使用权而获得的利息、租金、红利收入及财产增值收益等，这部分收入对于处在理财产品屈指可数的当下的中国大多数城市家庭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转移性收入指养老金和离退休金、赡养和赠送等，在目前社会保障水平下，这部分资金的增长幅度也是有目共睹。
总之，就算是把居民各种收入形态分列出来，也远远达不到50％的储蓄增加幅度。
有好事者曾经对这几年居民储蓄快速增加现象进行过分析，发现这种增长只是来源于社会上极少部分人，而且在目前银行储蓄实名制还有着巨大缺陷的当下，这种突如其来的储蓄增加值背后的来路很耐人寻味。
如此看来，统计数字被“上埋下怨”也是情有可原，并且很难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