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陈 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同时担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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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价值观”正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作者： 项昊宇 ｜ 时间： 2023-07-07
在美国对华战略布局中，“价值观外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围堵遏压手段。为推行“印太战略”，美国试图借乌克兰危机而拉拢盟友在中国周边发起新一轮“价值观外交”攻势，但从“民主峰会”遇冷等尴尬现实看，这种“价值观外交”在亚洲再次遭遇水土不服，正在引发西方一些人的焦虑。已经有西方学者急不可耐地发出“警告”：中国有意通过突出亚洲国家间的“地理、文化和家庭纽带”，来重新激活上世纪末的“亚洲价值观”辩论，以排挤美国在亚洲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围绕“亚洲价值观”的辩论曾盛极一时。在总结“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时，有西方学者认为东亚地区重视集体和家族的家长制传统及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儒家思想发挥了很大作用。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等政治家由此提出“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概念，主张亚洲人民应该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更不应把西方民主制度强加给亚洲人民。
“亚洲价值观”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出发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主张通过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通过政府的强力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标等。因带有抗衡西方价值观的色彩，这种“亚洲价值观”自然引起西方国家警惕。时值冷战结束不久，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美西方一度沉浸在西方民主制度“一统天下”的幻觉之中，未曾想到“自由民主价值观”却遭遇“亚洲价值观”的强力阻击。之后，随着全球化分工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大发展，东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有所淡化。
在新一轮国际大变局中，东亚成为大国竞争和地缘博弈的焦点。美国为维护全球霸权，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的同时，还想通过主导地区的价值规范来重塑对华竞争优势。但从亚洲国家对俄乌冲突的反应来看，美西方鼓吹的“民主对威权”等二元对立意识形态叙事，并未引发广泛共鸣。显然，20世纪末被提出来的“亚洲价值观”，放在今天并未过时，依然是多数亚洲国家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时的本能诉求。但在美国看来，“亚洲价值观”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重新抬头，暗含中美地区主导权之争，对美西方“价值观同盟”构成冲击和解构。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不久前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正在被中国超过，而拜登政府在东南亚宣扬美式“民主和人权”并不明智，反而有助于中国在该地区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不难发现，类似报告正在加剧美西方的对华焦虑和戒备心理。
在西方学界看来，东西方价值观冲突之中还隐含了“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意涵。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未来全球战争的导火索，他预言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亚洲儒教-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将是下一场冲突的根源。这一观点反映了以儒教和伊斯兰教为主体的“亚洲价值观”的崛起对西方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有西方学者据此预测，基于价值观冲突的“文化战争”可能成为中美竞争的新场域。
无论价值观还是文明，本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价值观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却不容小觑。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之一的建构主义认为，观念、信仰、规范等也是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观念决定了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利益界定，进而可影响一国在国际互动中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对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影响可谓深远，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也可理解为一种“霸权和反霸权”之争。李光耀等人所主张的“亚洲价值观”中贯穿着的儒教、佛教等文化传统，是一种内敛和包容的价值观，其反对的是全盘西化和西方霸权。而美西方的价值观中则隐含了充满道德优越感的文化扩张主义，服务于西方对于自身霸权的护持。其在重视本土文化传承和多元共生的亚洲遭遇水土不服甚至抵触，也就不足为奇。
必须指出的是，“亚洲价值观”与中国提倡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矛盾。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同价值之下，不同地区和国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坚守自身固有的价值理念。亚洲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模式、经济社会形态等都极为多样化的地区，亚洲文明的突出特点是多元共生、和谐包容。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实际上正是对新形势下“亚洲价值观”的阐释和升华。
在世界面临“逆全球化”挑战和阵营对抗风险的当下，亚洲国家更需坚守发展初心，凝聚新的价值共识。新的“亚洲价值观”或可归结为四方面的价值坚守：一是文化传承，弘扬勤俭自律、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等传统文化美德；二是和谐有序，发挥国家和集体的主导作用，维护社会、家庭的公序良俗，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三是多元包容，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求同存异，协商共识，避免冲突；四是共同安全，反对零和博弈的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安全关切，化解矛盾争端。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大变局中，赋予“亚洲价值观”新的时代内涵，并非要求亚洲国家选边站队，而是维护亚洲和平稳定和团结合作的必然要求。亚洲国家需要跳出西方设定的意识形态对抗的话语陷阱，以守正创新的价值追求来维护地区的长治久安和共同繁荣。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原文载于《环球时报》2023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