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3年大年初一，春节。若干年前，我们叫“过年”，不记得从哪年开始才有“春节”这个叫法。
这几天想到一些往年过春节时的情况，有不少是与春节没有直接关联的往事。想想还是趁现在还能记得写下来吧。
记忆中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春节，好像是1937年初我才八、九岁时在南昌的那次。当时家住在南昌王阳明路豫章支路，实际上这条路只是一条能等汽车的短巷子， 住户只有巷子尽头的两家人家。右边是我们家，左边吴家是当时江西省财政厅长吴JT家（即我们现在还经常有联系也在纽约的吴MX之父吴伯伯）。这两栋房子是江西省政府为两位厅长修建的“公馆”（那时也称“官邸”，属于公房。父亲当年任省建设厅长，后任南昌市长）。
同样是两层楼，第三层是顶楼斜边的一间大厅，做储藏室用。房前有一块不小的草坪，正对大门的尽头是修在房楼旁的“停车房”，那时国家很穷，无力给厅长、市长配备小轿车，只停了一辆黄包车以及车夫的住房。他每天送父亲到办公室上下班，到城里其他地方办公务。
我家可能人丁较多，在楼后接出一段两层楼房，二楼有走廊，与不多的几间房间相连。当时姐姐DW和小姑姑（我父亲的小妹妹，比我们姐姐大不了几岁）都住在后边这些房间里。楼下是佣人们住房。姐姐和小姑姑都在离家不远的葆灵女中上学，我们几个大点的弟弟则在女中附小读书。这所中学是江西省当时最有名的教会学校之一。校中教职员有不少是从外国来的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吴家几个姐姐也是在这个女中读书（吴家的孩子是四女二男比我们少一个）。
1937年春节
那时家里人多，长辈除父母外，“祖母级”就有四位，是祖母、外祖母和两位姨祖母（二嬷和三嬷），还有父亲的两个妹妹，是前边已提到过的小姑姑和由日本留学学成归国不久的大妹妹，我们叫他“胖姑姑”，加上我们两女五男的七姊妹，已有十五口之多了。
那年春节，家中十分热闹。我们几兄弟都穿上新衣。这实际和往年一样，每到过年都换上新衣，也因都在长个子吧。姐姐和小姑姑穿的是大红色缎子旗袍。好像除JW和LW因还小，那天早已入睡，我们大点的几个都在和大人们一样，除夕守岁。初一凌晨大家给长辈们拜年（也许是父亲早就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带回的“新规”：没有下跪磕头，只是鞠躬贺喜，也没有“恭喜发财”，而是“恭贺新禧”之类的贺词）。门外响起爆竹声，发出的火光与早已布置好的各式灯笼亮成一片，真有一派过年、节日气氛，但我也记不起来看舞龙舞狮是在当夜，还是在初一的白天，这些节目是当时春节过年少不了的。
这也是我们家在南昌过的最后一次春节。
到了1938年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的出生地南京已失守，被日军占领，还听说杀死很多人。位于长江南边的南昌也不昌盛平安了，大人们都在考虑和准备向南方逃难的问题，哪里还有心思过年、欢庆。
可能还在1937年底，因日本飞机常到南昌轰炸，全家老小全回江西金溪老家躲避空袭，这也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回到江西老家。已记不得三八年的春节是在乡下老家还是在南昌渡过，但因那年“腊八”，我清楚记得是在金溪老家为我过的10岁生日。当时按国内习惯算法都是过虚岁生日，只要进入十岁，就算十岁，现在一般是满十岁才算十岁。听说因乡下没有卖肉的商店，当天还为我生日宰了一头肥猪，并分发村民们共享。
约在1937年某时，当时的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是委员长，故那时一般都称他“蒋委员长”，至于选“总统”的事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事情了）为抗日战争的需要，当时政府已将父亲从南昌市长的职务上直接调去香港，与刚从国外回国不久的宋子良组建专运由国外进口抗日战争物资的“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为保密对外称“运输公司”）由宋担任主任，父亲为第一副主任，实为主持该单位工作。另一位副主任是曾留学法国的吴琢之。（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当年与我们很熟悉的吴叔叔，竟是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小叔叔，而当年吴健雄来美留学的旅费都是这位小叔为她支付的等等趣事）。
38年初，可能在我过完生日不久，按父亲安排，全家老小由金溪回到南昌，数日后，即坐火车南下，直抵广州。约在广州小住数日，由广州坐船出珠江口抵达香港。当时在港住址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是九龙山下的“英皇太子道361号”。原因可能是因为大人们怕我们这群男孩初来乍到，跑出去玩，又不懂广东话，一旦走失连家都找不到，一再教导我们用广东话熟记家中地址。
记得，我们只在香港呆了半年多，父亲工作单位迁往昆明。我现在估计，可能因抗战物资因日军继续南侵，进口渠道由香港转为当时的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之故吧。
在香港的半年多，只有姐姐和二哥、三哥曾到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借读约一个学期，我们几个小的都未上学。
在港的半年多，常带领我们外出游玩的是九叔（GW的父亲，那时GW等弟妹可能随九婶还在内地）。我还清楚记得，九叔那时年纪还轻，高高的个子，稍黑的皮肤，穿一身新做的白色西装。用现代的话说，真是一个大帅哥。他随大哥（我们的父亲）比我们早些时来到香港，已能说些广东话，母亲让他带我们外出也较放心。
那年八、九月间，我们全家老小由父亲代领，上了一艘法属万吨级海轮，离香港去越南（那时叫安南）。船过琼州海峡后，到越南海防上岸。来接的汽车把我们送到一处临海名叫“桃园饭店”法式建筑的旅馆居住。当时天气很好，祖母，外祖母等几位大人坐在海边靠椅上观赏海景，我们几个孩子则蹲在海滩上拾拣那些从未见过的海螺贝壳。当时有几张照片拍下那些难得的镜头，都贴在上海家中的老照片簿上。可惜在文革中被烧毁而荡然无存了！
抗战八年春节也是八次，除第一次的1938年春节在江西之外，其余七次好像是四次在昆明，三次在重庆。因为正是抗战期间，前方打仗，我们在西南的大后方，也要时时防空袭躲警报，年节都过得比较简单。
其实，在重庆我们也过了四次春节，最后一次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节。抗战期间重庆人，（那是也是四川人）把从长江下游江浙一带，连同东北华北逃亡来到西南后方的都叫做“下江人”。抗战胜利后，大量归心似箭的“下江人”挤在重庆朝天门的码头旁，等着东去的船只回乡。
那时姐姐DW正在抗战初期内迁成都华西坝的南京金陵女大读书，二哥LW也正在内迁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大读书。两个大学为迁回原址南京，上海，都等到1946年暑期才成行。
我和其余几个兄弟很幸运，父母决定送我们到北京（当时还叫北平）读中学。在重庆过完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不久，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我们几人在父亲部下赵先生带领下，到位于重庆市区在长江中心的小飞机场（叫珊瑚坝机场，可能是当时最小的民航客机机场），经过六个小时的飞行，到达北平。
当时离开重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六年后我大学毕业竟被分配到西南工作，以成都为基地工作、生活了34年。然后于1988年10月由1940年代抗战胜利后来美留学、定居美国的姐姐DW及姐夫刘JB的安排下移居美国至今。
NW 2023年春节写于纽约长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