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歧视反腐败
2004年2月25日
何必
新任的市州公安局长和县市区局长、政委原则上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略）
这种规定的初衷，应该是为了用制度防止来自裙带关系的腐败行为发生而出现的。从两害相较择其轻的的角度，与其让腐败流行，不如采取一些颇带极端的方法。
这种规定毫无疑问是带有些歧视意味的，对于成长地的人是明显不公平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在的问题是，即使采取了这种措施就能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吗？
远的不说，就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形形色色腐败事件和人物看，最先被处理的刘青山、张子善都是红小鬼，跟随红军转战南北，其成长地应该没有明确的地域特征，还是在进城后利用权力谋取了私利，因而被查处挨了开国第一刀；改革开放后被斩落马下的许多贪官的成长地也并不是腐败发生地，无论是厦门远华案、福州群体官员腐败案，还是去年平均每个月就有一个省部级贪官被公诸于众的腐败案件，涉案人员中不少也并不是在成长地犯案，也就是说，是否腐败与成长地没有直接关系。
在成长地从事公务工作并当了某个级别官员者，并不因此就都是潜在的腐败者。焦裕禄并没有因为在成长地成为县委书记而抹杀了其为民众谋利的光辉；2003年感动中国当选人物当中，就有在新疆的地震灾难中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带领村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琼库恰克乡6大队村党支部书记达吾提?阿西木、解决了上百起群众上访和久拖未决的疑难案件的中共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他们都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做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就算在湖南，被树立为全国学习榜样的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培民也为家乡父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即使在公安领域，在危急关头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成长地的国家财产和群众生命安全的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赵新民烈士入围了“感动中国??2002年度人物”评选；雷锋、孔繁森也并不是因为到了抚顺和西藏那样的异地才有了那些流传至今的动人事迹。
美国总统选举，要求候选人必须是出生在美国、并在该国生活了相当时间的人。这样的规定是出于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必须熟悉风土人情、了解社会生活，对于周边运行的显形和隐性文化与规则了如指掌。
在吸引外资到中国的进程中，外资方越来越重视企业人才的本土化，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克服没有本土成长经历而造成企业的水土不服带来的竞争力软弱。
相形之下，湖南采取这种排斥本地人当公安一把手的做法，却有了对于历史和社会发展潮流的反动色彩。即使具有良好的初衷，但在现实操作方面，可想而知的是，让一个对于本地情况处于两眼一摸黑的懵懂状态，又如何能切实而有效地开展工作？就算是怀揣尚方宝剑作为钦差大臣那样作为空降兵到了供职地，由于公共职责本身就是要与当地人群发生关系，所以既不会是鲁宾逊那样在孤岛上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也不能像孙悟空那样摇身一变弄出天兵天将作为工作的副手可为颐指气使之用，还是要依靠其他人来协同工作；而尽管有了异地一把手，但部门里二把手以下的其他工作者依然绝大部分都为本地人，一把手照样还是要与当地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打交道，还是要利用人际关系来开创宦官仕途，而不会孑然一身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这样，一旦进入工作角色并不得不面对当地的人和事，必然与当地会形成某种形式的关系，把自己原本纯洁透明的身份模糊化；而越要把工作做好，就必须越快速地融入包括人际关系在内当地氛围，也就越迅速地使得异地化色彩消退直至荡然无存。
而且，那些空降兵由于大权在握，也还是会有五花八门的人对于权力鼎礼膜拜，从而对掌权者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甚至不择手段进行拉拢贿赂，而空降兵本身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并非刀枪不入，在声色犬马当中也难保岿然不动。至此，出现刘青山、张子善的后继者们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理论上看，腐败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这种行为与个人成长经历乃至地域并没有太大关系。只要还有公共权力，就会存在利用这种权力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可能性。即使不在成长地，也还是会由于掌权者的中饱私囊而出现腐败。成长地并不构成腐败的充要条件。
如果按照湖南在公安干部任用方面的这种思路，同理，是否公安部也要做出省级公安厅局干部也必须要由外省成长的人员担任？再往上，公安部领导也不能采用在中国成长的人？从系统内往外推论，只要是公共权力部门，都要采取这种措施，那么诸多政府机构都要实行人员大流动，从村镇一直到国务院，从党小组一直到政治局，都要采取异地供职机制，那么中国是否也要出现秘鲁那样的藤森第二？也要让外国人来担任国家首脑，并且如此还是防止不了类似藤森以权谋私被秘鲁法律追究但本人却跑回日本而由于两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而使贪官逍遥法外？从藤森现象中可以看到，即使找了外国人来，也还是不能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抱残守缺于某个级别官员不能在成长地当官实在是有些刻舟求剑般的迂腐僵化味道。
制度创新还是得本着科学可行的精神，别弄得用歧视反腐败，用一种不合理去对抗另一种不合理，在制度创设当初就已经存在了致命的漏洞，腐败没反倒弄了更多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