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赴澳大利亚发展的背景——淘金热
英国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之后，先是将其作为罪犯流放地，然后再转向鼓励自由移民。从1830年代开始，殖民当局就大力推行以牧业为主的自由移民政策，以促进澳大利亚土地的开发。随着来自英国的自由移民牧羊业主不断向内陆地区进发，大肆圈地开垦围栏牧羊，期间也总是有发现金属矿藏包括黄金的信息传出。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官方不是对此信息视而不见，就是极力阻止其扩散，因而澳大利亚有黄金的信息并未引起涟漪。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流放犯人的政策尚未废除，在1850年澳洲450,000的总人口中，包括那些过去几十年中从英国运来的总计160,000人的流放犯，其中大多已经释放和即将释放，但还有大约占总人口2%的流放犯仍在服役中，如果失去控制，放任他们去淘金，对于社会秩序和管理是个很大挑战；殖民政府的管理者当时皆为英国外派官员，自然以稳定为其要务；而且，牧羊业正在发展和扩张之中，对劳力需求很大，如果发生大规模淘金，其吸引力将会对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1]
1848年，北美的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发现金矿，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人群前往寻找发财致富机会，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淘金热。澳大利亚的居民和新移民得此消息，亦深受影响，迅速加入这一淘金浪潮。据资料显示，在当年淘金热刚刚开始时进入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数千淘金人中，就有来自澳大利亚的被释放和仍在服刑而逃出的流放犯。从1849年4月到1850年5月，从澳大利亚奔赴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男性就有11,000人之多，其中仅从悉尼出发的就占了7,500人。[2]澳大利人对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积极参与，反过来也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发展进程。
爱德华•哈格雷夫斯(Edward Hargraves)就是造成上述改变的关键人物。哈氏是1832年从英国赴澳的移民，是1849年从悉尼(Sydney)奔赴加利福尼亚淘金潮中之一员。因加州淘金热到1850年底就快速降温，他便和一些澳洲淘金人打道回府，1851年1月回到澳洲。由于此前已经积累了或多或少的淘金经验，尽管他没有多少地质学和矿物学方面的理论知识，但相信与加利福尼亚金矿地质结构相似的澳洲地貌，也极有可能会蕴藏黄金。于是，刚刚返澳的哈氏便在2月初邀了几个伙伴前往悉尼以西200公里处的巴瑟斯特(Bathurst)一带寻金，一周以后他们就在附近一条河滨找到大金块。英国有个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古老矿产法，即私人不得挖掘黄金。为此，哈氏一方面向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当局汇报金矿的具体位置，主要目的是想得到政府赏金，另一方面他又故意把上述大发现的消息透露给了媒体。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消息顿时在悉尼引起轰动。那些曾经闯荡加利福尼亚的人带回的经验，已使普通人认识到参与淘金热几乎没有门槛，没赶上前往北美一夜暴富机会的人们无论如何不肯错过在家门口发财的机会。到5月下旬，就有数百人从悉尼涌到了巴瑟斯特。随后巴瑟斯特一带金矿林立，由此带来的澳大利亚淘金热已势不可挡。对此，新南威尔士当局审时度势，随后颁布法令，允许人们自行淘金，不过必须缴纳象征性的金矿开采许可费以表示对皇家所有权的尊重。[3]
而在这一年的7月，维多利亚(Victoria)从新南威尔士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殖民地。也是在这一时间前后，墨尔本(Melbourne)周边200英里范围内多处也发现了金矿，尤其是在其西北方面的克伦斯(Clunes)、卡斯尔梅恩(Castlemaine)、巴拉瑞特(Ballarat)和本迪戈(Bendigo)发现的金矿属于冲击层砂金，位于表层，易于开采，且藏量相当丰富。[4]消息一出，顿时吸引了大批人员前往。这些金矿场所处区域，地势没有新南威尔士所发现的金矿场那么崎岖，相对也更易于交通，且比较密集。[5]许多当地人丢掉城里工作，涌向荒野，寻找运气，冀望短期暴富。世界其它地方的各色人等，得获消息，也从四面八方涌来淘金，以攫取发财机会，使得维多利亚成为距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未及几年后的又一个世界级的淘金热点。[6]新南威尔士虽然发现金矿更早些，其开发规模反而落在维多利亚之后。此前广东人去往加利福尼亚淘金，将那里称为“金山”；现在这同一个地区的人南下奔赴澳洲淘金，那里也是金山，而为区别前者之故，维多利亚就被称之为“新金山”。
早在1848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出现之后，消息也传到了中国。富有冒险精神并早有海外闯荡经历的广东人就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大批前往，以求能在短期尽快致富，且以主要是来自广东省四邑(即新会、新宁[台山]、开平、恩平四县)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各邑之民众为主。[7]在当时的情势下，奔赴海外淘金致富不仅仅是传说，也是现实，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8]由是，三年之后澳大利亚金矿(主要是维多利亚金矿)的发现，对于急于打破贫困状态、改变自身环境的粤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且这也是除了赴加利福尼亚淘金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大批中国人来到维多利亚，除了因香港经营中澳间航海业务的各船务公司为招徕搭客，在香港和广州等地大量散发中英文宣传品，把澳洲说成是遍地黄金的天堂，以吸引因民生艰难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人(主要是广东人)[9]，在很大程度上与首位抵达维多利亚的华人雷亚妹(又称雷亚梅或雷梅Louey Ah Moy，也写成Louis Ah Moy)有关。[10]雷亚妹是广东省新宁县人，生于1826年，成年后去往英属马来亚，在槟城(Penang)漆木街开店以木匠为业。因受雇为一位英国船长在墨尔本建造三栋房子，他于1851年初抵达该地。在完成合同收获应得工钱后，作为自由移民，他也加入到前往巴拉瑞特和本迪戈的淘金人群中，且运气极佳，短期内所获不菲。为此，他随即修书一封，寄往中国家中，通告消息，敦促其幼弟即刻束装前来，抓住良机，共同富裕。但该信并未送达其弟，而是被香港或广州当地洋行职员或邮差私拆，为信中所述掘金收获前景所吸引，将澳洲维多利亚的淘金信息在广东省四邑及珠三角地区传播开去。受此影响，自1852年开始，大批广东人通过香港涌入澳洲，主要是进入维多利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金山淘金热。1852年，第一批得到上述消息的广东人通过雇主或商家安排来到维多利亚淘金；次年他们中的19人回乡，又带回一批人来到矿区掘金。[11]到1861年，澳洲已聚居有约40,000中国人，最主要分布于维多利亚，其次是新南威尔士，占当时在澳总人口的3.3%。[12]而当时来澳掘金及从事相关商业生意及做工的广东人，是以四邑人为主[13]，尤其是来自新宁和新会两县者占了绝大多数[14]，因而澳洲媒体后来认为，这实际上就是雷亚妹提供澳洲发现金矿信息的结果，并称是由其一封信，引来了37,000中国人。[15]
维多利亚是当时华人涌入最多也最集中的地方，这也是华人将此处称为金山的主要原因。1859年，来到维多利亚淘金的中国人达到了高峰，有45,000人之多；[16]但到1867年，就只剩下约20,000人。[17]一方面，是维多利亚殖民政府对入境华人实施了种种限制，当地白人矿工也对大批涌入的华工产生厌恶及抵触反对和敌视，导致自1859年之后华人入境人数减少；[18]另一方面，地表冲击层砂金至此已大致开采完毕，剩下的要有足够的机械和工具往地下岩层开采方可有所收获，简单劳作的华人缺乏资本，无法适应这种需求，导致许多人离境返乡，或是他往寻找新的机会。而此时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场(主要是地表冲击层砂金)不断发现和开发，许多在维多利亚淘金的华人便北上前往新南威尔士的各地矿区，寻找新的机会。
简言之，人口的增长是催生商业的土壤，大批华人到来及发散，为在这些地区华人聚集地(以唐人街为主要特征)及其商业网络的建立打下基础。
粟明鲜 2023/2/23
[1] Haines, Robin. “Indigent misfits or shrewd operators? Government-assisted emigrant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Australia, 1831–1860.” Population studies 48.2 (1994): 223-247; Richards, Eric. “How did poor people emigrate from the British Isles to Austral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2.3 (1993): 250-279.
[2] Monique Galloway, "California Gold Rush: The Sydney Ducks in San Francisco", in https://www.thecollector.com/california-gold-rush-the-sydney-ducks-in-san-francisco/ (accessed 2023/2/11).
[3] Bruce Mitchell, “Hargraves, Edward Hammond (1816–1891)”,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National Centre of Biograph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s://adb.anu.edu.au/biography/hargraves-edward-hammond-3719/text5837, published first in hardcopy 1972, (accessed online 2023/2/13).
[4] 详见：James Flett, The history of gold discovery in Victoria, Melbourne: Hawthorn Press, 1970.
[5] Edward Shan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ustral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170.
[6] Marion Littlejohn, "The first mining boom: The impact of the gold rushes on Colonial Victoria," Agora 48.1 (2013): 20-23.
[7] 李圭撰：《东行日记》，载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第二册，叶九十四至九十五，上海：著易堂，1891年。
[8] Peter Kwong and Dusanka Miscevic, Chinese America: The Untold Story of America's Oldest New Commun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p.8.
[9]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话——华侨海外开发史之四》，台北：海外文库出版社，1956年，第7页。
[10] “雷梅逝世”，《东华报》(Tung Wah Times)，1918年5月18日，第7页。文中称其为“澳洲域多厘省华人抵境之始祖也”。“域多厘省”，是当时澳洲华人对Victoria的中文通常译法。
[11] 见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12] Wilson Au-Yeung, Alison Keys and Paul Fischer. "Australia-China: Not just 40 years” Archived 2013-01-30 at the Wayback Machine, Economic Roundup, 2012(4). 当时在新南威尔士的中国人约为7,000人，主要是在金矿区。可见早期来澳淘金的华人主要聚集在维多利亚。见：”Chinese on the goldfields”, Museums of History New South Wales, https://mhnsw.au/stories/general/chinese-goldfields/ (accessed 2023/2/14)。
[13] 杨进发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姚楠、陈立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页。
[14] C. Y. Choi, 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Press, 1975, p. 79-80.
[15] “Victoria’s First Chinese: Story of the Gold Fever-One Letter Brings 37000 Immigrants”, Elmore Standard (Vic.), 25 May 1918, p. 6.
[16] 统计显示，1850-1859年的十年间，循海路在维多利亚港口登陆入境的华人有24,222人，从其它殖民地港口登陆经陆路进入维多利亚的华人淘金工有19,381人。而同期经海路离开维多利亚回国的华人有13,871人，经陆路离境他往者则有11,000人。见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185。
[17] Rev. William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John Ferres, Government Printer, Melbourne: 5 March 1868, p.21.
[18] Cronin, Kathry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pp.4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