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交通大学 (交大唐院) 自1896年在山海关成立以来，因战争动乱等原因辗转播迁，曾18次更改校名。1972年三月一日最后一次易名为“西南交通大学”，迄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学校规模扩大、原校址地下储煤将要开采等原因，唐院从1952年开始曾先后在北京、天津、大同、沈阳、兰州等地选择新校址，但都由于种种原因未果。1957年整风运动中“迁校问题”成为热点，多位干部、教师因此被打成右派。1960年代以后，毛泽东提出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而“三线”建设的重点在西南地区，其中心是正在修建中的成昆铁路。作为“三线建设”布局的一枚重要棋子，1971年底开始唐院分三批整体搬迁至成昆线上的四川峨嵋山下，连根拔了地气。
1980年代后期总校迁至四川省会成都，西南交大在山沟里"蜗居"了近20年，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几年前西南交大微信公众号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游遍世界又怎样！在世界双遗产5A景区读大学才最棒》，想起来当年下山何其艰难，真是今非昔比，三十年河东河西。图为唐院迁至峨眉后的第一座正式校门"忠字门"，建成于文革中的1968年。校门高12.26米表示毛泽东诞辰日，三重檐高从上到下分别为10.1米、8.1米和7.1米，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和中共建党日，颇具时代特征。我父母的职业生涯差不多就是在学校选址迁建的过程中度过的，本文记述40多年前为搬离峨嵋山发生的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老爸曾参与其中。
唐院“六五革联委桥隧系大批判战斗组”于1968年八月一日编印了一本《迁建材料汇编》，收集了有关唐院迁建峨眉的中央、国家计经委、铁道部以及铁道部军管会的文件，均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西南交大内部刊物《校史资料选辑》第35辑 (2008年十月) 有一篇长达40页的方太强的文章《峨眉迁校廿载 (1965-1986)》，非常详实地记录了唐院搬迁峨眉的全过程。根据这些资料，1964年九月五日铁道部发布铁密计建 (64) 3455号文件《关于唐山铁道学院迁建工程立即停建的指示》，文件中指出：“根据最近中央指示精神，唐山铁道学院决定迁往内地。正在施工的迁建工程应立即收缩停建。凡是尚未开工的工程一律不再开工。已开工但完成很少的工程应立即停工 ......”1964年十月十七日铁道部高教局与高教部联合以铁密教字 (64) 3927号和 (64) 高计密91号文件函请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协助解决唐院迁建与选址问题。
1965年三月四日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联合以 (65) 经字第167号文件给铁道部党委，下达1965年搬迁项目，其中第二项的内容是将唐院全部迁往四川峨眉。同年三月廿二日铁道部铁密教学号728号文件转发中央批文，四月十九日铁道部 (65) 铁密教字第1037号文批准唐院峨眉新址的具体位置。随后即组建了建校筹备处和工程处，自此唐院迁峨工程全面铺开，只是在文革期间建校工程中断了几年。根据当时的四川省政策，学校不得过多占用农田，因此整个校园建在峨嵋山脚下的丘陵地带，各个系分布在不同的山头，交通十分不便。对比近二十年来成都市大发展，占用了川西平原的千亩良田，真是令人唏嘘 “初一十五不一样”。
唐院建校与内迁是我和我的同学发小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占据了童年至青年时代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与全国所有三线子弟一样，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告别”和“分离”，不知道哪里是我们的“故乡”。从1965年开始，学校的师生员工陆续奔赴峨眉参加建校工作和文革运动，老人和孩子们全部留在唐山。父母是唐院双职工的孩子们集中住宿管理，称为“寄宿”。1971年底铁道部派发专列火车，开始了唐山交大历史上又一次千里大迁徙。风尘仆仆的唐院师生从2000公里之外的沿海工业城市来到西部荒山野岭，从平坦干燥的北方来到多雨潮湿的西南，面对的是一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内地小山村以及物质与心理上的巨大落差。盖房子、做家具、脱煤坯、种自留地，样样自己动手、亲力亲为。
那时的生活用品都要到农村集市上去采购，很难把这些背着背篓、衣着朴素、行走在乡村道路上的人们与大学老师、留洋学者划等号。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有的告别昔日师友，跟随父母前往偏僻的峨嵋山区；有的告别双亲，跟着已经工作或下乡的兄姐、甚至独自一人留守唐山并经历世纪大地震。最早几批到达峨眉的孩子们，连正经的家属住宅和中小学都没有，只能和父母一起挤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内并到农村学校借读。后来虽然办起了子弟学校，但业余生活也很贫乏，毕业后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而最重要的文娱活动就是每周六晚上在学校的露天电影场看电影。1973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峨眉，当在华北平原长大的我坐在校车上经过题图中的校门时，看到一座座扑面而来的大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跳出山沟，那种惆怅一辈子都忘不了。
顺便提一句，本文将“峨嵋 (山)”与“峨眉 (县)”区分开来，前者特指在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位列第七的峨嵋仙山以及相应的源自先秦华夏的中土武功三大宗之一、与少林和武当齐名的“峨嵋派”，后者则专指县级行政区划。峨嵋山是号称“天下秀”的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史上名人骚客留下了无数诗词楹联，1996年峨嵋山还与乐山大佛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名录。只是好山好水中看不中吃，旅游观光与居家工作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是在那样的蛮荒年代。我的父母在峨嵋山沟过了近二十年“开门见山”的生活，竟落下了“见山发愁”的毛病。图为学校搬迁之初的建设及生活场景，左上图是校园中一座桥和有158个台阶的“桥隧楼”所在山头，也是我家刚到峨眉时住过的筒子楼。
峨眉办学，举步维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校址问题已成为限制西南交大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年内迁是最高领导人的“战略部署”，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从农村回迁城市又谈何容易，网易博客《唐院春秋》的文章《上山容易下山难》详细描述了由峨眉迁至成都的艰难历程。文章写道：“当时，原铁道部老部长吕正操同志坚持我校在峨眉办学，反对再搬迁。四川省领导不同意我校进成都。河北省领导欢迎我校回到河北，并且在秦皇岛海边已经划定校址，但是铁道部领导不同意。后经过学校、校友以及关心我校的同志们作了大量的工作，在铁道部、四川省、成都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于1984年定址蓉城，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困扰我校数十年的校址问题。”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曾任唐山市副市长的罗河教授自1956年起就坚决反对将已创办半个多世纪的唐山交大迁往外地，并曾为此于1956年上书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后来得到采纳，学校暂时留在唐山继续建设发展。所幸此事发生在反右运动前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政策难得宽松的一年，如果再晚一年还不知会是怎样的结果。但在文革中罗河教授是唐院受冲击、被批斗最厉害的干部和教授之一，他每天穿的外衣上写满了侮辱咒骂的话语。七十年代末罗河教授又以《从西南交通大学的问题看“长官意志”的危害——不能再不管了》为题继续上书中央，力陈在峨嵋山沟办学的种种困难，指出：“把西南交通大学迁出峨嵋山沟，予以妥善安排是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图为西南交大犀浦新校区的人工河——经老爸提议正式命名为“罗河”，以纪念这位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长者。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篇文章中还回忆到：“1979年10月，刘圣化校长在峨眉主持召开了校址问题座谈会。随后，我校教授、副教授50余人签名，向当时国务院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及各位副总理提出《迅速恢复唐山交通大学的建议》。紧接着，全校各单位1356名教职工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上书，《要求及早解决西南交通大学校址问题》。”根据该文记载，校方于当年11月以西交党字(79)第122号文报送铁道部党组并转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关于西南交通大学校址问题的报告》。一年以后由于部分校舍中发现伽马射线，造成一名学生因白血病去世、另外二位学生也因白血病住院、生命垂危，从而引发学潮并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时我已离开峨眉去上海读书，因此从未听爸妈谈过，也没有在其他文章中看到过上书这件事，只是听说过“白血病事件”。1985年初夏我曾随老妈到成都九里堤寻访新校址，那时还是一片莲花白菜地。
几年前老爸过世后整理遗物，在家里找出由他执笔起草的第一封上书的手稿 (上图)、部分正副教授的亲笔签名 (中图) 以及两封信件的打印初稿 (下图)，签名者中有多位同学发小的父执。还找到一张老爸写的“自传提纲”卡片，其中有一句是“上书迁校发起者”，但是在他最后成文的传记中并没有提到此事。根据老爸留下的底稿，这封上书有一个“起稿小组”，该小组在开场白中写道：“最近在学校内外对校址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本着从关心学校、爱护学校，并从学校、国家、人民的当前和长远利益出发，为了能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草拟了一份《迅速恢复唐山交通大学的建议》信，准备递交国务院，反映我们的建议和希望，请同志们传阅。凡同意信中观点和建议者请予签名，有何宝贵的修改意见，哪些提法不合事实或不妥请提出，以便修改。” 这个“起稿小组”有哪些人，现已不得而知，只知道该上书打印后复制了若干份，在教授们中间传阅并征集签名。信中还特别注明：“切勿外传，签名与否，阅后交回”，可见是一次心照不宣的“秘密行动”。
这份写给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的长达六页的上书开篇是这样写的：“我们是西南交通大学——全国重点大学的中老年教师，长期在这个学校学习和工作，少则近三十年，多则达五十余年。最近通过‘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结合我校的校址问题，向您们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上书中首先回顾了唐山交大自1896年建校以来的辉煌校史，指出：“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她的教学质量已达到当时世界著名大学的水平，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升入英美大学的研究生院(部)。1916年在全国所有高等院校的成绩评比中名列第一并获'竢实扬华'奖匾一面而名闻中外。青年学生无不以能考取唐山交大为荣。‘实事求是、精益求精、艰苦朴素、刻苦学习'以及'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成为唐山交大办学的优良传统。”“解放初期，我们中间许多留学国外 (的人员)，抱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望，相继返回祖国，并慕唐山交大声誉，受聘于本校任教。当时学校就拥有近百名教授，一个工学院能有这样雄厚的师资力量，国内尚属罕见。”
上书中还提到：“1958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当时的国家主席曾亲临我校视察”，而起草上书时距离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尚有四个多月的时间。接着上书中悉数了1952年以来学校因迁建问题经历的波折及受到的影响，特别是七十年代初西迁峨嵋山区农村之后遇到的诸如城乡差别巨大、交通通讯不便、气候阴雨潮湿、学术交流困难、科技情报闭塞、生活物资匮乏、子女就业无着、人才大量流失、教工人心不稳、新生来源不足等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上书在结尾处引用了罗河教授的一段话：“当今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中，常有一批闻名世界的高等学府成为本国人民的骄傲。这个学校过去曾闻名中外，有过较大的贡献，也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应该大力加强使其提高成长继续发展。岂容千里名驹困守山沟，无法驰骋在祖国四化的征途。”最后提出请国家派出调查组来校实地调查及尽快恢复选址迁校的两点建议。
上书初稿在教授们中传阅后反响强烈，多人提出修改意见，上二图是其中两位教授的亲笔字条。在老爸留下的打印稿中，最完整的一份名单上共有52人的名字，其中大部均已作古，而且也不确定是否包括所有签名者。这些长辈们大都是勤勤恳恳教书、老老实实做人的学者和书生，大概这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集体上书行动。天朝自古以来对于上万民折都是很敏感的，不是被逼无奈不会做这样的事。当然也拜托当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人心思变，上下协力，天时、地利、人和。教授们无权无势、人微言轻，不敢说他们这次集体行动对于最后迁校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且恢复“唐山交大”的提法也未必现实，重点是迁离峨眉。但无论如何教授们在需要的时候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值得为他们留下文字记录。正如我的一位发小所言：“这是我们的长辈们一生心系交大的见证”，本人只是力求真实客观地叙述这一段史实。
图为唐山市政府捐资修建的“世纪钟亭”，现置放在犀浦校区，钟亭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分别在混凝土铭头上刻有成都、峨眉、唐山、山海关字样，代表西南交通大学经历的四个重要时期。谨以本文怀念那些一生一世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与校共存、爱校如家的前辈们，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地方还有像他们那样执着的一群人。老唐院最动人的风景、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这些老人们，如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远行了，拦都拦不住。从此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那是一个难以复制的、不可追回的时代！交大唐院的优良传统、前辈父老的精神遗产，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和四维时空中。
【注】本文被《唐院春秋》公众号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