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无思：西方文献和著述中的伪造和不实（c）———西方历史的幻灭（12）
【摘要】西方古代历史文献和著述中的伪造和不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乃至文明现象。迟至19世纪兰克的客观主义历史研究原则问世，西方世界没有形成系统、完整、客观的历史资料积累和历史著述原则和传统。即便19世纪以后，因为各种历史流派和历史学理论的影响，西方历史学研究在文献资料积累，历史专著写作等方面无可避免地展现出伪造、不实和虚构的弱点。不实和虚构甚至在理论层面得到合理化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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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号关于西方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纪、现代民族和文明的历史资料会包括来源于西方历史学者基于构建型历史研究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其他各种中、英文公开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认可这一知识和术语体系的可靠性，可信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本人致力于在西方历史学体系内部检查其资料和写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一）
正如本号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陆续指出的，西方古代历史文献和著述中的伪造和不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乃至文明问题。
发生在文明的层次，指的是西方文明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出现社会、国家、文明规模意义上的历史意识。历史，或者关于过去的叙述，很长时间以来仅仅停留在个体学者的个人爱好层次。西方世界能够在社会和国家层面开始具备历史意识并且重视历史资料储备，从而跟以中国为模版的档案型历史（即，即时记录型历史,real time recorded history, 见简无思：两种历史类型）能够相媲美的历史学术活动，需要等到到19世纪兰克历史学的确立。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豪门家族究竟是怎样忽然目光转向古代，开始对古代历史产生兴趣，开始重金悬赏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物和文献？目前很难确定是否与元帝国带来的中华古老、悠久世俗文明的人文影响有关。不管怎样，由于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城邦国家（社区级别）的直接影响，这可以看作是西方世界首次在社会政治层面意识到古代历史的价值。
而在这以前的中世纪，西方世界乃至全欧洲都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社会、国家/国王、教会层面基于历史意识，有意识地为未来留下可供参考和记忆的历史资料或著述。
这是中世纪的”黑暗”在历史图像方面的另一层含义：中世纪没有为后世留下充分、可靠、清晰的历史形象。而后世历史学家不得不通过自身的艰难努力在已经逝去的历史长河中打捞中世纪的碎片，从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想象/猜测，尽可能地重构/构建中世纪“历史”。这种努力，不但近乎无米之炊，更在这些碎片中发现很多砂子，即虚假、伪造的“历史文献”。这部分，应该属于“中世纪的文献伪造”这一巨大的学术话题。
中世纪之前的古罗马和古希腊历史著作，或者历史叙述，无一例外发生在个人层面。而且，它们都属于另一个文明，跟西方文明无关，如果我们不能离开文明主体来讨论文明的话。他们的资料来源都存在无可否认的不可靠特征。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伯里克利的演讲》，到李维的《罗马史》，甚至凯撒的几本著述，无不如此。西方学者对此并无隐晦。
【正如本号在先前的文章中指出的，西方文明的主体是日耳曼诸民族。而古罗马和古希腊则是与日耳曼蛮族完全不相干的另外两个民族，虽然他们两者之间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融合、发展。将日耳曼民族，即今天的西方民族主体混同于古罗马和古希腊，这就相当于把西山下来的土匪看作是山下王家庄和张家庄的人，把王家庄和张家庄的财产所有权全部划归西山土匪的名下。合适吗？
你还别说，现在的西方历史教科书就是这么干的。王家庄，张家庄，甚至更远的赵家庄、李家庄的遗产全部都被说成是西山土匪的；古希腊、古罗马，甚至更加搭不上边的远方和远古的古埃及、古苏美尔文明都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一部分。
窃取文明遗产不要这么吃相难看好不好？
虽然我们理解，把自己冒充成王张赵李的后人可以令自己身价千万倍，可以吓唬全世界，并让远东的华家庄因为不明真相而心甘情愿地匍匐，仰望。】
但是，撇开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当我们考察其历史真实性的时候，才会遇到真正严重的问题！而这个历史真实性问题仅仅在相比较于中国历史及其著述的时候才会出现，并且无法忽略。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中国历史这样的一个伟大而又辉煌的人文大厦，西方历史的真实性就不会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当然，如果没有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近代西方学者恐怕也不会形成构建西方历史的冲动和努力。
正如本号在简无思：两种历史类型 一文里讨论过的，历史，指的是留下记录的过去。
没有留下记录的过去，就是流失在历史长河里的过去，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过去。
历史记录，如果没有如实的文字记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可以称为口头历史。
口头历史如果及时并如实记录为文字形式，依然可以看作是历史记录。但是，如果时间久远，比如几百年乃至几千年过去了，人类记忆能力的局限性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失真，甚至出现神化，那么，这段口头历史就只能称为传说，甚至神话传说，站在文学的角度比较美化的说法就是史诗。
史诗（长篇传说）经常具有神话色彩。如荷马史诗（长篇传说），亚瑟王传说，格萨王传说，罗摩衍那等。
传说或者史诗，本质上属于一种口头文学，在口头传颂的过程中无法避免人类记忆的局限和创造的影响，不得不真假参半。西方世界因为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资料，因而会将传说和史诗看作历史资料。这样说，虽然勉强也可以，但其历史资料的价值在可靠性上不得不大打折扣。只能在模糊的历史印象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完全不能与即时记录型的历史，即档案型历史，同日而语。
传说，如果年代久远，比如几百年乃至几千年过去之后，写成文字，依然不构成“历史”，虽然其基本的核心内容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传说，史诗，年代久远的口头历史等等，在创作意义上都发生在个人或者个人传承层面，本质上，都属于围绕历史事件而展开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资料和历史叙述，其可靠性都很低。
个人层面的文字历史著述，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李维，塔西陀等人的作品，均与官方或者公共档案无关，本质上依然属于围绕作者所知道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文学作品。依据其历史资料的来源的可靠性，其历史意识和历史写作的态度和客观性等因素，其可靠性变异很大。
19世纪兰克的客观主义历史研究模式出现之前，个人和民间身份的历史学家是西方历史著述的唯一来源。他们的局限性主要在于缺乏足够的能力收集足够广泛（广度），细致（深度），充分（时空和意义维度上的系统性，全局性）的历史资料，外加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精神和态度，学术能力参差不齐。
启蒙时代后期尤其兰克时代以后，西方历史资料的积累和历史著述开始展现社会政治和财政力量的支持，尤其表现在历史资料收集的广度，深度，细节，时间和空间跨度，以及客观标准规定下的历史著述等。这就可比于从夏商周史官（乃至更早的黄帝时代如仓颉、沮诵）开始的职业能力和规范。
也就是说，兰克以后的西方历史学者则因为开始依托政府和半官方学术界的社会政治和财政力量，能够获得他们的中国同行在4千多年前的黄帝时期的优势条件，可以克服个人能力的局限，发展并遵守比较严格的职业规范，从而使得历史资料收集和历史著述在可靠性和可信性两方面飞跃进与19世纪之前完全不同的境界。
在这个意义上，兰克以前的西方历史资料和著述，严格来说，并不具备合格意义上的历史价值。如上所述，将他们归类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更为合适。这一点，欢迎基于证据和理性的反驳，而不仅仅因为崇拜和热爱西方从而在情感层面产生的“反感”。
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兰克时代之间，由于印刷术的普及，相对于中世纪有着更多原始资料的客观累积，因而有条件令后来的历史学家展开比较客观和充分的资料研究，从而有可能构建相对而言比较可靠的历史叙述。
兰克以后，西方历史资料和著述开始更进一步在历史意识，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写作规范方面进入主观和客观条件兼备的阶段，有条件形成与古代中国历史相比较的档案型历史，即，即时记录型历史的性质。
（二）
在文明层面，西方长期以来直到以十九世纪的兰克客观主义历史研究时代（以此为标志我们划分西方历史的可信与否），一直缺乏社会政治层面的历史意识，缺乏从国家、文明的角度系统性地为后世积累记录，汲取经验教训的实践。似乎在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冲击波尚未触及西方世界之前，中世纪的西方世界没有意识到人类可以拥有像中国那样有一个连续不断，绵延千年的历史记录，人类的过去可以从历史文献中复活。
而西方人类关于过去的故事只能依赖传说，史诗，以口头说唱的方式，包括古希腊的说古（logograph），戏剧，史诗，或者某些作家的个人著述，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李维等，讲述他们个人角度所看到、听到的故事。
（中世纪则是另外一个情形，需要专门开辟话题讨论。）
这就是在文化层面，关于过去的故事基本取决于个人文学创作一类的活动。而这些，本质上不能归类为历史写作，而只能属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因为其历史文献、资料、著述都属于缺乏规范的自发文学活动范畴。
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如Arthur Freeman，Anthony Graft所感叹的西方文献的伪造行为自从西方（！）人类出现文献的开始，便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与真实和诚实的文字写作交织在一起，其本身就构成了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实际上，古代西方历史文献一开始并非作为历史文献而出现于世间。仅仅因为西方自古代以来一直缺乏即时记录历史的意识和实践，后世之人为了重新构建关于过去的图像，才不得不搜集和整理他们手头上能够找到的所有关于过去的资料，包括文物和文献，以图尽可能多地在细节上展示过去的故事。这样一来，过去的每一个时期都有该时期真实和伪造，以及后世之人为该时期所伪造的文字资料和文物，难以分辨地落入近代以来的历史学者手中，困扰万分。
这就与中国历史学在资料搜集和整理两方面的经验如同天壤之别。
根本而言，关于古代，西方学者无论古代还是近代，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资料，文献一类，基本属于野史轶闻，巷谈逸事。如果放在中国，不可能落入古代中国朝廷和地方史官的法眼，更不用说进入历史文档，只能作为小说家在街头茶肆，谈唱说书的材料。
这就是区别于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学特点：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到古罗马，这些“文明”缺少公共记录一类的历史档案传统。15世纪的历史伪造专家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7-1502）感叹于这一点，曾经提出可信历史资料必须也只能来自公共档案，为后世历史学家深为服膺。也正因为公共档案的稀缺，所以他又不惜自己伪造铭文，伪造历史文献和著述。遗憾的是，他的这些伪造不到100年就被后来的学学者揭穿。16世纪的西班牙经院主义神学家卡诺（Melchior Cano，1509-1560）专门就所谓这一公共记录，公共档案一话题反驳安尼乌斯，指出所谓”希腊和罗马都拥有公共编年史（“Greek and Roman monarchies had public annals”）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而李维（Livy，59 bc - 17 ad）的《罗马史》里几乎完全没有来自官方的档案和公共资料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在安尼乌斯之前，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首先提出公共记录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与埃及，西亚的腓尼基、迦勒底（均在亚洲的中东地区）不同，希腊和罗马的公共记录是一片模糊（blotted out）。前者好歹还有一些富于历史意识的学者，得益于干燥的气候，努力保管了一些记录有公共事件的实物（A. Graft，《Forgers and critics》，1990）。
这样，在历史研究领域，古代中国与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宇宙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比性。这一点，中国官方历史学界尤其需要认清。一定要认清中国历史是档案型的，即时记录型历史；而西方历史是基于缺乏档案资料条件下，后人反推而来，基于偶然发现的零散资料，猜测想象和观念塑造营建而来的，后世构建型历史。（参见简无思：两种历史类型）
中国历史是系统性的资料逐年积累而来，自然形成的历史；西方历史是基于或然性的探索（inquiry）所发现资料，基于历史学家的构建而来。前者基于即时和及时的观察记录，从已知到记录，具有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后者基于需要去伪存真的偶然资料，从未知去寻求真实，但却永远无法获得证实，因而真实性永远存在于彼岸。
这里，历史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历史资料，历史文献和文物；第二，是历史著述，历史叙述。
在中国，史官的职责包含两个方面，即刘知几的“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前者系“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者为“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以及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81(中华书局2008年版)】。
中国历史基于数千年不间断的史官职业传统累积而来，长期而又虔诚，专业而又细致，广阔而又纵深；上至朝廷，中及州县，下达家族；起自夏商，终及当下；无欺于神，无愧于心。这样历朝历代累积形成的历史资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史官群体，基于一个不变的历史意识和资料积累原则，前后接力，令人文努力融合于时间自然的完整形成过程，是人类基于其有限的认知和记录能力所能保存的最可能接近真实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始资料和诚实著述。
反观西方历史的构建，则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码事。
打个比方，如果中国历史，从资料到著述（二十五史）是上天/上帝的意志借助中国历代史官之手，一点一滴，一砖一瓦，历朝历代，经年累月，营建而来；那么，西方历史，则好像上帝给西方世界留下的历史大楼因人们没有保养意识而坍塌，砖瓦木料流逝在历史长河。后世西方学者惊叹于中国历史大厦的宏伟壮阔，有心从自己历史废墟中努力恢复过去的形象，作为真实历史的替代。表现在历史资料的收集，就是自发的民间学者，基于自己对历史的爱好，对过去所发生事件的兴趣，对重塑过去形象的热忱，尽其所能，努力在残砖断瓦，乱石杂木中寻找可能的建筑材料。表现在历史著作的撰写，则依然发生在个人层面，依照个人手中所具备的材料以及对相应某段历史的理解和想象，构建而成。其特点是，1）能找到什么材料就拥有什么材料；2）材料的真假不拘，可以是上帝留下的历史碎片（真实历史资料），也可以虚假不实的伪造（伪造的历史文献和文物）；3）按照个人对过去的理解，自行构建，具有个体历史学家的自身特点；4）版本众多。
（三）
历史的伪造和不实首先发生在历史资料层面，即历史文献的伪造和不实。其次发生在历史写作层面，即历史著述过程中的不实，虚构和伪造。
文献的伪造和不实将专文讲述。
在历史著述层面，哪怕是同样的历史资料，不同的历史写作者完全可以按照其自身的理解和组合，构建成与历史的自然原貌截然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居心叵测的历史著作者甚至可以熟练运用希腊诡辩术，即娴熟的希腊逻辑，概念和推演，构造出精美漂亮的说辞，模糊乃至推翻自然历史原貌的自然合法性，代之以取决于历史写作者个人意志的任意历史构建合理性。
前面已经谈到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一个是后世构建，一个是即时记录。（《简无思：两种历史类型》）
除了历史资料的零散、偶然出现的基本特征之外，后世构建型历史还赋予历史写作者和历史资料收集者以很大自由，可以按照学者自身的历史观，主观好恶，或者自身条件的种种限制，立场先行地裁剪历史形象，构建出符合自身要求，同时看上去显得依然基于充分证据的历史构造。这就使得后世构建型历史具有随意构建的任意性。“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尤其适用于这类历史。
与此相反，档案型，即，即时记录型历史的原则是“君举必录，秉笔直书”。中国历史上崔杼弑君，董狐直笔的案例充分说明了这种类型的历史书写在文献和著述两方面的规范和准则。即时记录型历史是不以史官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记录，具有科学观察意义上的科学性，严谨性，无法任意打扮。
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历史著述固然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起作用，但是坚持虔诚原则，对天地（历史神圣性）和良心负责，是一个合格史官和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和职业操守。做到了这一点，就很难想象会出现任意书写历史的乱象。
考察自古及今西方历史资料收集和著述过程，充满了个人意义上的主观（随意）框架，主观（随意）定义，主观（随意）发明概念，然后在这些概念，定义，框架中填充真伪兼备的“史实”，从而完成一段又一段的历史构建。这样构建而来的历史，即教科书中的历史叙述，其历史真实性可想而知。
其实，即便十九世纪兰克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客观主义的资料研究和著述原则，并且很长时间内引领西方历史学界主流，这一标准也未能一统天下。西方历史研究流派众多。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历史规律论，甚至基于古老的Horror vacui 传统，都会在各自的充分理由加持下，漠视资料的客观真实性要求，构建出符合特定历史理论的历史叙述。
比如，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1800-1859）的成名作《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1848) 》是一部基于辉格党意识形态的历史著作，却在英国乃至西方历史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一般认为可以比肩爱德华·吉本（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但正因为其富于偏见不加掩饰的写作，这部著作极富争议。卡尔·马克思（1818-1883）斥之为“系统性的历史伪造（systematic falsifier of history）”，“尽可能地淡化一些事实，越多越好（minimizes facts of this kind as much as possible）”。而更多批评家更是从人品，历史品质（historicity），意识形态的偏见等角度对他以及这本书严加抨击。但同时，我们不可否认麦考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位艺术家”。汤因比（1889-1975）因此不无欣赏和赞叹地评论到，“如果一个历史家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也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
事实上，汤因比本人对历史写作过程中“合乎历史规律”的虚构是非常宽容的。他认为在清楚地认识并保证完整的历史规律不受损害的情况下，补充缺失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是对历史负责的一种表现。所以，修昔底德的戏剧化编造伯里克利的演讲，吉本和麦考莱历史写作中的艺术手法都是无可指责的。
这样的历史写作模式或原则是西方历史学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抵消了兰克的客观主义，“如实直书”（张广智，《西方史学史》，2010）等方面的努力，为西方历史著作的不实、虚构、伪造大开绿灯，同时也就令西方历史著述在真实性（veracity），可信性（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有效性（validity）诸方面留下大量弱点，经受不住未来数代严肃而又具备独立学术精神的年轻中国学者检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