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前天晚上9点多钟，在美国定居的王静老师给我微信留言，原兰大生物学教授彭泽祥先生仙逝了，享年99岁。上次张耀甲先生去世的消息，也是王老师首先告诉我的。彭泽祥先生 1924年6月出生于河南省桐柏县鸿仪何乡陈庄村，他跟我们兰大的另一位（被开除的）校友——柏杨先生是河南老乡。
此文纪念彭先生。
彭先生编著《中国植物志》白花丹科中的一种——黄花补血草。
“牡丹花事件”
其实，笔者跟彭先生并不熟悉。在兰大四年期间，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一直觉得挺遗憾的。当然，这在国内高校是很普遍，高水平的教授往往不给学生上课。这跟西方不同，最早来自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9世纪初的理念，科研必须跟教学结合，所以，德国的马普所必须放在高校里，美国也只有高校才能授予学位（不像我国，大量只有研究、没有教学的单位可以授予学位）。这是题外话。
1986年，彭先生的弟子孙继周老师给我们上“植物分类学大实验”（我大学时最喜欢的一门课！）。我们班的19个同学（刘继峰已经不幸去世了）分成6个组，每个组自行采集、鉴定标本。我们组有黄安、肖虹和我本人。我们在兰州买了非常便宜的二手自行车，兰州附近的山川，兴隆山、皋兰山、北山，我们跑了个遍。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离兰州不远的麻家寺，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庄和山沟；那里初春时小溪旁柳丛枝头的黄色花序、龙胆的蓝色花蕾、沙棘的淡橙色的毛茸茸的芽鳞，。。。美极了。如果你在兰州呆了四年而没去过麻家寺，那可是个大大的遗憾。下次回兰州补上吧，只是不知道现在的麻家寺是否依然那些年那样的美丽了。
我们的标本采集，当然也包括校园里的植物，不仅包括校园里的野草，也包括校园里的栽培植物，丁香、连翘、榆叶梅等等。我以为，也包括校园最近栽培的牡丹。因为上课所需，我理直气壮地摘了一枝非常不起眼的带叶牡丹花，夹在报纸里，碰巧被兰大一保卫队看见了。那还得了！保安抓住我的手，恶狠狠说道：“正愁抓不到摘牡丹花的人！”我给他万般解释，这是为我们上“植物分类学大实验”的需要。他哪管你是什么鬼植物分类、什么大实验小实验。他把我带到保卫处，说要严肃处理。这事闹到了生物系，惊动了彭先生。彭先生跟保卫处打电话，据理力争，要他们放人。碍于彭先生的声望，保卫处很不情愿地“饶”了我。如果没有彭先生的保护，那时候我会不会被兰大开除？
“牡丹花事件”当时给我震动很大，彭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他的正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是生性腼腆的我，直到我们班1987年夏天的毕业答谢晚会上，我才正式跟彭先生说了声“感谢！”
83级植物专业毕业答谢晚会（右上角倒数第三为彭泽祥先生）
“惊天秘密”
1985年夏天，我们植物专业的同学们跟植物分类的老师们（张国梁老师、张耀甲老师、孙继周老师、蒲训老师、夏泉老师、沈剑明老师）去甘肃康县阳坝实习。我们19个同学（曾桂芳因参加锦州大学生运动会而没去阳坝），外加在兰大进修的宁夏农学院的李吉宁和张晋宁，被分成4 个小组，比赛采集标本；每个小组有一位带队老师。实习比赛的结果，由夏泉（彭先生的研究生）老师带队的我们小组赢得了冠军。我们小组的同学包括郑瑛、黄安、雷波、金文一和我自己。我们组有两个农村孩子，我和黄安，能上树、攀岩、爬山、涉水，岂有不赢之理？
有趣的是，我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似乎给了带队另一小组的沈剑明老师（以及别的老师）不错的印象，他看出了我对不同植物种类的热爱，以及那么一点点研究植物分类的灵气。在实习结束前的一个晚上，剑明老师跟我聊天， 他鼓励我毕业时报考彭泽祥先生的研究生。他同时告诉我一个“惊天秘密”；他说，彭先生的办公室有个2米多高的标本柜，里面放满了彭先生认为比较特别的标本，很多都可能是新种。他还说，如果我上彭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将彭先生那一柜子的植物宝贝研究清楚，那就可以发表很多新种。在当时，发表新种便是植物分类学上的重大发现。后来的发展，沙坡头考察之后，我们班的黄安被张国梁老师推荐上彭先生的研究生，虽然黄安去了华南植物所（参看笔者之前的拙文“兰州、阳坝、沙坡头：在最美的地方，遇见了您！”）。
笔者昨天查了IPNI（International Plant Name Index；国际植物名称索引），发现彭先生以Z.X.Peng（正式名字），Pong, Tse Siang或Pen, Tse Hsiang一共发表了15个命名新材料（nomenclatural novelties；上图仅显示了14个），包括8个新种，2个新变种，3个变种新等级（与袁永明（彭先生的研究生）学兄一道发表），一个新族（白花丹科），一个亚属新等级（豆科）。作为一名老一辈中基于形态分类的植物学家，彭先生的这些成果相当不错。最重要的是，他发表的这些新分类群都很可靠，广泛得到其他植物学家的承认。另一方面，这些发表的新分类群，显然远远少于剑明老师提到的彭先生办公室的标本柜里的宝贝数量。可见彭先生严肃和谨慎的治学。
如泰山北斗
彭泽祥先生致力于教学和人才培养，曾承担《植物学》、《有花植物分类学》、《普通植物学实验》、《种子植物分类学实验》、《植物学教材教法》等课程的讲授、实验、野外实习等教学工作，指导研究生10余人，指导进修教师10余人，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30余篇。曾担任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植物志》第60卷第一分册白花丹科部分和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甘肃植物志》第三卷的编写工作，针对胡椒科、桑科和荨麻科等繁难科开展研究工作，同时先生还编写了《甘肃南部种子植物实验》，并为《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白花丹科编纂检索表。
1951年彭先生在太白山带领学生野外实习
仅仅参加植物学巨著《中国植物志》或英文版《Flora of China》的植物学家中，兰大校友有18位之多：张鹏云（1946年毕业于甘肃师大，1948年到兰大）、彭泽祥（1947）、傅竞秋（1952）、张耀甲（1953级）、李沛琼（1953级）、于兆英（1953级）、刘尚武（1954级）、马成功（1955级）、周立华，潘锦堂（1956级）、徐朗然（1956级）、廉永善（1958级）、王中仁（1958级）、张明理（1979数学）、朱相云（1980级）、葛学军（1985研）、张丽兵（1983级）和何海（1984级）。这个数字应该是全国高校里比较高的，也许只有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甘肃师大（孔宪武先生的根据地；孔先生曾是甘肃省仅有的两个一级教授之一）等可以比肩。
这些植物学家中，除张鹏云和彭先生本人外，都是彭先生的徒子徒孙。这些植物学家又在各自的岗位培养了大量的徒子徒孙。可以说，彭先生直接或间接为我国，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植物学、生态学、农学、林学以及其他相关的领域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才。彭先生这样的人物，笔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学富五车，却淡泊名利
由于承担《中国植物志》第五卷第二分册（耳蕨；鳞毛蕨科）和第六卷第三分册（水韭科、松叶蕨科、石松科、石杉科）的任务，笔者于1993年秋天从成都生物所去北京研究植物所的研究相关标本。那时候，夏振岱先生在《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办公室负责。夏先生知道我是兰大毕业的，她问我知不知道彭泽祥先生。我说，我当然知道。夏先生说，彭先生水平很高，对《中国植物志》帮助很多。我有点奇怪，彭先生只负责了第60卷第一分册关于白花丹科的编写啊，虽然每一个类群的编研都是当时国内顶级的分类学家。原来，除了白花丹科外，夏先生还请彭先生帮助审阅、修改很多卷册的不同类群的植物志稿件。彭先生的植物学水平原来比我们想象的高很多，真可谓学富五车啊。
彭先生做了很多不留名、费时间的工作，帮助过很多年轻植物学家的成长。在提教授职称时，却因为论文篇数很不顺利。那时候的生物系/植物学教研室主任王勋陵先生，抱了一大摞《中国植物志》，跑到兰大职称评委会给评委们、领导们看，对他们说，虽然这些都不是彭先生编写的，但是你们看，《中国植物志》编委竟然请的彭先生来修改，注释各处的对错，提出订正意见，有这样的水平和贡献，这是我们兰大的骄傲。最后终于说动了评委会。
2017年，我们生物系83级毕业30年回兰大庆祝。冯虎元院长安排我给萃英学院的学生们作了个报告，然后去彭先生家里看望他老人家，我非常感谢冯院长考虑到了这一点。见彭先生依然神采奕奕，精神抖擞，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他的陈旧窄小的居所，让我心里五味杂陈。在国内这10多年来的影响因子与绩效、工资、职称挂钩的浪潮里，彭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显然不是“成功者”。
笔者2017年拜访彭先生
兰大植物园
可能很多兰大校友，特别是年轻校友，并不知道，兰大老生物楼后面曾经有个植物园（和温室）。规模虽然不大，但那是个让身处大西北、却热爱植物多样性的学子可以憧憬热带雨林、放飞理想的地方。如日中天的兰大生态学专业、国家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功臣——赵松龄先生觊觎兰大不大的校园里那个宝地已经很多年了，生态室不差钱。幸亏有彭先生的多年抗争，植物园才一直保留着。彭先生认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大伯克利分校，都有自己的植物园以及相关的植物学研究，兰大植物园不能毁掉，而且要更好地利用起来。
离开兰大22年之后，2009年笔者受刘建全教授之邀，回兰大作学术报告。笔者提出要去看看植物园，建全教授才告诉笔者，兰大植物园不在了，原来的地方建起了逸夫楼。听罢，一种失望与惆怅涌上心头。今后，少了一份回兰大的念想。
白花丹的梦想
被子植物白花丹科（Plumbaginaceae）全世界大约有30个属，700多种；在我国有7个属，大约50种。彭先生承担《中国植物志》白花丹科的编写，是该科的权威。白花丹（Plumbago zeylanica；Ceylon leadwort）在我国台湾、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和重庆，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和夏威夷有分布。
初秋时节，白花丹的小花洁白如雪。虽然广布，但很少引人注目。比起其他鲜艳的万千种花朵，白花丹的小白花给人以冷淡、孤独的印象。白色的小花，就注定了只能是配角！但别忘了，在寂寞的山谷角落里，白花丹也有梦想。
说来也巧，难道因为研究白花丹而铸就了彭先生淡泊如水、不趋名利却兢兢业业的志趣？显然不是，彭先生1947年考入兰大后，便扎根兰州一辈子，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植物学研究与教学，追逐着他白花丹般的梦想。世间的诱惑太多，或名或利，可有几人是长久的追梦人？
哈佛每年毕业生大约30-50%去了投资银行或咨询公司工作，每年挣着6位数的美元年薪。可等到这些金钱以及相关的物质带来的兴奋感消失后，年轻人们幡然醒悟自己志不在此。这时候，早已习惯了“精英生活”的他们，想要换一份自己更喜欢但薪水不高的工作，谈何容易。他们手上已经被戴上了“金手铐”。
记得还在国内时，听过台湾大师李敖先生讲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上海某个大学演讲前，看到校园外灯红酒绿以及商业味道浓郁的校外街道，他担心这样的环境怎么让学生静得下来读书。笔者当时庆幸，我们在兰大的四年，相对闭塞的兰州和像世外桃源般的校园，给了我们僻静的环境，使我们远离喧嚣，远离诱惑。即便是吃一碗盘旋路上2毛8分钱的带缺的大腕盛的兰州拉面，或者和政路上一顿3毛2分钱的半斤水饺，或者是一盘1毛8分钱的用花生酱调出的酿皮子，我们都会回味许久。
不放弃梦想，哪怕是极其卑微如白花丹般的梦想，也许正是兰大和兰大像彭先生这样的老师们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
99岁高龄的彭先生走了，我们其实不必悲伤，反倒应该庆祝彭先生的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追梦人生。
致谢 冯虎元、袁永明提供部分信息和照片。
作者简介：植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业余写些游记、散文、科普和时评。四川雅安市石棉县人，兰州大学学士，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硕士，德国美因茨（Mainz）大学博士，密苏里植物园资深研究员。微信：gonggashan1. email: gonggash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