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神话向公有制边界发出深刻诘难
2010年6月5日
何必
“神木神话”已然走过了13个月……（略。）
这两天，因为神木书记一句公费医疗（姑且如此称谓吧）让当地政府大赚的话，引起了坊间的热议。
新华网上就出现了这么个似是而非无关痛痒的评论。
传统左派电子杂志上也对神木公费医疗的举措歌功颂德。
（何必注，略。）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老周发来的参考材料。
（何必注，略。）
崔之元发来的相关内容。但却把神木所在省份搞错啦。
（何必注，略。）
呵呵。
看到了吧。神木是有着全国百强县的雄厚的财政基础作为后盾，才可以实施如此公费医疗政策的。
这其中带来了不少让人浮想联翩之处吧。
最新出版的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封面专题报道了内蒙古大量草原严重而且不可逆转退化的内容，其中，“乌拉盖之死”是其开篇。说的是这片曾经人太多人非常向往的肥美草原，因为该湿地所需水资源的河流被上游拦截建筑大坝，为的是在当地开采矿源，并且配套建设了一大堆化肥等相关企业，都是水资源消耗大户，导致草原河流干涸，彻底退化，当地牧民沦为生态难民。像神华那样的央企大户，由于是央企，在北京纳税，对当地财政没有贡献，“央企把资源挖走后，留下来的是生态破坏严重的沉陷区”。而管辖这一带的鄂尔多斯，根本无法与央企较量，从行政级别上说，当地能够出面谈判者往往就是个初级，对方随便什么人都是司局级，更不用说到北京找其总部了；法律上也没有生态补偿的相关规定，更是无法操作。内蒙古连续十年GDP全国增速第一，但却是以环境严重破坏为代价。生态还原的投入，大大超过了掠夺生态的收益。
特别是，该报道提及一件事，那就是鄂尔多斯是内蒙古经济增长第一名，这个第一让当地苦不堪言。财政收入当中半壁江山都被中央财政收去，另外上缴自治区财政的也占了不少份额，自己能够留下的少得可怜；麻烦的是，中央以及自治区财政看到鄂尔多斯财政收入迅猛增长，就减少了对该地区的财政返还和转移支付，很多事情，都得让鄂尔多斯自己解决。这让鄂尔多斯在生态还原以及太多社会事业投入上不堪重负难以为继。
嘿嘿。
这就是狗娘养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
当然啦，该组报道最后放在了履新自治区书记胡春华头上，为其歌功颂德。原来是个溜须拍马之作。
另外一件事，就是最近火得一塌糊涂的张悟本，弄得北京市乃至其他地区绿豆成为抢手货。为什么林光常、张悟本之类的主儿们能够走红？其背后就是作为新三座大山组成部分之一的医疗越来越让人们无力负担。实际上，法轮功的走红，也是因为委府拒绝承担公共卫生以及医疗服务方面的责任，才使得人们不得不自己寻找强身健体的渠道。换句话说，委府的揽权卸责，才由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江湖人士不失时机出来填补当局留下的巨大的制度真空并借此大捞其钱大发国难财。
于是乎，神木神话就有了别样的背景底色了。
作为全国百强县之一，神木神话是不是可以复制？是不是可以大规模推广？如果没有强大的财政收入作为支撑，神木神话能够持续多久？
这个问题，似乎是无法回避的吧。
左派对于公有制情有独钟。但神木神话当中的问题，也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从前面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神木也仅仅对本地居民实施如此公费医疗，外地居民则另当别论。
这让俺想起了2004年北京曾经出现的平价医院，说是取消药品出厂价到零售环节的费用，让居民能够享受低价医疗服务。当时俺就认定这种玩意儿不会存在多久。当时的报道上，像四川、新疆等地的人看到了北京平价医院的报道，万里迢迢赶来寻医问药，让北京市财政无法承担。
这还是回到了那个非常敏感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北京到底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全中国人的北京？如果北京的财政收入供养全国，那显然是痴人说梦，如果全中国人都到北京来居住，也是胡说八道。
同理，神木到底是神木人的神木，还是陕西省乃至全中国人们的神木？如果不按照行政区划，所有国民都可以到神木就医，这又是个弥天大谎。
问题在于，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实现的说法到底是不是个现实？
左派来不来就拿公有制说事，可北京的公有制显然无法为全中国服务，神木的公有制也无力面向神木居民以外的国民，也就是说，公有制仅仅对属地内部有效，对外则变成了赤裸裸的私有制，以地域为界限。
这就有着一个现实的问题，在公私所有制并存的这种混合所有制大背景下，公有制的边界应该位于什么地方？
问题还是回到了那个非常敏感让人有着公交车效应（车上的人不想增加乘客，车下的人拼命想把自己作为新增加的乘客）那样的问题，北京到底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全中国人的北京？同理，神木到底是神木人的神木，还是陕西省乃至全中国人的神木？
右派们对于取消户籍制度夸夸其谈，可如果没有了户籍制度，北京、神木乃至全中国分分钟就土崩瓦解，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场景吧。
易言之，左右派在此都停留在非常浅表的层面上胡说八道。
事实上，公有制的这种困境，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
现如今还热火朝天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就是个非常好的例证。
希腊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同样为欧盟国家的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则是65岁。此次救助希腊，遭到了德国的强烈反对。希腊人原本就比较懒散悠闲坐享其成，让65岁前还在拼死拼活劳神费力的德国人去养那些60岁就法定好吃懒做游山玩水的希腊人，这显然是个让人笑掉大牙的勾当。可问题就是那么实实在在摆在全世界人们的面前。
实际上，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到底何去何从，这也是个非常让人头痛不已的事情。特别是欧盟成立以来，财政政策各行其是，却要实行貌似统一的货币政策，其中就发生了公有制边界到底在何处的巨大纠纷，而这甚至有可能让欧盟、至少是欧元区分崩离析。
希腊政府为了得到欧盟乃至IMF的救助，不得不缩减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遭到国内大规模罢工和骚乱，又是个绝妙的讽刺。
这在本质上也是公有制的边界问题。政府义不容辞的公共服务到底应该以什么为其界限？这是对公权力的界定问题。相应地，也就不可避免地考验着其公共性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人接纳、容忍和承受。
公有制以主权国家为界限，当出现区域性经济联盟时，这种公有制边界就时不时会出现摩擦乃至冲突和纠纷。于是乎，公有制只存在于主权国家内部，对外则是不折不扣的私有制，这种状况，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难题，也形成了左派恨之入骨的“公地悲剧”的无处不在，以及类似索马里海盗和以色列袭击土耳其救援加沙船队事件等等那样的现象，都给公有制发出着无法回避的诘难。
美国佬对全世界各国都实施阴谋论者所谓的居心叵测，其学理和法理问题，概莫能外，还是公有制边界问题。
以此类推，北极问题、外层空间问题、日本捕鲸问题、中国人权问题等等，都是如此。
崔之元发来的讨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内容，就是到底是不是应该向公权力让渡个人更多的自由以换取更大的“积极自由”，也可以在如此语境下得到注释。
麻烦的是，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尽人皆知的是，中国省市区之间的贸易成本已经高出了中国的国际贸易成本，也就是说，中国内部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所形成的贸易壁垒早就超过了中国与外国的贸易藩篱，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实际上早就出现了。因此，中国的公有制边界问题就演变为中国国内行政区划之间的私有制问题。
故而，在此讨论神木神话，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中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四分五裂现象。而这种木已成舟的分类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成为名副其实的分崩离析的各个主权国家，也是咱们不得不面对的俺将其命名为“后中国研究”的内容了吧。
嘎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