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 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
冯玉祥是位极端复杂的人物。他行伍出身，未受过正式军事教育，信奉基督教，不烟不酒，粗布素食，治军极严，却表现得爱兵如子，因此深受士兵和百姓的爱戴。然而，冯氏在长期的军阀混战和政治争斗能谋得一方势力，跟其善于叛变而牟利有极大关系，军伍生涯中竟有8次倒戈，被戏称为“倒戈将军”。
1923年底，在中国西北地区起家的“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受到孙中山《建国大纲》等书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影响，开始倾心于苏俄，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逼大总统曹锟辞职，并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冯旋即将清朝逊位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
1925年，冯玉祥邀请中共中央的李大钊担任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后由中共党员刘伯坚代理。冯还结识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邀请苏俄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军，开始接受苏俄的武器援助，并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赴苏联留学。
1925年冬天，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口不敌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军，向西撤退时，阎锡山曾应吴、张之请，陈兵晋北，企图腰击冯军，从此冯对阎怀恨在心。冯玉祥的部队无法抵御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不得不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
但冯的主要部队并没有散，他本人继续保持对苏俄的好感，并于同年前赴苏俄考察。北伐开始后，与冯玉祥交往甚多的李大钊先后3次电请冯回国，希望他重新出山，整理旧部，配合南方的国民军北伐。1926年8月，李大钊委托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赶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
为了让冯玉祥出山帮助北伐，苏联下了本钱，从库伦运来1万5千支步枪、1500万发子弹、3万枚手雷给他。并在他启程回国时，有一个苏联顾问团和许多共产党员随行，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刘伯坚和邓小平。
万事俱备之下，冯玉祥于1926年9月到达绥远五原县（今内蒙古境内）。冯的旧部听说他回国，纷纷携枪归队。9月17日，他们在五原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刘伯坚和邓小平分任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正副主任。
在北伐期间的宁汉对立中，老谋深算的冯玉祥虽然得到武汉方面馈赠的地盘，但却不想因此而为其赴汤蹈火。因为汪精卫向他诉苦，说武汉政府经济很困难，东南财政来源都被蒋介石劫走了，言下之意是在财政上无法帮助他。于是，冯氏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在汪精卫、唐生智等随武汉军南下后，冯玉祥竟答应蒋介石之约，赴徐州一晤。
1927年6月17日，蒋介石带领高级军官们静候在徐州西部的郝寨车站，等待冯玉祥的专列。当专列驶入月台时，军乐大奏，大家衣冠整肃，伫立月台，扫视着一节节车厢的门窗。只见下车的均为冯将军的文武随员，却未见冯的身影。大家疑惑之际，频频向车内窥探。有随员看出他们在找冯将军，就向后节车厢指了指，迎接人群才向后面走去。可是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敞篷车和铁皮车，既无窗户，更无桌椅。当铁皮车驶近时，只见一位布衣土鞋的彪形大汉站在车门口，向众人招手，大家方知这位才是冯总司令。欢迎握手之时，一个身穿极粗的布制军服、腰束布带、脚踏土布鞋的贵宾，被一群革履佩剑、衣着光鲜的欢迎人员包围着，实在有些滑稽！
当日，跟冯玉祥会谈和赴宴的基本上是高级军官。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文官大员乘专列赶到徐州会见，包括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及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等。南京方面竭尽所能拉拢冯氏共同对付武汉方面，但冯总司令并不直接回应，只对北伐竭力赞同，却希望对武汉方面进行“调解”。
蒋介石单独同冯玉祥会谈了一次。冯告诉蒋，据他所知，武汉方面已经在着手分共，因此国民党应团结起来，不可自相残杀。蒋为了保证冯不会与汪、唐联手，向他许诺，每月接济西北军250万军饷。冯氏非常满意，答应同苏俄及中共划清界限。表面上，冯玉祥这次没有叛变武汉阵营，只是在宁汉之间做和事佬；但深一层里，他又一次叛变了对其有恩的一方——苏俄政府。
1927年6月21日，蒋、冯两人联合发出通电声明，共同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并没有涉及南京与武汉之争。同时，冯玉祥另发一份电报给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何香凝等委员，劝其早日送鲍罗廷回国，并抑制共产党的群众运动，进而与南京政府合并，共同完成北伐大业，云云。
到1928年的二次北伐中，蒋介石亲自率领的第一集团军遭遇“济南惨案”，原本节节败退的“安国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北伐军方面却出现了犹豫的情形。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见左翼第四集团军迟迟不能到达前线，右翼第一集团军被日军拦路遏制，于是不想再孤军冒进。冯通令所部：“不遵命令擅自退却者，枪决！不遵命令擅自前进者，亦枪决！”堪称军界奇闻，日后被世人耻笑。
这下可苦了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5月中旬，张作霖趁南线减轻压力之际，以三面包围西线的阎部。阎锡山见形势危急，乃电请冯玉祥迅速北上解围。
然而，冯还在对过去阎背后使刀的事耿耿于怀，他心想：既然你阎老西不仁在先，也就别怪我冯某不义在后了。于是按兵不动，坐看阎锡山忍受煎熬。所幸阎军苦撑到了第四集团军的到来，才免于被击败。
蒋介石见此，私下里向阎锡山许诺，如果阎部首先打进北京，将任命他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而对冯玉祥，他却说为了避免外交纠纷，第二集团军破敌之后，进至静海、永清、固安、长辛店一线，应停留待命。到6月6日，冯部第二集团军的韩复榘部已经走在各军的前头，占领了南苑。蒋总司令下令韩部不得进北京城。阎部第三集团军的张荫梧部日夜兼程，终于在6月8日抢先进入北京，12日又接收了天津。阎锡山如愿以偿，获任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后改为“平津卫戍总司令”）。
阎锡山本来就是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拥有任命地方官吏的权力，现在京津又扩大成了他管理的地盘，于是就大肆安排自己的亲信，几乎把持了所有的肥缺。冯玉祥原驻西北各省均为贫瘠省份，眼见京津这块大肥肉被他人抢走，端的是气愤难平，不久即告病离职，去疗养了。
冯玉祥托病不参加裁军工作，将了蒋介石一军。第二集团军人数最多，如果冯总司令不参加编遣工作，如何进行？于是，蒋请出大姨夫孔祥熙，前去慰问“告病”的冯玉祥。孔不辱使命，果然令冯态度转变。至于财大气粗的孔老板私下里跟冯将军达成了怎样的协议，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公开提出先裁减第二集团军的动议。冯玉祥不仅反对，后来再次称病不到会。蒋介石、李宗仁等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岭不止，好象真有大病的样子。大家无不嘱咐他好好静养。岂知一日，冯竟秘密渡江过到浦口，乘事先预备的铁甲车返回原防，并留书向蒋总司令道别。
冯玉祥在西北军搞家长式统治，把他的将官都叫“孩子们”，将官们有错就罚跪。下级军官每有升迁，冯常按惯例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命令。于是，一旦部下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马上购酒肉，燃爆竹，为其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要官升一级了。
这种侮辱人格的作风，冯玉祥不以为怪，新式军官却受不了。蒋介石曾派去数百名黄埔毕业生去第二集团军见习，他们一看这个棒打屁股的传统，统统吓跑了！不过，冯知道不能这样对待士兵，否则就没兵可带了，因此，又有很多冯总司令爱兵如子的故事。
在北伐的最后阶段，冯的手下大将韩复榘率部击溃奉军，攻占北京南苑，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地界的北伐军，一时全国各报皆誉韩为“飞将军”。后来，冯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然而不久，却免去了他的师长职务。对于韩这样的将官来说，军权比行政权重要得多，因而对冯产生不满。
另有一次开会，在如何抗蒋的策略上，韩跟冯意见不一致，冯玉祥发火说：“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到院子里给我跪下。”韩复榘虽然身为一省之主席，竟然还得老老实实地被冯玉祥罚跪，心中更添怨恨。
冯玉祥对此毫无察觉，不知物极必反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