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在莫斯科与苏联克格勃官员的近距离接触
2022年刚刚过去，这一年影响国际政治最大的事件是俄乌战争。俄罗斯政府、军队的拉跨表现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从我对苏联及俄罗斯人直接接触的经验来看，我并不感觉很吃惊。所谓俄罗斯的强大、俄军的不可战胜，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自己吹嘘出来的，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1987年9月15日至29日，我作为主任工程师，随民航总局适航司司长沈元康、适航司总工程师刘仁及翻译陈滨才，赴莫斯科对苏制图154飞机进入中国进行适航审查。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公开号召苏共党员戒酒，因为苏联人喝太多的酒，误了很多事。接待我们的苏联航空工业部的官员不管哪一套，请来十多人陪我们4个人吃饭。名义上这些苏联官员是宴请中国民航总局代表团，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借机大吃大喝。
这些苏联官员频频向沈司长、刘总及老陈敬酒，表示敬意。对我却很冷淡，完全是一种蔑视的态度。吃完饭回到饭店后，老陈对我说，你别在意，这些苏联人觉得你是中国情报官员，所以对你很冷淡。我想想也是啊：沈司长，他们苏联人一定是了解的。刘总是中俄混血儿，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的，苏联人非常了解他。翻译老陈到苏联10多次，苏联人当然也很了解他。只有我是第一次接触苏制飞机，所以他们不了解我，情有可原。
再仔细想一想，不对呀。我当时在民航总局工作三年多了，苏联克格勃对我居然一点都不了解，这情报工作做得可比美国人日本人差太远了。我84年6月到民航总局工作。半年后见到波音公司负责中国的销售总监陈范，他对我说你是北航毕业的研究生，你爱人在民航总局负责波音747飞机的维修工作。陈范一个台湾人居然会用爱人一词，这也太接地气了。我当时负责的适航审查工作与波音没有什么交集，陈范竟然也注意到我了，这让我很吃惊。
1985年夏天的时候，日航驻北京办事处的一个副代表给我打电话说想请我吃饭。我问他具体有什么事儿吗？他说没有，就是想认识我。当时肚子里油水不多，有人请我吃饭，当然很高兴。请示司领导以后我就去见他。这个日航副代表中文说的还不错，一顿饭下来什么敏感话题也没聊，全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给我的感觉，他并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是想了解我这个人。
再说回莫斯科。第二天早上审查工作开始。沈司长由老陈当翻译，与苏联的司局级干部谈。刘总一个俄语说得比中文还要流利的人，直接跟他们的总工级别的人谈。我把他们的主任工程师、主任设计师以及付总工程师分别叫来，用英语跟他们谈。一个上午我一共谈了四拨人。中午吃午饭的时候，苏联人又请我们喝酒吃鱼子酱。陪同的苏联人每一个人都过来给我敬酒、致意，对我很尊重。这真是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
老陈问我注意到没有，今天上午会场上有两个苏联中年人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这两个人就是克格勃。他们的任务是监督苏联官员在与我们会谈时，有没有说错话。
令人谈虎色变的所谓强大情报机构克格勃，不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解谈判对手的背景资料上，却用在监视自己人上面。你克格勃干的不是外部情报收集工作，而是对自己人的监督管理工作。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官员是完全不信任的，这种政权不垮才怪。
再看现在的俄乌战争。美国的情报机构能推测出俄罗斯军队何时向乌克兰发动入侵，能准确地定位出俄军高级将领的位置。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却报告普京说大多数的乌克兰人民欢迎俄军。两国情报机构的工作水平真是云泥之别。
图154飞机的设计水平和制造工艺都很差，实在是乏善可陈。要不是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计划用几车皮的中国日用品以货易货换来四架图154飞机，中国是不会用宝贵的外汇买这种飞机的。
我们下榻的号称莫斯科第二好的饭店，里面的装潢水平和当时中国县城的招待所是一样的。厚度将近一米的彩色电视机打开开关以后，一分钟后出声音，两分钟以后才能出图像。莫斯科街头汽车很少，见到较多的拉达牌汽车，浑身肮脏，莫斯科人没有洗车的概念。商店里货物很少。我不记得从莫斯科买了什么东西带回国内，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买的。
我见识过号称超级大国时的苏联的情形，虽然没有看到俄罗斯现在的样子，但是我想它现在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位置，恐怕比1987年时苏联的实力地位差多了吧？以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情况、管理水平的低下以及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互不信任，想打赢俄乌战争，很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