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无思：虚实之间的文献（之二）古希腊文学（e）——— 西方历史的幻灭（15）
【摘要】古希腊的主干是基于古希腊经典著作所提取的历史资料构建而来，后者充作历史文献有两大主要特点：其一是其浪漫和虚构的文学性，导致很多著作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存疑于西方学界；其二是在民间多重转抄一千多年可能带来的失真，以及缺乏清晰的版本流传历史，难以免除增减，错归，伪托，伪造等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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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号关于西方历史所涉古代、中世纪、现代西方民族和文明的历史资料来源于西方历史学者基于构建型历史研究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其他各种中、英文公开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认可这一知识和术语体系的可靠性，可信性，确实性和真实性。本人致力于在西方学术体系内部检查其资料和写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本文于2023/1/23 写成后一直被微信公众号审查部门封禁。今重写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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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古罗马一样，均没有类似中国可能自黄帝以来即已设立的史官制度，以及“左记言右记事”一类严谨的政府官方档案记录，更不用说依据其积累而来的资料综合而成的“史书”。
古希腊经典著作（Ancient Greek classics），即古希腊文学（Ancient Greek literature），是古希腊历史主体结构的主要来源。
古希腊似乎也拥有其他所有民族可能都曾经拥有过的口头神话文学传诵传统，logograph（唠古）。这种神话传说往往在其得以传诵的民族内部被当作远古历史。
荷马史诗，按照主流西方学界的观点，本来属于唠古（logograph）传统中口头文学的一种，后来于公元前8世纪形成文字。赫西俄德的《神谱》和《工作与时日》，和其他作品均具有同样的性质，都属于口头文学转化为文字。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几部作品里面的内容为古希腊历史的古风时代部分提供了重要的核心基础内容。
本文作者不否认文学作品，包括口头文学，会包含一些可以提取的历史成分。写实文学如三言二拍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完全具备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补充价值，值得提取。
但同时本文作者强调，包含历史因素的文学作品不能因此就可以被当作信史。基于文学作品形成的“历史“叙述，比较恰当的词汇恐怕应该并且只能是“拟真历史”。
比较荒诞一些的文学幻想，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甚至也都可以发掘出一些可以借鉴的史学价值，比如武学思想，风俗文化，生活方式等等。
文学作品内部或者互相之间表现出来的某种时间关联性可以导致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形成某种拟真历史。比如，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系列小说之间可以因为其内在的时间关联和框架而构成一个类似历史的叙述。这样的拟真历史比比皆是。
文学作品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著作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里缺乏可信的、具有专业素养的记录人员，缺乏可靠的历史时间框架，缺乏严谨的人物和事件记录过程，以及可靠的记录、核实标准。
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充满文学家浪漫心灵的想象，创造和构建，后者则必须一切依据事实的客观记录。
所以，由文学作品衍生而来的历史叙述，我们可以，也应该，甚至必须称为拟真历史；
与之相对的，由严谨历史档案记录综合整理而来的历史，是严谨的中文意义上原本含义的真实“历史”。我们可以，也应该称为档案型历史。
档案型历史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也就是中文原初意义上历史的含义。见简无思：两种历史类型。
19世纪以来的兰克客观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现代西方历史比较接近本文作者所主张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即，即时记录型历史，也就是档案型历史。因为19世纪以来，西方档案型资料相对比较丰富，历史写作的原则与方法比较接近，或者达到，有人认为甚至超过，经典中国历史学的理念和实践。
一直以来，古希腊文学（即，古希腊经典著作），如诗歌，以《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工作与时日》为代表；历史题材的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涉及人物和事件的哲学著作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诸多作品等等，都为后世学者构建古希腊历史其提供了素材。
在这些素材基础之上构建而来的历史显然不是历年档案记录积累而来的，中文意义上的档案型历史。
这些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构建古希腊历史的原始资料，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们直接影响了其所构建古希腊历史的可信性与可靠性。
（一）
首先是其浪漫和虚构的文学性，即狭义意义上的文学性。
在西方主流学界的语境里，古希腊经典著作（ancient greek classics）与古希腊文学（ancient greek literature）互相通用。这对于严谨的中国读者经常造成困扰。不过，如果我们对它们加以细分，并给予进一步考察，这些困扰都会迎刃而解。
其实，这里的意思是，古希腊经典著作就是广义意义上的古希腊文学。从古风时代（archaic 785–481 BC），古典时代（classical 480–323 BC），到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323–146 BC），古希腊经典著作，即，广义意义上的古希腊文学，包括诗歌（史诗，抒情诗），戏剧，历史，传记，小说，散文，哲学，科学（包括数学）。
上述题材的古希腊经典著作均为后世西方学者构建古希腊历史提供了基本和主要素材，正如本系列前几篇文章指出的，构成了西方历史教科书中古希腊历史的基础和主干。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中的拟真哲学对话场景常常会被当作真实的历史场景记录，并且切实构成了现今西方主流社会对古希腊的历史想象和历史叙述。
狭义的文学著作如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所有作品作为浪漫诗歌类的文学作品，这一点在西方学界从来没有产生异义。这些狭义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是古风时代希腊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伊利亚特，奥德赛，工作与时日中的世俗部分描写直接填补了古风时代乃至更早古希腊的历史叙述。
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等人的历史题材著作其性质作为狭义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虽然最近几十年在西方学界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其历史价值依然像文艺复兴以来一样得到高度重视。它们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作者一起，是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以下略微详细探讨一下古希腊经典著作中历史题材的著作，其中的文学性质。
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在西方历史学界的地位很高，但却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地被揭示作为历史记录价值的有限性。英文“历史”，history一词原本来自他这本书的希腊书名?στορ?α (historía) ，本义是询问（inquiry），通过调查（investigation）而得到的知识。
作为近几十年来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希罗多德作为西方世界第一个从唠古传统（logographic tradition）走出来，首次意识到应该对历史事件进行核实与验证式的调查的第一人，在历史方法学上创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塞罗称其为西方历史之父，他的地位在西方学界是不可撼动的。
但是，就他的代表作《历史》一书作为历史著作的质量而言，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
希罗多德对历史的“调查”在他的时代，以及受他作为民间作者身份的局限，本质上是一种“认真严肃”的道听途说，尽管他自己声称所有的材料都经过“核实”，而即便这样的“核实”也依然属于民间传说的重复，不具备权威的审核所应有的去伪存真的筛选能力。
当然，这些“核实”“调查”之后的“道听途说”积累而来的《历史》，对于一个民间历史学家来说，已经实属难能可贵，后世之人应该对此表示敬意。
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近几十年来往往不再被认为是一部真正的历史记录一类的著作，因为它在客观性和可靠性方面面临难以克服的质疑。这尤其表现在希罗多德所“调查”“询问”对象的不可靠，以及很多超越现实的浪漫描述，书中很多神话或者童话般的故事使得许多古代和现代历史学家宁愿将这部作品视为一种取悦读者和听众的娱乐，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可靠记录。
客观性是历史著作可靠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希罗多德的《历史》所明显缺乏的。希罗多德作为民间历史学家，很难有足够的财力和权威，充分采集事实和证据，而只能经常从自己的角度和角度写作。
作为古人，他的描述无法避免鲜明的个人价值判断，以负面的眼光描绘某些国家，同时夸大其他国家的成就。比如将波斯人描绘成贪婪和野心勃勃的人，同时赞扬希腊人的文化和精致。这就影响了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家以及他的《历史》作为历史著作的可信性。
从中国经典历史学以及兰克以来的西方
客观主义历史学和历史文献的标准来看，严格来说，这本书拥有诸多缺陷，使得它不足以当作严肃意义上的记录型历史著作，而只能归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正如不少现代西方学者指出的。这些缺陷包括该书缺乏时间框架，非现实的、半神话性质的故事，众多不符合地理和生活常识的描述等等。这些特点作为文学著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作为历史著作，在可靠性方面就不能轻易接受了。具体细节这里不展开，讨论这方面失实描写的西方论述和著作很多，读者可以在网上搜索展开阅读。
对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可靠性质疑并非仅仅现今的学者。实际上从这本书刚一问世，直到在世尚未失传之前，就遭到相应时代历史学者的不断质疑。正如美国Eastern University的Kenton Sparks教授指出：“在古代，希罗多德在赞美英雄和虚假方面获得了不可靠、有偏见、吝啬和虚假的名声。”
萨摩斯的历史学家杜里斯（Duris of Samos，350 BC – after 281 BC）称希罗多德为“神话贩子”。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 BC – 43 BC）在“论法律I.5“里说，他的作品充满了传说或和“寓言”。亚里士多德、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 ，c. 37 – c. 100 CE)和普鲁塔克（Plutarch c. AD 46 – after AD 119)也有类似的评论。亚历山大语法学家Harpocration（Valerius Harpocration ，c. 2nd century AD)甚至写了整整一本关于“希罗多德的谎言”的专著。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这样介绍“Herodotus（希罗多德）”条目（直接通过微软翻译器翻译成如下中文）：
“在古代和现代，人们都在质疑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否具有可信的基本必要条件。几位古代作家指责他故意不诚实。现代人通常免除了他的这一指控；但他更严厉的批评者仍然敦促，从他性格的固有缺陷、轻信、对效果的热爱以及他松散和不准确的思维习惯来看，他不适合担任历史学家的职位，并创作了一部历史价值不大的作品。”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同样，也应该看作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或者历史记录。恰当地说，这本书是一种战争的纪实叙述，外加文学虚构，和历史思考的结合。
纪实文学无疑具有历史价值，但文学毕竟是文学。
修昔底德的这本书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位优秀作家的浪漫写作才能，对人类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广泛的思考能力。他善于描绘人类的情感，尤其对失败的反应，以及各种情境下的困惑，恐怖，欣喜，愤怒，怜悯等；善于以各种文学手法如拟人化的写作技巧为事件增添戏剧性。同时，他也不吝对书中人物的性格和决断力做出他自己的主观判断，描述他所想象的人物情感、行为动机，以及历史事件的可能后果，没有意识到，也就没有避免无处不在的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
该书的文学色彩尤其突出地反映在他编撰、虚构的许多具有戏剧色彩的演讲和对话，其中尤为著名的伯里克利演说和梅里安人的对话甚至可以单独列出作为历史学论文；有时候，他会像西方小说，以及戏剧和电影里的旁白一样停下来，反思战争的人性及其残酷性，讨论人类生活的荒谬性；甚至插入自己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的预言，暗示即将发生的事情，等等。这些旁白使得这本书更加引人入胜，很容易将读者带入作者的角度，与之共鸣，分享他对战争，人类，生命意义的深刻见解。
当然，这样的夹叙夹议手法也导致修昔底德关于战争起因和动机的描述与其个人猜测浑然一体，难以分辨，使得它除了作为文学作品（literary work）以外，更像是一本史学研究著作，影响了这本书作为可信和可靠历史记录的价值。
色诺芬的作品，包括他的《长征记》、《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和《回忆苏格拉底》，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一样，被不少人认为应该归类为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literary works），而不是合格的历史著作（histories），更遑论历史记录（historical records）。色诺芬以其娴熟的散文写作技巧生动而又浪漫地描述了他想要告诉读者的历史事件，其中，因为虚构了很多成分，故而模糊了事实与小说、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
色诺芬著作中最能表现其文学虚构的特征表现在他对语言的精致应用，对叙事细节超乎客观水平的关注。他对宫廷氛围，人物互动微妙之处的描写，在历史学家中是很罕见的，而这些都只能是文学想象而非历史事实。色诺芬生动地描写人物，情绪和场景的细致之处，展现了一个文学家的非凡功力。比如，在“长征记”里他描述士兵面临强敌而产生的情绪变化，堪称文学大师手笔。
色诺芬的很多作品都具有传奇性的描述，许多事件都被赋予浪漫化的色彩，神话般的品质。这在他的诸多作品中可以清楚地得到展示。例如在“居鲁士的教育”和“苏格拉底的回忆”里，主人公在悲惨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极大勇气很具有悲剧英雄一般的戏剧效应。
此外，色诺芬的作品往往包含小说中才能看到，而与客观历史描述无关的手法。例如，色诺芬在“长征记”中，经常编撰一些有说服力的对话，以带出各种人物的动机和意图，就像修昔底德一样；经常在事实的描述中交织一些文学性质的道德旁白；用自己的观察来评论历史事件。与修昔底德一样，色诺芬的著作也是一种事实、虚构和评论的组合。
小结一下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著作中提示其可靠性不足的几个主要特点：
1）作者以私人身份，继承希腊logograoher（唠古人）传统，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
2）具有主观的保存和传递人类功业的意识，即历史意识，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如同所有历史类文学作品一样；
3）基于个人见闻，外加文学加工性质的细节描述；
4）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能做到尽量调查、核实，虽然有限。问世以来饱受学者质疑其中很多描述不符合事实；
5）缺乏政府力量收集与核实事实的能力，因而在信息广度、深度、准确性，可靠性方面深受局限；
6）缺乏公信力，限于私人能力范围，难免资料收集过程中单一视野的主观性影响；
7）很多内容属于非事实性的神秘与信仰范畴的描述，与个人视野和主观性密切相关。
8）明确的文学性质的虚构，如辩论，演讲词，对话等。
9）历史评述，道德评判，等历史学研究性质的个人观点。
话说回来，无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还是其他作家，如可信性和可靠性更受质疑的克特西亚等古希腊作家，他们作为民间作者，缺少如同古典中国史官和现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职业训练和职业规范；他们自发地承担历史学家的责任，试图为后世留下他们时代的人类业绩，其初心可鉴。但是，受时代的局限，他们不能分清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不能提供符合古典中国和现代西方史学标准的历史著作，我们不能苛求这些古希腊人。
相反的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原谅他们的时代局限性而降低对他们作品作为历史著作的要求，不可以忽视其文学性质尤其其中的虚构，以至于拔高或者不恰当地将他们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归类到到历史著作的行列。毕竟，按照古典中国严谨而又严格的标准，所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历史资料而言全都是不合格的。
（二）
希腊经典著作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无法确定今天最具权威性的版本在经历无数中转抄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失真。
哈佛大学罗布经典图书馆（Loeb Classical Library）完整收集了西方世界现有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的英译本。每一本都有希腊文或者拉丁文的对照，共477部（500多卷）。这些英译本似乎是这些著作既往已经出版和新近编辑出版的收集和选择，并且似乎还在不断更新和替换。遗憾的是，总体而言，其中的希腊文或拉丁文原著来源何处并没有很好的说明。
不过，每一部经典文本在其前言（preface）或总纲（general introduction）里都有一些关于历代版本和翻译文本演变的说明，详细或简略程度不等。
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今天罗布图书馆采用的是Godley 1921年版，其依据的版本来源没有详细说明，只含糊提到用的是与H.Stein版本所用一样。同时，也提到“希罗多德的文本共有9个手抄原本（manuscripts），其中以来自10世纪和11世纪的Laurentianus和Romanus这两种为最好”，但没有提到这两本或所有的9本原文是希腊文或者拉丁文或者其他。不过这个问题应该会有令人满意的回答（猜测这应该是出于对希罗多德专业行内人而言大家都已经知道？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如我们就显得不够清晰了），只不过藏在某处尚未能够让公众广为了解。从时间框架来考虑，这段时期的所有希腊著作都只有来自阿拉伯人翻译的拉丁文本（Boethius几个世纪之前翻译著作不包括希罗多德；叙利亚文本syrian translations通常只涉及基督教著作。），所以，推断在西方流行的最初原始版本应该是阿拉伯人转译而来的拉丁文本。即，这里的希腊文对照可能翻译自拉丁文。事实上，Laurentianus和Romaus都是拉丁词汇（希腊化的写法分别应该是Laurentiano 和Romano），前者应该指的是佛罗伦萨Laurentian Library的藏品。Hude在其希腊文版《历史》（Clarendon Press出版）的“前言”对这9种手抄原本的优缺点都有详细说明，可惜，Godley没有转述。
现有的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文版究竟是来自拉丁文的转译，还是其他来源的拜占庭希腊文本，比如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利品，或者拜占庭帝国崩溃之后东罗马帝国的希腊语学者逃亡佛罗伦萨带来的抄本？与15世纪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 1407-1457）的拉丁文版本之间有没有关系？普通读者乃至普通历史学者不得而知，虽然我们相信终极答案肯定隐藏在某处，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从Hude更推崇前面提到的这两种拉丁文手抄本来看，即便有希腊文原本，也很有可能不完备或者其他原因而不能成为现在通行的英文版《历史》的最终和原始来源。
也就是说，无论Laurentianus还是Romanus的手抄本，既然来自10-11世纪，从历史脉络来看，那必然就是阿拉伯人转译的那一批。因为最早的希腊文本也必须要等到200年之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才能带到意大利。
王以铸的汉译世界名著1997年版在“出版说明”里间接提到，《历史》一书大约是在16世纪初出版面世，其传世抄本有十几种，大多是十到十五世纪的，与上述信息吻合。这就从中文译本的角度证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很大可能源自10世纪以来的阿拉伯版本。
王以铸的翻译原本来自Hude，参考了Stein版本。Hude的版本是希腊文，而且据说里面有比较详细的版本渊源解说，可惜可惜王先生没有加以介绍。这就产生一个问题，Hude的希腊版本源自何处？可惜本人不通希腊文，也找不到关于Hude版的更多介绍以了解其渊源。而罗布经典图书馆的英文版本（Godley）和汉译名著系列的中文版本（王以铸）对此均无介绍和说明。同样，Stein 和Godley希腊文本的来源也没有在他们的英文版里得到说明。本文作者翻阅的其他英文版本也没有答案，显然，《历史》一书的希腊版本来源不是很明朗，公众不太容易在英文和中文世界方便地找到答案。
本文作者很愿意猜测一个来自十字军东征或者其后拜占庭帝国衰落和崩溃时期的古希腊版本辗转来到西方，然后被翻译成拉丁文，并良好地保留在西方，然后再次被翻译成现在的英文，这样一个传奇故事。无奈至今在中英文世界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佐证类似这一过程的证据。
这仅仅是随手拿希罗多德的《历史》举的一个例子，从中可以鲜明地说明现有古希腊著作来源的复杂性和多重转手之后的“失真”可能会有多严重。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是另一个例子。
在西方学界的叙说体系里，《诗学》虽说与《政治学》中的第八部分，《修辞学》共同完成亚里士多德的”美学”理论流传至今.。Rutgers Universit 英语系教授M.A.R Habib（2005）认为《诗学》不为西方世界所知很久，直到12世纪的阿韦罗伊（Averroe，1126-1198）重新介绍（restored）到西方。
现存最早的《诗学》抄本最远只能追溯到9世纪，转译自7世纪的一个阿拉伯版本，并且其中大部分已流失，只有第六章的部分内容还在，详情不明。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的陈中梅译本在“引言”部分对《诗学》的抄本，校译本及其流传和影响给出了一个不错的介绍，读者可参阅。
据陈中梅介绍，1741年的Parisinus抄本是西方世界目前保存最好的。据说这一抄本成于（翻译于？拷贝于？）11世纪，其原本语言不详。从时间线索看，这个11世纪的版本应该是从阿拉伯转译为拉丁文的那一批。Parisinus像是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据陈氏介绍，英国学者S.H.Butcher曾于1894年发表过他的校订本和译文。本文作者恰好手头有一本Butcher的译本第四版，其中包含第二版1898年的序言，提到与阿拉伯文的校订过程，很艰难，提示这本来自11世纪的《诗学》确实翻译自阿拉伯文。可惜这本书没有第一版的类似序言和说明，而且很难找。
上述信息说明，今天西方世界流传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原初版本很有可能来自阿拉伯人的那批拉丁文翻译。
然而，据西方学界吐槽，阿拉伯人在翻译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古希腊著作中，会加进很多私货，所以很不可靠。陈氏由于出身于杨百翰大学，当然也会秉承这一西方认知，在他这本商务1996年版的引言部分，他也抱怨“阿拉伯文的粗砺和不精确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这本书，当然还包括传承自阿拉伯的其他古希腊著作，在可靠性这方面应该打多少分。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真实原著？还是他与好学的智慧之家时代阿拉伯人的“合作”？甚至其他更严重的情形，如伪造，伪托，错归等等，一如本系列前几篇文章所讨论过的？很难确定。不过有一条结论可以比较稳妥地推演过来，那就是，以这部《诗学》管窥而知，古希腊著作流传至今的过程中，失真问题及其严重性是不可回避的。
陈氏的这本《诗学》依据照德国学者Rudolf Kassel的1965年牛津大学版本翻译而来。引言部分关于版本流传历史的介绍写得很不错，与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英文《诗学》译作相比，是最详细的，质量很高。相对而言，哈佛大学罗布经典图书馆所采纳的Stephen Halliwell英文译本也是依据同样的Kassel版本，但却缺少充分的抄本历史和版本演变介绍。显然陈氏在翻译本书之外做了很多功课。
由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今天我们归源于古希腊作者的古希腊著作，经手的中间环节如此之多，中间会很轻易地出现伪造（forgery），伪托（pretense），错归（pseudepigrapha，错误的作者和时间归源），植入（interpolation，塞入新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文学家会有如此巨大篇幅的作品，连篇累牍，不惜笔墨和书写材料。假如这些著作的最终”成书”年代都在11世纪之后，那么，由于纸张制造技术已经在10世纪左右由阿拉伯人传入他们的殖民地西班牙、葡萄牙乃至西西里岛等地区，并在以后的3-5世纪传遍欧洲全境，一切就都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了。
据说亚美尼亚有一些图书馆还有一些古希腊著作的亚美尼亚文古抄本（codex），这些抄本与中世纪那些拉丁文译本没有关系，所以相对独立。
据意大利裔英国古典学者Lorenzo Minio-Paluello (21 September 1907 – 6 May 1986)的意见，这些亚美尼亚文古代抄本是今天的学者用来检验（拉丁文）文本翻译正确性的来源。但由于古代古希腊文献的不同抄本之间很难保证一致性，其中讹误难免，更不用说亚美尼亚文抄本本身就至少是一个二手转介，所以逻辑上，其用来检验现存西方译本的作用有限。如果出现不一致，究竟谁对谁错？
当然，即便通过了学术有效性的论证，用亚美尼亚抄本来校对古希腊文献的译本，对于每一本希腊著作而言，都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在西方国家都需要大动干戈才能完成。
如果未来的中国学者有机会考察亚美尼亚版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并比较它们与西方版本的一致性，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我们所有有关古希腊世界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中世纪流入西方的古希腊著作。更早的西罗马帝国时期只有公元5-6世纪的波爱修斯Boethius翻译的很少基本亚里士多德著作片段得以保留。这些古希腊著作，无论来自前期10-12世纪的阿拉伯人转介，还是中期来自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掠夺自拜占庭，以及后期14-16世纪拜占庭帝国衰弱期间和崩溃之后流落到意大利，包括来自文艺复兴旗手们的“发现”及其其中后来被识别出来的伪造（见简无思：历史文献的“重获”（recovery）——— 西方历史的幻灭（6））。正如上一篇（简无思：虚实之间的古希腊文献（之一）（d）——— 西方历史的幻灭（14））提到的，有学者认为，16世纪之后的任何古希腊文献新发现，都应该属于伪造或伪托。（这一段评论很重要，本人在努力回忆并寻找其出处。）
今天我们读到的古希腊经典著作很多都是鸿篇巨著，内容丰富，成熟，令人难以置信那会是一个身处贫瘠山区，只拥有小规模农业和种植业，以航海商业，海盗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居民，在短短数百年，甚至只有2-300年（如经典时期）之间的产物。
这些著作所涉及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很多都与希腊地区从古风到经典到希腊化时期所能够拥有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所不匹配的。反过来，古代希腊人所处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也并没有在这些著作中得到突出的反映，虽然在一些著作中多少有一些。
本文作者愿意相信这些经典著作中的很多应该在稍早时期已经为这一地区，尤其爱琴海，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历史学家们所熟知。
比如，再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它曾经多次为埃及的曼尼托（公元前3世纪），巴比伦的贝洛索斯（公元前3世纪），罗马的波利比乌斯（公元前2世纪），犹太的约瑟夫斯（公元前1世纪）等历史学家提及。但此后该书失传，直到10-15世纪各种抄本的出现。
由于时间的流逝和手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丢失，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今流通版本所含信息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最大的问题是是否或者有多少增添或删减的文本，也就是后来的抄写员或抄写员对文本的添加或更改。
虽然不可能确切认定古希腊经典著作在过去千百年中的流传中经历了怎样的失真，扭曲，篡改，添减，乃至伪托，伪造，有一条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千年来的转抄无疑会有相当程度的讹误。不能排除这些著作其实是希腊及其周边地区在漫长一千多年间的共同创造而最后被西方学者标签为希腊文学。至少，从这些“经典著作”自古希腊时代的一千多年来缺乏清晰的流传历史，或者仅能提供断断续续，详略程度不等的流传过程来看，它们的真实性尚需要接受认真而又严肃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