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与教育家，章开沅先生一生历经世变，阅尽沧桑，其丰富阅历，不但能补正史之阙，也能为对民国以来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掌故，还能以长者的智慧给人以启迪。以下文字摘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大字报
我一回到华师，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批判对象，有些大字报是专门针对我的。不过，我很快发现，批我的大字报并不算多。那时还在批“三家村”，我够不上那么高的“规格”。并且，工作组的“革命”方式相对文明，只是“文攻”，尚未发展到“武斗”。进驻华师的工作组的组长是药检学校的一个团委书记，年纪不是很大，他还与我们一起到东湖游泳，显得有点“敌我不分”。
不久之后，工作组被赶走，造反派起来，“群众专政”开始，那就变得厉害了。华师桂子山校区一号教学楼到二号教学楼之间有数百米长，号称华师的“长安街”，都搭起了贴大字报的篾棚，所贴的大字报，有很多是针对我的。篾棚所用的材料是篾席，本来是晒粮食用的。为了把篾席竖起来，先要把书柜摆好，作为篾席的依靠。有的大字报是写在白纸上，更多的写在旧报纸上，旧报纸有点供不应求。
针对我的第一张有影响力的大字报，是我过去的一位学生贴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制造出有影响的大字报来，与他参加了红卫兵串联有关。借调期间，我有一段时间住在社会主义学院招待所，旁边就是玉渊潭。玉渊潭有一个不错的饭馆，叫做紫竹林。玉渊潭水很清，紫竹林很幽雅。有好友来时，我常做东在紫竹林雅聚，把酒论学，海阔天空。有那么一两次，这位学生刚好在那里，我当然邀请他一起进餐。文革期间，他到北京串联时，看到当时与我交游的很多人，如中华书局的李侃、人民大学的戴逸等人，在各自的单位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了，而我却还在华师逍遥，于是，他决定要扔一颗具有爆炸性的“炸弹”。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的女儿，带着点心，买了玩具，还把过去借我的钱也还了。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热情，但是第二天，在历史系召开的会议上，他抛出一张大字报，一下向我提了十个问题，我才知道，他昨天的举动，是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或者说是“先礼后兵”。
这颗“炸弹”很有效果。在那之前，历史系遭批判最多的是张舜徽。在他扔下那颗“炸弹”之后，我被全校关注，张舜徽成了“死老虎”，而我则成了“活老虎”。
在那之后，华师“长安街”上的大字报中，我的专栏就多起来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组。一组是校部的两位干部写的，其中一位供职于宣传部。他们把我在北京时给历史系党总支写的一些思想汇报和信件，模仿毛泽东批注胡风往来信件的样子，用编者注的方式，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精心细作，上纲上线，说我是桂子山上忠实地贯彻中宣部黑线的骨干，真是太抬举我了。
另外一组是我的亲密助手、弟子刘望龄写的。他们进行“策反”，要刘望龄揭发我，与我划清界限。望龄没有办法，只有揭发我，因为他与另一年轻教师组织的“瓦窑堡战斗队”已经成为学院教工中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他不得不带头“大义灭亲”。他在我身边时间较长，有很多笔记。他就根据这些笔记，写了一组颇为壮观的《章开沅论章开沅》的大字报，做得很仔细，很漂亮，像做学问似的。我知道他很为难，虽然写大字报与我划清界限，但实际上又很同情我，暗中还经常帮助我家里做一些事情。
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张出自某位中年教师的大字报，篇幅虽然不大，但标题却耸人听闻，干脆说我反对毛主席，理应按照现行反革命处理，要求院革委会把我送到武汉市警备司令部。我一看，不禁笑了。真要送我到警备司令部，那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那时我已经被关进了“牛棚”，不过换一个地方罢了。问题是，警备司令部地方有限，不可能因为某个造反派说谁是现行反革命，就把谁关进去。
相对地讲，批判我的还是正经事多一点。有很多大字报就显得五花八门、无事生非了。华师有一位老先生，在日记里写着：“肥皂又贵了。冰棒三分钱一块，还不甜。”这也被革命小将们抓住，说他不满社会主义，不但被贴大字报，还被在胸前挂一串肥皂示众。身边诸如此类的事情再三上演，令我高度警惕起来，找机会把自己的《昼梦录》、《下乡日记》、《上山日记》、郑君里和田汉等“黑帮”写给我的信件、林则徐写给我十二世祖的条幅和对联等等，一股脑都烧了。烧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卧室的地板下是可以藏东西的，但为时已晚，只剩下《张謇传稿》的书稿了。要是我头脑清醒一点，把那些东西都藏到地板下，那该多好！
牛棚
被关牛棚是在“群众专政”阶段，也就是学生“造反派”掌权的阶段。“工作组”时期没有牛棚，“军宣队”时期也没有。
华师的造反派，有“二司”，有“三司”。“二司”是“第二司令部”的简称，“三司”是“第三司令部”的简称。“二司”造反的劲头足一些，“三司”稍微保守一点。后来“二司”把“三司”灭了，全校上下，都是“二司”掌权。华师“二司”是一个女司令当头，叫王彩珠，物理系学生，父亲是来自上海的钢铁工人，可说“根正苗红”。她不是特别左，相对还比较稳重，虽有些冲冲撞撞，但还没有为非作歹。
华师历史系造反派将牛棚设在桂子山校区三号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被关的“牛鬼蛇神”不是很多，六七位的样子。有的人有“历史”问题，有的人有“现行”问题，大家被关在一起。我是“现行”问题，地位特别重要。所以学校开全院批判大会的时候，我就被拉上台，与走资派反动权威一起。不批判的时候，就自己在那里写检讨，写交代，或者出去看一看大字报，“接受教育”。
全校性的批判大会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坐喷气式”那次。
那一回，造反派把全校重点批判对象都集中起来了。被批斗的面很宽，台上站有20多人。我站在前排，是比较大的目标。两个人把我押上去，我的双腿要尽量绷直，头要尽量往下低，手臂要尽量往后往上抬，摆出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这就是所谓“坐喷气式”了。我尽量配合，努力做出这个姿势，以免吃眼前亏，但糟糕的是，我的手臂向后抬不高，押我的人难免要帮忙抬一抬。我在感到疼痛的同时，也感到他们的手在颤抖。押我的两个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平常都熟识的。从他们手的颤抖中，我也就得了一点安慰，知道无论如何黑暗，人性尚未灭绝。对于那次批判，我后来唯一记得的，就是两位红卫兵手的颤抖，这仿佛带来微觉温暖的信息。
当然，除了全校性的，还有各个单位的批斗。各个单位批斗的情形，差别很大。有的单位很激烈，有的单位则相对温和。后勤部门工人比较多，批斗的时候比较乱。外语系和政治系也比较野蛮。外语系有一个“北京公社”，很左，很野蛮。有一位老教授叫张恕生，长得非常胖，肚子特别大，被打翻在地，还被人在肚子上踩了几脚。他后来受不了，跑了，失踪了，肯定是死在外面了。政治系也殴打人，让被批斗的人打扫厕所，还故意往厕所里丢石头，溅起污秽。历史系打人的很少，张舜徽被打过，是一个后勤工人动的手，往他头上打了几巴掌，还不算严重。我很幸运，虽也挨批挨斗，但从没有被打过，也没有被粗口辱骂过。
我为“李秀成问题”写了很多交代，后来平反，被党委清理烧掉了。若不烧掉，收集起来也是历史文献。不过写得虽多，但缺乏“新意”。总要我交代，但我实在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意图”没有挖出来，“思想”也没有挖出什么东西来，“历史问题”更无法创新。
有一回，我在交代中“认错”了。我写道：“戚本禹确实有政治觉悟，我没有他那样的高度。他坚定，我不坚定，所以我不能发现李秀成叛变问题。”没有想到，认错的时间不对。那时戚本禹已经被挖出来了，成了“小爬虫”，我的认错，又成了为“小爬虫”唱赞歌！真是左右为难，啼笑皆非。
虽被关牛棚，但偶尔还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点书看一看，可见对我们的看管也不是那么严。历史系本来是在一号楼，文革发生后，一号楼成了文革的指挥部，历史系搬到三号楼了，资料室离“牛棚”很近。大家一般都会拿文史资料等不容易惹事的东西看一看。有一回，我偶尔翻阅校报合订本，发现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唯一的一次座谈发言，被详详尽尽地刊登在上面，有整整半版篇幅。这很令我担心了一阵子。如果造反派翻出来，是可以大做文章，说我不满党的统治的。幸好，造反派的工作没有做得那么细那么深，要不然，至少又得出一期批斗我的大字报专栏了，甚至会把我提升为“漏网右派”（陶军就不幸有此遭遇）。
有人可能会说，被关牛棚的时候，可以到“长安街”看大字报，可以到历史系资料室拿书看，关牛棚原来并不是完全不自由啊。确实如此，关牛棚和蹲监狱还是不一样，和我在青年军时期关禁闭也不能比。除了挨批挨斗与不能离开校园之外，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比如说，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牛鬼蛇神们没有资格参与。
最荒谬的时候，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先喊几句口号，读几段《毛主席语录》，那架势，和基督教的“谢饭”一样。我们很尴尬，不参加吧，要说我们不忠于毛主席，参加吧，也可能招来一句半冷不热的“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还忠于毛主席？”为了不惹事，当人们“谢饭”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稍微站一下，一言不发，待大家“谢”完了，默默地跟着进去吃饭。
伙食不好。不是说别人吃得差，而是我自己吃得差。被打为牛鬼蛇神之后，工资紧跟着也被冻结了，每个月大概只发20块钱，家用只能靠妻子的工资维持。那时已有两个孩子，小的还要喝牛奶，还有保姆，所以有点紧。我不忍心亏了孩子，因此自觉吃得差点，节省一点钱。不过，我食量大，加以劳动量也大，哪怕只有辣椒和白菜，我也能吃很多饭。大字报也好，批斗也好，都没有影响我的食欲。在被关牛棚的日子里，最坏我心情的，是小女儿病危那一次。
小女病危
小女儿雪梅生于1967年冬，可以说是生不逢辰。由于我被关进了牛棚，妻子要工作，照顾雪梅的任务，都落在一个中年保姆的身上。保姆来自广东梅县，很泼辣，既能带孩子，又能做家务。做家务的时候，就把孩子背在背上。有一回，北风呼啸，她背着孩子在室外水池洗衣，孩子太小，经不住北风猛吹，得了急性肺炎。只有把孩子送进湖北省中医院，妻子也请假回昙华林家中照顾，但不久便传来了病危通知。
我一听非常着急，迫切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作为“牛鬼蛇神”，我长期都被隔离在“牛棚”，很久没有回家了。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未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这一次，情况实在紧急，只有硬着头皮去请假。
我去的时候，四个“小将”正在打扑克，无人理我。我怕打扰他们，就站在旁边。过了好一会，还是没有人理我。我心中着急，忍不住和其中一个头头说了一下。
他头也不抬，冷冰冰地说道：“不行！你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写检讨！”
我说：“我的女儿确实是快不行了……”
他还是没有抬一下头，反而抬高了嗓门道：“病死了活该！”
这话真伤了我的心。他是一个学生，而且是我妻子教过的学生，以前给人印象还不错，没有想到在文革之中，变成了那一副模样。
后来还是通过造反派的老师疏通，我才得以赶往家里，其时已近黄昏。妻子守护了多个晚上，身心俱疲，认为孩子已经没得救了，陷于绝望之中，我也以为那是最后一个晚上。我平常不敢戴毛主席像章，但那天晚上，我珍重地戴上了。我想作为一个父亲对心爱小女的告别，应该隆重一点。
到了医院一看，雪梅被安置在病危病房，满屋子都是垂危的病孩。雪梅长得很清秀，虽然生了病，嘴唇发紫，双目紧闭，连水都喂不进，但看着还是挺可怜爱的。我把雪梅抱起来，心想：“这个孩子，生的真不是时候啊！”想着想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旁边垂危的孩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死了好几个，更增加我的忧伤。
小病号们的一些家属，第一次看到雪梅的父亲来作陪，好奇地跑过来看一看。看完了，摇着头，用武汉话说：“这伢，长得这么灵性，造孽呀。”大家都认为没得救了。我一听，更加难受。但束手无策，只有将孩子紧紧地抱在怀中。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看到病房外一个扫地的中年妇女，很面熟。仔细一想，是医院的吴医生。由于中医院离我们在昙华林校区的住处很近，家人生病都去那里，因此认得。她那时已被“夺权”，没有给病人看病的权力，只能打扫卫生，医院是护士当家。当我盯着她看的时候，她也看了我一眼，似乎想和我说话又不敢说的样子。
我把孩子放在床上，走过去向她打听情况。正好，旁边没有护士。她轻声问我：“我们好像见过面，你家里人谁生病了？”
我说：“我出生不久的女儿得了肺炎，连水都喂不进去。她说：“我去看一看。”说完，前后左右看了一下，确认没有护士，她把洁具一放，蹑手蹑足来到雪梅病床前。没有任何检查器具，就凭着经验，凭着感觉，凭着双手抚摸，观察了一下，听一听呼吸，说：“是肺炎，拖的时间比较久了。不过，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给她喂一点东西。”我一听，非常高兴，但担忧还是很大：“您看，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连水也喂不进去啊。”她说：“用勺子肯定不行。我给你一样东西。”她匆匆忙忙地又跑出去了，趁护士不在，拿来了一个小滴管，后端有一个橡皮头。将前端伸进液体里，将橡皮头捏一下，液体就能吸进滴管里那种，非常简单，可惜我缺乏生活经验，此前完全不知道。她把滴管交给我，又匆匆交代：“你去弄点带糖分的果汁，先一滴一滴地喂，不要太急了……”因担心被造反派抓个正着，她话未说完，就匆匆离去了。不过，我已经感激万分！按照吴医生的指点，我立刻买来一瓶果汁，吸了一管，轻轻地伸进雪梅的嘴里，小心地滴上一滴。没有反应，流掉了，我只好给她擦掉。又滴一滴，还是流掉了。如此反复滴了五六次，都流掉了。我有点着急了，心想：“这法子到底行不行啊？”后来，终于有一次，滴下去之后，她的嘴蠕动一下。我那时眼睛很好，不会是眼花的问题，灯光也还可以，绝对不会看错。我高兴极了，又滴了两三滴，她真吮吸进去了！我按捺激动的心情，继续慢慢地往她嘴里滴果汁。不久之后，孩子的嘴唇变成红色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孩子睁开眼睛了，好像有点饥饿的样子。医院有奶粉。我用开水冲了点奶粉，她恢复饮食了！我想，这就差不多了。因此，第二天一早，护士就把她从那个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去了。我和同病房的人说一声，请代为照看一下，自己赶紧往家里跑。到了家门口，我“咚咚咚”地敲门。因为心情激动，敲得有点急。没想到把妻子吓坏了，她以为是孩子不行了。门开了，她一脸悲伤，我则兴高采烈地告诉她：“好转了，好转了！”妻子听了，喜极而泣。
苦中有乐绿化组
在“群众专政”之初，横扫“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一度如火如荼。但时间一久，大字报、批斗等活动，即使调子高了再高，也慢慢无法引起大家的兴致。但是，对这些人，还是应该有个安排。最简单的，就是劳动惩罚。于是，我们有一段时间被安排到绿化组，参与桂子山的抗旱工作。被安排参加抗旱的，都是华师规格最高的“牛鬼蛇神”。以党委书记刘介愚为首，还有副院长、大教授，我在里面算是年轻的了，享受“破格待遇”。管理我们的，是绿化组的一个具体负责人刘有信。刘有信原来是一个工会干部，1957年我和妻子上庐山的时候，是他管的生活，与我们关系很好。他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也被贴过大字报，不过问题不那么严重，还能够领导绿化组，绿化组的工人们都还听他的，我们当然也都听他指挥。绿化组的工人对我们也很关照，太累太脏的活，总是他们抢着干，而且总是与我们有说有笑，友情堪说甚浓。
抗旱的时候，年纪大一些的“牛鬼蛇神”负责浇水，挑水则是年轻一些的“牛鬼蛇神”们的活。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喷水车，我们都是从化粪池里面，连肥带水一起挑。挑来了之后，“老牛”们一棵一棵地浇。挑水的时候，熟人碰到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头上有一顶大草帽，破帽可遮颜，垂头侧身过。其实，在内心里，我觉得参加绿化比挨批斗或看大字报或写检讨之类好多了。满园植物都有生命，我们在大热天给他们浇点水，珍爱生命，感觉很有意义。
我们非常努力地工作，挑水浇树，改造自己，但累了的时候，还是可以休息一下。华师的苗圃很大，为了供水，苗圃中间还留了一口池塘。池塘边有高大的柳树，池塘里养着鱼。我们休息的时候，经常就坐在柳树下，面对着池塘。清风徐来，苦难全忘。
当然，在我们享受着清风，望着池塘里的粼粼波纹，忘却一切的时候，绿化组组长会善意地提醒我们：该干活了。他不敢让我们太放松了，毕竟还是有任务的。万一树被旱死了，他无法交代，我们则恐怕要背上“破坏”的罪名。
听到组长的催促，我们马上回到现实，站起来，准备干活去。唯独老书记刘介愚，总是操着重庆口音，不疾不徐地说：“再多坐一会，好不好？”我们听了，就在原地站着，陪他再休息一会。
有一回，当我们坐在树荫下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个调皮的小男孩。他折了一根柳条，挥舞着，做出抽打“牛鬼蛇神”的样子。他不是那种太凶恶的，不是真正的抽打，只是朝你挥舞一下。每将柳条打到一个人身上，就要说一句：“你这个走资派”，“你这个反动权威”，“你这个……”
当他来到我跟前，看我年轻一些，就说：“你这个修正主义苗子。”说完，也拿柳条扫了我一下。我说：“小将，我不是苗子。”他说：“你不是苗子，你是什么？”我说：“要说，我就是根子。”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小将”闹不明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挥舞着柳条跑了。如此这般，也可说是苦中有乐。
东风农场
969年被下放到东风农场之后，乐趣就更多一些了。
东风农场离武汉不远，位于大冶，就在梁子湖边，靠近碧石渡，山清水秀。离开了华师本部，就没有什么批斗了，我们和其他革命教职工一起，被扔在农场里，以自我改造为主。
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鞭策”。
比如说，我在劳动中经常会忘记一切，与职工打成一片，大家有说有笑，享受劳动的快乐。这时候，就有工宣队的师傅“提醒”我一下：“章开沅，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我在周末有时会和工人一起，走上二三十里地，到铁山镇去逛一逛。待我回到农场，也有工宣队的师傅敲打一下：“章开沅，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我很识趣，不回嘴，最多说一句：“啊，我知道我的身份。”但仔细一想，我究竟是什么身份，自己也糊涂。陶军是湖北省乃至全国都少有的一位被补划右派的，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很大，这时也被下放到东风农场，并带了夫人，以便相互照顾。休息日里，几个来自中原大学的老战友有时会到他家里，弄点鱼，弄点酒，聚一聚。连这种休闲聚会也被“敲打”过。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把酒临风，广播响了：“你们不老老实实改造，每到周末还弄些不三不四的人，裹在一起吃喝玩乐！”我们听了，付之一笑，继续吃喝。
总体而言，在东风农场时的心情是愉快的。“革命群众”与“专政对象”之间，基本上是“敌我不分”的，大家一起在田间挥洒汗水，一起分享劳动的辛苦与欢乐。东风农场种双季稻，我把种水稻的全过程都经历了一遍，可说是为草埠湖下放补课。虽然“双抢”的时候很辛苦，起早贪黑，有时还要打夜工，产量也不是很高，但毕竟没有遇到天灾，享受到了收获的快乐，感觉很值得。
梁子湖的鱼非常好，大名鼎鼎的“武昌鱼”，就以梁子湖的最正宗。听说此处所产的武昌鱼，比别处所产的多一根肋骨，很有特色。由于鱼多，因此很便宜。最好的是桂鱼，只要四毛钱一斤。一般的鱼，就只有一两毛钱一斤了。因此，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品味一下，哪怕遭到“敲打”，也不去管它。要是有机会回武汉（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大家还要尽可能多买一些鱼，肩挑手提地带回来，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除了春节，我还获得过一次额外的回武汉的机会。那一回，我被指派与本系的吴量恺、崔曙庭两位回校本部，撰写一篇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接到任务之后，少不了尽可能多带些鱼。回来之后，我把最大的一条青鱼（九斤多重）送给了托养小女儿的那户人家。我心里多少有些期盼，希望他们家在收了我的“大礼”之后，会待孩子好一点。
写批判文章，由吴量恺负总责，但是他对此也并不热心。崔曙庭呢，是一个活神仙，一贯不紧不慢，也不急着要写出什么大批判文章，老是悠然自得，品茶抽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至于我，更加积极不起来，因为所谓“让步政策”，主要是重于古代史，而我的专长在近代。这样一来，写批判文章，就成了我的一次变相休假。我一有机会就溜出去，跑到寄养小女儿的家里，陪孩子玩。有一次有飞机表演，我更是义无返顾地开了小差，带着小女儿看热闹去了。让她骑我肩膀上，她乐极了。看完表演之后，我还带孩子到一家名为“生香”的馆子开荤。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批判文章还是没有写成。后来量恺怎么向上交代的，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大家又都忙于批林批孔去了。
下放期间，令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小老虎班”。
那时的劳动组织是军事化的，按连队编排。政治和历史都是小系，被组成一个连，叫做“政史连”。政史连是第一连。我被分在第一排，并被安排担任一个班的班长。这个班的成员，都是年轻工人。这个农场本来是个劳教农场，他们多数都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里接受过劳动教育。劳教农场改为国营农场之后，他们留下来，当了工人。我一个“牛鬼蛇神”被任命来当这么一个班的班长，应属“门当户对”，加上我曾经是全国青联常委，领导上以为我一定会做工作，因为这个班的调皮捣蛋全场闻名，特别是有几个刺儿头很难缠。
接受任务之后，我立即去和他们见面。他们分住在相近几间宿舍里，每间住着五六个人。其中一间宿舍的编号是“111”，人们习惯念成“幺幺幺”，那是他们的活动中心。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围在111寝室喝酒。喝得很豪放，都是用饭碗，一碗一碗地在那里喝。
我简单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其中一个说：“我们已经听说了，来了一个老班长。”我说：“我们以后就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在劳动方面赶不上你们，请你们多指教。”有人说：“不要客气。”有人倒了一碗酒，端到我的面前。我想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虽然我喝酒不行，但还是接过酒碗，学习川江木船上的水手，仰头一口喝完。掌声响起，大家齐说“痛快”，实际上已经接纳了我。在那之后，我们就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休息时一起到铁山镇玩，毫无界限。我从来不和他们谈政治，也不谈道德、伦理，更不去谈彼此过去的事情，只就劳动谈劳动，江湖义气。我种水田没有什么经验，在劳动上，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由于得到了尊重，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很快发挥出来了。他们都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大多未曾结婚，身强体壮，无牵无挂，农忙需要出力的时候，他们样样都好胜抢先。因此，我们这个班很快就受到表扬。先是通过广播全农场表扬，称之为“青年班”。后来开会表扬的时候，则称之为“小老虎班”，夸奖他们干起活来像小老虎一样。受到表扬之后，青年们干劲更足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在军宣队率领下，华师全体教职员工都到农场拉练，集中进行斗批改。有一位李副指挥长，非常左，惯于无限上纲。他喜欢做大报告，嗓门很大，说话很冲，他一开口，就令人生厌。批斗中，他硬说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有特务嫌疑，这位教授受不了，用剃须刀割腕自杀了，据说他还是章太炎的弟子。另外一位老师，国民党时代参加过三青团，还当过分队长，当然是有“历史问题”了，不过早已“交代清楚”，成为革命干部了。在大会上，李某翻旧账，点名臭骂一顿。这位老师自己倒挺住了，但他爱人却被吓疯了。李某的做法不得人心，年轻人血气方刚，就以老虎班的名义贴了一张大字报，提了若干建议，也夹杂一点牢骚。没想到，李某对此也不能容忍，又开大会，点名批判。其中最伤人的一句就是：“幺幺幺（111），洞洞皆妖！”本来指望着可以得到领导表扬的，结果却被扣了这么一顶大帽子，“青年班”成员心一下子就寒了。在那之后，他们就松懈了，有些甚至故态复萌。拜李某所赐，有的“小老虎”真的变成“小妖魔”了。
平心而论，军宣队的有些人还是有水平的，也是有良心的，据说侧面观察，最高领导指挥长与分管大冶农场的萧副指挥长，对知识分子都比较理解与尊重，但像李某那样的也大有人在。文革期间军宣队长期驻扎高校，还给高校留下了很多坏风气。最为明显的，就是等级观念。以前学校里几乎没有以职务相称的，一般都是以老师相称，或者叫某某同志。但在部队里，逐级都要要称官衔。他们把这一套带到学校，时日久了，给学校无形造成消极影响。文革以后，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在高校里，也“某校长”、“某处长”乃至“某科长”地叫开了。到了后来，你要不这么叫，有些“长”还会生气。
工农兵学员
华师在文革开始以后的五年之中没有招生，到1971年，才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有了学生之后，很多老师慢慢可以教一点书了，我也在1972年被提前调回华师，参与对工农兵学员的教学。
那时的教学，采取所谓“三结合”模式，就是党组织、工农兵学员、教师三者结合教学。工农兵学员参与教学，听起来很“革命”，其实问题很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清华大学最早招的工农兵学员提出的如下口号有关：“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在那之后，全国跟风，“上管改”之说甚嚣尘上。工农兵大学生不仅仅是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改大学，教师就成为改造对象了。
不知道是课程太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门课不是一个老师教到底，而是几个人合作，分章节，每人教一点。教的时候，也不能讲太多。原因有二。一则工农兵学员的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学员程度很低，稍微讲深一点，他就听不懂。二则工农兵学员因为成分好，盲目自傲的比较多，加上鼓励“上管改”，很多人喜欢挑老师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自然非常小心，唯恐被学生抓住了小辫子，挨批挨斗。虽然恢复了教学，但没有什么教书的乐趣。师生关系说不上很融洽。
华师发生的工农兵大学生挑老师毛病的典型例子出现在中文系。中文系有一位石声淮教授，是钱基博的学生，钱钟书的妹夫。石老师其貌不扬，但学问很好，因此被钱基博看中，将女儿许配给她。钱基博一手牵着女儿，一手牵着石声淮，将两人的手放在一起，宣布他们结为夫妻。这一“执手为婚”的故事，是华师历史上的美谈之一。
文革期间，石声淮给工农兵学员讲《说文解字》，讲到“母”字的时候，说了一句：“中间的两点，是女子乳房的象形。”这原本是一个极普通的传统观点，却被学生抓住不放，硬说他“耍流氓”。那时全国范围正在严厉打击流氓恶霸，石声淮被军宣队领导与这一行动挂起钩来，令他非常沉痛。以前批判他政治反动，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回，进入道德批判，他连人品都被否定了，因此特别伤心，在一次会上，悲痛异常地说：“过去，我只认识到我政治上反动。现在，没想到我在道德上也这么败坏！”
石声淮那时已经60岁了，被学生逼着做出这样的检讨，真叫教书匠们不好受。因此，虽然在不久中央风向改变，周恩来、邓小平等强调基础理论与正常教学，那位点名批评过石老师的副指挥长又出来澄清，操着河南腔，宣布“这个‘母’字，就该这么写”，但石老师的心情大概不会有多少改善。反正我除了觉得这个副指挥长比较窝囊以外，没有因此而觉得教师受到了尊重，此后可以在课堂上畅所欲言。
不久之后，“教育革命”又出新花样，组织一些老师到外地交流，我居然也可以参加。这令我很高兴。一则终于受到了同等待遇，可以参加“革命群众”了，自然心情比较舒畅。二则文革以后，像我这种人是没有串联资格的，现在出去交流，等于是一种补偿，可以见见老朋友，交交新朋友。
这一次交流，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分两拨，一拨往北去了北京和天津，一拨往南去了广州，然后两拨人又一起在广州会合。每到一个地方，都联系几所学校的历史系，找几个人谈一谈。大家见面，谈得很高兴，但有点不着边际，发牢骚的比较多，交流文革中遭遇的比较多，几乎没有正儿八经讨论过该如何推进“教育革命”的。因为局势未明，情况复杂，大家还不清楚下一步究竟应该如何走。
从外地交流回来之后不久，我接到通知，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参与复刊后的《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这是我在文革后期的一次重要经历，将在下一章专门介绍。在本章的最后，我想谈一点文革的启示。
两个场景，一点启示
每当回首文革岁月，华师校园里的两个场景经常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并给我启示。场景之一是一号教学楼摆着的一副战棋。一号楼被改为华师的文革指挥部之后，历史系搬到三号教学楼，在其中的一间房里摆着一副战棋。很多老师在那里“鏖战”过。小将们“武斗”时，作为革命群众的老师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被关在牛棚里写检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写完了检讨，在历史系资料室找书看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头顶烈日在桂子山上抗旱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下棋；当我们被下放到农场接受改造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下棋。那副战棋的利用率实在太高，后来棋盘被磨损得看不清了。但人们仍然斗志昂扬，干劲十足，只要被磨损，很快就会有人用笔画好，继续鏖战。
他们没有注意到，磨损掉的，不仅仅是棋盘的格线，还有自己的青春。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的老师一个个意气风发，青春年少。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却两手空空，一无所长。磨损掉的棋盘格线尚可补画，磨损掉的青春却无法弥补。于是，很多人要么继续蹉跎岁月，要么唉声叹气，宣称自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是被耽误的一代，更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怀念文革，歌颂文革，以此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古”，年轻时并不荒唐。
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么说不公平，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在那样的时代，个人能有什么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民族的灾难，那个时代的青年，也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并且，他们被耽误，主要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国家的过错，社会的过错。不过，我想表达的是，在社会处于病态的时候，真正有为的人，也可以不随社会而病，可以逆流而动，有所作为。
在我回首文革岁月的时候，经常会进入我脑际的第二个场景，就与一位老师的自强不息有关。这一场景，是华师昙华林校区的澡堂。这一位老师，是历史系的张舜徽先生。张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我被揪出来成为“活老虎”之后，他被称为“死老虎”。在“群众专政”阶段，张先生也被关进牛棚，也接受过大大小小的批斗，甚至还被学校的工人辱打过。不过，由于他当时已经年近六旬，又不是“活老虎”，因此还是受了一点关照。在牛棚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允许他白天蹲牛棚，晚上回家休息。再往后一点，则将他全家赶入由澡堂改造的陋室之中，批斗当然还是少不了，但没有让他参加劳动改造。
澡堂简陋，低矮阴湿，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时候，还四处漏水。但是，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张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而是发愤图强，抓紧时间撰写学术著作。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室外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武汉夏天溽热，他就在胳膊下垫一条湿毛巾，汗水流入眼睛，他就用毛巾擦一下，继续写。如果遇上批斗会，他就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继续写。而且，他仍然保持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的习惯。如此数年下来，张先生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仅仅誊写这部著作，他就写秃了50多支毛笔。
桂子山上文革指挥部里围着战棋鏖战与观战的众多青年教师，与昙华林澡堂里晨昏伏案撰著的张舜徽先生，这两个场景，定格在我的文革记忆链条中，并给我启示。当我年老之后，总喜欢告诫青年：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这两句话，就是我从这两个场景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虽有点我中学时代的“老马老师”的味道，絮絮叨叨，但我确实是想以此与青年共勉。
【作者简介】章开沅（1926年7月8日-2021年5月28日），男，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浙江省吴兴县，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