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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条件的第2条汪精卫“出马”是高宗武提出来的，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前期接触当中，高宗武已经知道日本是非要换掉蒋介石不可，否则无法和谈。如果这个谈判的前提必须成立，那就只有汪精卫了。只不过日本人没有明说是谁，第一考虑的是吴佩孚，并没有寄希望能搞到汪精卫这样的大鱼。
汪精卫此时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在党内、国际上威望极高，而吴佩孚早已过气，如果真要换掉蒋介石，高宗武考虑此时的吴佩孚是万万不行的，只有汪精卫才能代替蒋介石。高宗武这样的意见大大出乎日本方面的期望，自然立刻同意。
高宗武高高兴兴回国之后拿着这样一个意见非常为难——自己是擅自去的日本，事前蒋委员长不知道，而且是拿回来一个换掉蒋委员长的意见——这如何向蒋委员长汇报要换掉蒋委员长？
高宗武回国之后迟迟不敢到武汉汇报，不过最后也得汇报。高宗武委托亚洲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先跟周佛海说明情况，周佛海一看报告是要汪精卫换掉蒋介石就有些紧张，于是拿上报告去找汪精卫。
汪精卫看了之后觉得不需要那么紧张，自己和蒋介石闹了多年，也多次你来我往上台下台好几次。不过在汪精卫眼里，无论是自己干还是蒋介石干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个人名誉地位无所谓。于是这份报告就按照程序，由陈布雷递交蒋介石。虽说委员长已经下令结束对日谈判，不过你们还依然搞来了对日和谈的条件还是不反对的，于是约定三天后蒋介石、汪精卫、张群一起讨论这个报告。但是等到蒋介石自己先打开报告看到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之后，立刻“怒容满面”，表示今后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
虽然蒋介石自己已经否定了日方开出的条件，但是三天后的讨论还要继续进行，因为通知已经发出，只好再走一下过场。在这个讨论会上，蒋、汪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其实除了人事问题之外，当然二人也不会对这个“谁换掉谁”的问题展开明面上的讨论，因为各自肚子里都清楚对面这个蠢货早已经烦透自己了。这个谈判的一个重要条款就是日军将退出“七七事变”以后侵略的地盘，这是二人都巴不得的，但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是个问题，也就是将来能不能反悔的问题。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问题，主要问题是现在打不下去、何谈将来反悔？但是这又是一个可以拿出来压倒一切的问题，也就是要不要主权完整，可是现在还能保留几分主权？所以讲现在“满洲国”这个问题，要是想谈判那就得承认，否则就拉倒。
蒋、汪二人在这个要谈判就无解的问题上争论不下，最后总裁对副总裁行使决定权，彻底否定了对日谈判，决定继续打下去。
汪精卫认为中国打不过日本，而且即便到最后打赢了日本，中国也会被赤化，如此还不如与日本合作，为中国保存几分主权、也为了防止整个中国被赤化。
而蒋介石的判断还是英美等国会在将来某一天转向支持中国，那样中国是有机会战胜日本的，也就能恢复全部国土。至于赤化，那根本不是问题，三个月就可以彻底解决他们。
在打赢日本和赤化这两个问题上，事后看蒋、汪二人都看对了一个、看错了一个，但是历史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判断对错的。
在战胜日本的问题上，在1938年谁也不能预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即便是真的开打，那些欧洲国家除了英国自顾不暇之外，其他各国也全部投降，对于中国的抗战也毫无帮助。至于1941年末美国直接参战，就算搞珍珠港“偷袭”的日本人现在也不知道这回事（其实也不是什么“偷袭”，而是中了美英的算计，这个事情咱们后面再说），更不要说蒋介石了。即便是二战爆发、美国参战，人家也压根也没有半点真心实意来帮助中国的意思，例如加拿大政府在说服国民到欧洲作战的理由是维护教义，因为希特拉虽然迫害犹太人但是也镇压了反对纳粹的天主教，所以咱们要去欧洲打希特拉以维护教义，也就是“圣战”意思差不多。其实在1939年10月20日，教宗比约十二世便发布了题为“黑暗笼罩世界”的声明，明确批评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当然教宗他老人家真实的意图并没有说出来是不是？大家要体会理解教宗他老人家的难处哈。那个时候你加拿大不去欧洲“圣战”，结果竟然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当天就对日宣战，而“苦主”美国反倒是落后于第二天才对日宣战，颇有些皇上不急太监急的意思，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英、美国的仆从国，不过这个仆从国的事情哪里好意思明说是不是？难道俺们仆从国就不能要脸了吗？于是搜肠刮肚竟然想出了这么一个中世纪的理由——你中国这些异教徒的死活和十字军的圣战有个屁关系。所以讲，蒋介石所期盼的欧美援助，说实话是不现实的、不靠谱的，可是却真正发生了。
在赤化问题上，虽然汪精卫说对了，但是抗战结束之后确实存在消除这个“危险”的机会，至于如何造成现在这个局面，一个是美国人太幼稚，搞了一个什么愚蠢透顶的“马歇尔调停”，当然这也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迷信西方势力的结果。再加上蒋介石自身也是愚蠢透顶，把东北交给陈诚经营、派系越搞越乱等等，最后搞到“陆沉”，这完全是执政能力问题。
所以讲，蒋汪二人的这次争论，从历史结果看是蒋介石正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汪精卫也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不过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结果，汪精卫走上了与日本“合作”之路，也就是汉奸之路——不过这是一位所谓的“救国汉奸”。
会议争论并无结果，会后自然还会有后续动作。虽然蒋介石停发了高宗武的活动经费，但是周佛海从自己掌管的宣传部里，每个月拨3000块让高宗武继续活动、继续与日方保持接触，这是违反纪律的，也是犯罪，不过战况越来越不好，武汉肯定保不住，那么这个仗还能不能打下去？还是多一条路才是，不过汪精卫确实是不知道周佛海、高宗武这些活动的。
而汪精卫在党内无法找到所谓的“和平”之路之后，不断寻找机会向外界宣讲自己的“和平主张”，以至于出现了前线保卫大武汉大打、后方是“低调俱乐部”哼哼唧唧的现象。蒋、汪二人在历史上各种分歧都很严重，所以这一次的分歧并未引起各方、特别是蒋介石的重视。
不巧高宗武肺病发作，和日本方面的接洽由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手，日本方面为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二人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定下了具体谈判框架。最终谈判地点设在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原为土肥原贤二的私宅“重光堂”，淞沪会战时被枪弹损坏一直无人居住。11月初日方开始匆忙修缮，又从附近的饭店租了一些家具摆设，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从日本赶来，11月12日与高宗武、梅思平展开谈判。
战后今井武夫撰写了很多回忆录，《今井武夫回忆录》、《支那事变回忆录》、《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昭和阴谋》、《对汪兆铭运动的回忆》，他回忆这次谈判一开始，“梅君到达的日子，是约定他在六三花园会面的，梅先生提着皮包就照样穿着皮鞋从大门口一直踏进客厅草席垫上，就在对面壁龛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就是这样干的吗？我感到吃惊，心想来了个了不起的家伙哩。”梅思平时为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根本不懂日语、也不懂日本人的习惯。日本的地板汉字写作“床”，穿鞋踩在榻榻米上如同踩在你的床上，所以脱鞋进屋在日本是一条“铁律”，甚至小偷进屋也要脱鞋。梅思平这样大皮鞋咣咣“登堂入室”，把大日本陆军省中国课课长吓了一跳。
双方在此展开八天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
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场，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成果，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取得互相协助，并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
第二条: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
第五条: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二，当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后，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除此之外，会谈还计划了汪精卫脱离重庆的时间和路线，最重要的是，日方还答应在两年内撤兵——这让汪精卫完全陷了进去。
汪精卫把这个所谓的“停战谈判”考虑的太单纯了。日方各方面势力自然有不同的立场和意见，退一万步来讲，日方各方面统一了意见同意这个谈判条件，那么执行就会顺利吗？一旦发生变故怎么办？谁能保证协议的顺利执行？可以说这个谈判条件只是日方某一方势力的意图，既不可能达成谈判协议更不可能保证实施。
而中方同样存在各方势力的各自立场，汪精卫一无军权、二无党权、三无政权，根本不可能让中国各方接受这个谈判，更谈不到实施了。
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过于单纯，历史上1927年宁汉分裂就是单纯相信总理的遗训才坚持要“联共”，结果发现你想“联共”可是共产党却想吃饭砸锅，虽然宁汉合流汪精卫回头，但是后果极其严重，这恐怕也是中国现状的一个历史因素。
汪 精 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