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文言断句，选择题远不如让学生直接标点更为科学公正。历年的文言断句，都是从阅读材料中选三五句话，用选择题型式来考核考生，这是最为憋屈的命题。几句文言，其中可断上亦可断下的“模糊”知识点最多只有一个，而要把它做出三句错误的选项，本身都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说，任何一组选择题，四个选项有一、二个选项缺少似是而非的“疑惑性”，也就没有“考”的意义了，这道题只是给每个考生送上3分而已。如硬要如此对待文言断句题，则应坚决坚持以四个不同句子作为选择内容。甚至可以说，拼音、错别字或病句题，现在采用的选择题型绝对不如三十年前给几个字注音，改正错别字，改正病句，那样绝对能考出考生的真水平，增强考试的区分度，然而，就今天的整个语文试卷来看，有关拼音、错别字或病句题采用的选择题型，较之其它一些选择题，应该还是较好的题型形式。
任何时候，改革是好的，但改革不等于全盘否定历史，一定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谈发展，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而在适当的改革阶段，再又回头来检视过去，就会发现，某些被弃之的“旧”也许比流行的“新”要好一些。总之，高考试卷决不能因为阅卷的便捷而设置题型，科学选拔人才是考试的唯一目的，而语文这一特殊的学科更需要有“不合时俗”的科学举措。
教材是教学之本，是实施教育的文本依据。可以说，自人类产生教育以来，教育者无不极为重视教材的编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过无数优秀的教材，以至于到了今天仍然有着借鉴的意义。无庸讳言，我们对教材的编写是极不成功的，存在着相当部分的不合理性。但既然确定了今天的教材，那么，教师的教，学生的学，考试的考，三者必须无条件的以教材为本。高考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指挥棒，所以，紧扣教材是高考命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怎样紧扣教材，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首先，我们务必明确一个概念，紧扣教材并不是试卷上所有题型和所有内容必须源自于教材文本，而是应符合教材的内在知识的精神实质，即内容的深浅度，阅读的理解度，语言的认识度等。关于这一点，很有可能在命题老师的命题思考过程中有所忽视。比如说，在命题中，无论是哪一类材料的选择，首先要考虑的是其知识度是否与教材具有相似性。举个例子，关于鲁迅的文章退出语文教材的讨论一直在持续，实际上，主张退出者并非是说鲁迅的文章不好，而是其内容深度不适合中学生的生活认知。所以，在命题选材中，最好不选鲁迅的作品。亦如古代文学作品中，庄子的作品就不太适宜中学生的思想认知，而清代王闿运、王船山的作品也不太适宜中学生的知识认知。命题中所选用的文言文，其中字、词、句式乃至用典使事，一定不要超出中学语文教材的知识范畴。有时一个生词、一个僻典便会影响到考生对整段文字的阅读和理解。举例说，“武”字作“武力”、“用武”、“勇武”诸义均可入题，但“脚印”一义则不可入题；再比如“坐”，其“座位”、“犯罪”、“因为”等义均可入题，但“（诉讼时在法官前）对质”这一义项则不可入题。《诗经》中“其雨”之典可以入题，但“曰归”之典不可入题；明人王象春《题项王庙》一诗中，“垓下美人泣楚歌”之典可以入题，“定陶美人泣楚舞”之典不可入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科技类不宜选用较为冷门、或门类太细的文章。比如说，介绍航天高科技、介绍物理中粒子的文章，恐怕不太适宜中学生阅读。再就是题目的设计也必须考虑中学生实际，比如说让考生判断一个“遗失启事”的用语规范与否是紧扣教材的命题，但让考生判断一份“合同”的用语规范与否则不太合适。再比如古典诗词的阅读欣赏，其考试目的应该主要是考察考生明其体制、字义、故典，知其外在之景、内在之情的认知能力，或识其炼字之妙，或见其写意之巧，重点考察是诗歌“写的是什么景、抒的什么情”，似不可从“意境营造”的角度去赏析。以“意境营造”而论之一首诗，一位专家，恐怕也将惮心尽思，以千余言而方可出之。尽管中学语文教材中出现了“意境”的概念，但仅仅是点破而已；这样设题，可能会对中学语文诗词教学带来不利的影响。反复数年如此设题，在老师点拨与传授下，学生答题，完全可以套用“公式化”、“程序化”的范式语言，最终将导致考试分值的近似，从而失去科学的区分度。任何题目，如果失去了科学的区分度，则失去了设题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里乱说命题种种，决不是反对考试，如果不考试，怎样定优
劣，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考试是断然少不了的。我们要改革的绝不是考试，而是考试的方式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