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都看得起病吃得起药
文革中推广农村合作医疗：普及低水平的农村基本医疗。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集体性质的互助型医疗保障制度，具有民办公助的运行机制和结构特点。合作医疗的推广发展受到政府行政支持的影响很大，合作医疗的基金来源于农民个人的缴纳和集体经济的公益金。合作医疗、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和赤脚医生被公认为是解决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三大法宝。尽管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很低、赤脚医生的医术也不高明，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农村患者小病不出村、吃药打针都方便的需求。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质：农民互助、国家不补、公社管理。管理的范围，基本上合作医疗大都采用集体与农民群众受益者共同管理的模式。这个集体有些地方是大队，有些地方则是公社。合作医疗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大队办大队管，大队办公社管，队社联办公社管，公社办公社管。由于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采用民办共助的合作方式，政府很少有经费补助社员缴纳的保健费又相当有限，要很好地满足农民的防病治病需要有一定的困难。合作医疗是靠农村集体经济的扶持，这种集体经济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农民自身。
文革中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大队筹办大队管理型:合作医疗站由大队筹办，由大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赤脚医生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经费来源为大队公益金、公积金中提留和农民交纳一部分。受惠对象为本大队全体人员。由大队制定每个人享受医疗服务的范围和标准。社员在合作医疗站看病时，根据各队经济条件按一定比例减免医药费:一般为二至五成，富裕的大队五成以上，慢性病的医药费一般只报销五成，因不正当行为(如打架等)致病和不经过赤脚医生擅自外出就诊所花费的医药费不予报销。
大队筹办公社管理型。合作医疗站由大队筹办，由公社干部、大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赤脚医生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合作医疗经费由集体与个人共同筹集，但农民享受医疗服务的范围与标准则由公社和大队协商决定，经费存入公社信用社，由公社卫生院或公社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按不同的大队进行核算，经费超支部分由各大队负责。农民看病吃药的报销比例:本公社内全报，转上级医院按规定报销。
公社、大队联合筹办型。 合作医疗站由公社和大队共建，合作医疗经费除各大队集体提留和农民个人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外，公社还补助一部分。经费则由公社统一管理，公社和大队分成核算，提留和报销比例由公社、大队协商确定，农民享受医疗服务的范围与标准由公社统一制定。社队联办合作医疗的形式在后期较多，据江西省上高县卫生局档案，该县在1979年有社队联办合作医疗的公社有5个，大队77个，占全县农业人口60.3%。
公社筹办公社管理型。 各大队合作医疗站由公社统一负责筹建，合作医疗经费来源为公社、大队的集体公益金和公积金中按比例提留，及农民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公社统一管理、核算，农民享受医疗服务的范围和标准也由公社统一制定。社办合作医疗被认为是合作医疗高级阶段，是全公社范围内的合作医疗，医疗经费统一由公社卫生院掌握使用，患者可在全公社范围内看病治疗。
毛泽东时代看得起病吃得起药。从1956年到1974年，每次卫生部和财政部正式给国务院打报告说公费医疗超支了以后，紧接着就是一次大降价。由于当时医疗机构、药品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国家就采取了总量控制。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常有效，从1957年到1975年，全国大降价3次，小降价8次。一是挂号费，挂号费从1953年的1元到1975年的5分钱；二是药费，有些药品降价降到了无法给病人记账收费的程度，如给病人吃一片颠茄片，一瓶颠茄片是100片，进价为0.096元钱，退瓶费0.03元，100片颠茄片加上15％的零售费仅9分钱，每片仅0.009分，没法收费，只好无偿给了。中国老百姓也形成了一个吃药很少花钱的概念；三是住院费，1974年在北京住协和医院，最好的医生看病，吃最好的药，住在隔离病房，一个月住下来所有费用共计46.8元。
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在优先发展城市工业的基础上开始起步，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旧政府遗留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使他们在城市当中仍然能够生存下去。不仅原有的各部门职工实行全包下来办法，失业人员也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
低工资，高就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就业管理体制下，政府促进就业的主要政策手段是扩张劳动力的需求，包括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八年时间里，中国已经解决了城镇400万人的就业问题，所以到1957-1966年基本做到了城镇无失业现象。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所有制以国有企业为主，在城镇职工享受全民所有制待遇，包含集体企业的职工，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终身固定职工身份的人员，由所在企业提供各项福利待遇，包括衣食住行的社会福利。
新中国自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直到90年代末，“工人下岗”才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提出，但工人饭碗不保的阴云几乎覆盖了整个90年代，并延续至21世纪初。光是1995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就让“工人下岗”了6000多万名。中央与各地安置下岗工人的举措不断出台，实际效果却因地域、基层管理状况等原因而各异。离开原单位后，有人高升远走，有人疲于奔波，也有人潦倒惨淡，郁郁平生。当年下岗的工人年龄大多是四五十岁，随着他们的老去，那段过往似乎快要成为改革的历史“阵痛”，而疼痛已为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生命的底色，无论走了多远，人的影子永远落在被走资派“工人下岗”后厂房的废墟上。
谈及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时常听见的一句话叫“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下岗工人的利益在做大蛋糕的过程里被牺牲掉了，而当蛋糕做大后，他们的所得与所失比起来甚为微薄。从后来的经济形势看，国企改革成效巨大，但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所言，改革需要付出代价，但并不代表工人就应该理所应当地做出牺牲。
在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准备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几千万熟练工人的遭遇是：被砸破“铁饭碗”：几千万工人被从工厂赶到市场。走资派开足宣传机器忽悠：“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1999年，黄宏在春晚小品《打气》里的这句台词触痛了许多下岗工人的心。那是时任总理走资派朱镕基深化国企改革、推进减负裁员后的第一个春节。自有关改革的决策在上一年五月出台后，短短数月里已有上百万国企工人下岗，推行力度之大超乎预料——1998年至2000年间，几乎每年都有700万至900万工人下岗，截至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达2818万人。劳动研究学者周舒璇曾经是一名“厂子弟”，她回忆说，虽然裁员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但前面一直在“试着改”，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阵仗，其来势迅猛，一下子震住了所有人，创伤浓到化不开。
下岗的历史可以回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2月，劳动人事部门下发了《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这份通知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进工厂，当工人，有粮吃，有衣穿，逢年过节有补贴，生老病死有人管，这是众人皆知的铁律。彼时，国家与工人之间有直接的终身契约关系，引入劳动合同制后，这种关系逐渐削弱。具体地来看，以1986年全国正式推行劳动合同制为界，先前入厂的职工与后来入厂的职工在劳动关系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是正式工，但后者是与用人单位产生雇佣关系的国有合同工，前者则在国家的就业保障和分配制度下，经劳动局来到工厂工作，是为固定工。固定工由国家统筹，单位负责处理工人的具体劳动与生活问题，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条龙式包办，最关键的是，单位无权解雇工人，而在劳动合同制下，只要符合相应的条款，单位就有权解雇合同工，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不过那时候，解雇这样的问题很少发生在正式工身上，他们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事务上的待遇远比临时工以及农民合同工要好，质疑进厂需要签劳动合同的人也不多。80年代中期，劳动合同制曾引发过激烈讨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已故所长蒋一苇认为，引入劳动合同制无疑会使中国工人的地位倒退，一纸合同，实际让“国家的主人”沦为了到市场上讨饭吃的“受雇者”。
到了九十年代，劳动合同制的推行范围进一步扩大，固定工也开始向合同工转化。1992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新三铁”破“旧三铁”运动，要用“一张铁面孔、一颗铁心肠和一副铁手腕”打破工人的“铁饭碗”、干部的“铁交椅”以及所有的国营职工的“铁工资”。落到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说，就是把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固定工逐步转化为合同工，到2000年实现劳动合同制对国家劳动力的全部覆盖。
率先改革的是吉林省本溪钢铁公司，厂内十万名工人全部被转为劳动合同工，随后，北京、广州、苏北、河南等地都相继走上了改革的前沿。在这个过程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成为了国有的正式合同工，为了节省用人成本，工厂管理层一是将部分工人转化成“准合同工”，二是进行劳动力优化，把一部分年老的、身体不好的、关系不够硬的人精简掉，这批人成了所谓的“富余工人”。换句话说，他们在实质意义上“下岗”了。
下岗与现在所说的失业不同。下岗员工并没有与单位企业脱离关系，而是被以“放长假”、“提前退休”等方式从劳动中劝退。全国妇联负责研究所政策法规室主任蒋永萍告诉界面文化，一般情况下，员工下岗后多少可以从企业获得部分福利，比如说少量的补贴、生活费、医疗报销等，具体多少视企业的盈利状况而定，有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企业重新让员工上岗，发展得比较差的，可能最后连生活费也不发，社保也不交了，还有一些则与员工买断工龄，一次性支付约定金额，解除劳动关系。
据统计，“破三铁”运动中全国大约有100万工人被精简为富余工人。生活一夕巨变，工人们在震惊、愤怒与恐慌中为维权奔走，各地相继出现了工人请愿、罢工、持刀伤人、自杀等现象。受此局面影响，《人民日报》于1992年5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企业改革与工人阶级》的文章，“破三铁”运动终止。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国企裁员依旧是大趋势，各地陆陆续续有工人被放长假、薪资减半、停薪留职。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企积弊日益严重，而中国迎来了加入全球化市场的关键时刻，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在压向一个时间节点，等待爆发。
当初，与“破三铁”同时出现的另一个说法叫“船”论。它将国家比喻为一艘无所不能巨船，因为冗员过多而行驶缓慢，要保障巨船和船上人的安全，就得把人疏散到成千上万的小船上去。过去，工人拿的是一张由国家颁给和兑现的终身船票，他们在船上劳作生活，也被称为船的主人，到了90年代，这张船票逐渐被废弃，工人们或凭借技术本领，或凭借关系运气才能攀上小船，那些没能爬上来的，乒乒乓乓落进了水里。
在错愕、愤怒、惊惧、茫然等情绪发酵前，去哪儿讨饭吃的问题压倒了一切。对习惯了工厂生活的工人来说，外面的工作既缺乏稳定和保障，又不够体面。过去在厂里是为社会主义劳动，领导和工人之间有上下级关系，但大家到底还是同志，共有生产资料。现在去到市场上，要么给老板打工，要么打一枪换一杆，当个流动的自由职业人员。若非如此，就只能依赖大家庭网络的资助维生，假使运气好一点，拥有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居民身份，或许还能靠补助政策过活。
有人曾在东北进行了一次关于东北小姐的调查研究。在他们访谈的103位小姐中，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占到95%，她们大多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下岗后，又做过美容美发、按摩、保姆、小商贩、服务员等活计，最后在工作带来的收入、声望、权力等综合回报的考量下，选择了性服务行业。和民谣里唱的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是这些下岗妹的普遍处境，为了家计，她们不得不出来工作，为了颜面，她们不得不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上班，最后又为了能时常回家照料老人孩子，首选离家50公里以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