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科类作品，一本书需要拿来作为文艺作品读，还是需要拿来作为史书记载来读，是一个很严肃但也很困难的问题。举一个最简单的读书的例子，圣经作为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和宗教权威来读，得到的结论和感受就是截然不同的。这并不意味着读者不能同时带着三个立场来读，但是读者需要判断的是书的客观，主观，和可信度，然后因此自己的接受程度。
相信每一个抱着真诚的态度来了解巴以冲突的人，不会期待自己读到一本搞笑之作，而且作品而无视于世间此时正在进行的苦难。既然我们已经在关注和审视这个地区的民族，那就不得不扯几句民族主义（nationalism)。其实民族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后来铸就的名词，最早起源认为是17世纪早期。当然这个定义只能怪那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华文化并不了解(中华民族真正从商朝开始有更加国家化的历史，而夏朝基本上被认为是部落联盟）。真正就民族一词，开始学术的讨论成熟于19至20世纪，和巴以地区的“民族”和“你我相对”的意识成熟同期。我个人更倾向于20世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一位出生在中国的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的“民族”概念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比如说，美利坚民族----多么美丽的想象共同体。又比如说，中华民族，到底是汉族还是56个民族？同样是想象的共同体。
现代社会里大部分人的认识是巴勒斯坦的民族意识从以色列建国开始驱赶70几万本地居民开始，而在这之前，巴勒斯坦地区居住的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意识可能是相当薄弱的。著名的一本书是
巴书因此在和耶书最开始的差别，便在于鉴定对自我群体意识的起源。巴勒斯坦这个词语，在希腊甚至全世界的第一位历史学家Herodotus（前484至425）的一书中，记载他和当地的菲尼基人，非利士人，阿拉伯人，埃及人以及其他人的谈话，便出现了巴勒斯坦这个词，但是他少有谈到犹太人。这样看来，巴勒斯坦成词晚于以色列至少1700年（以色列成词从雅各被神称为“以色列”开始）。
因此，这段时间到犹太人被完全驱逐的过程，在巴以历史上至关重要。耶书和巴书的处理方式便截然不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处在巴勒斯坦那个地区，除了犹太人有国家概念，其他人等，如同乌合之众，去和谁发展向心力可能都完全没有概念。
故此，巴书把这段时间处理为简短一章，因为他们的确接近无话可说。但这段时间对犹太人来说，太重要，因为这里标记着他们挣扎和失去故土的所有苦痛。简单地说，真正的让后人感叹的巴勒斯坦的可读历史，此时其实还远远没有开始。
然而，基于这段时间的丰富文献，相比之下，耶书的成书方式就实在不敢苟同了。对于耶书的成书态度，我觉得需要揶揄一下作者完全不负责任的写法。书中处处都是精确的数字而没有任何数据来源，比如Titus的军队，是60,000人，比如某个宫殿的一个屋顶，由400个黑人，10个某人和40个另外某人维护。读者可以为作者辩护，这些数字都是估计嘛，瑕不掩瑜。事实不是这样的，这样的“瑕”的写法，反应的是作者把事实和自己的诠释混为一物，而且作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试图精确地描述（这个试图非常重要，试图意味着真诚，没有真诚的目的，作者就是在企图欺负，欺骗读者，或者强奸读者的意愿，或者嘲笑读者的智商）。而且请不要把这种写法和旧约里的民数记写法来对比----民数记里面也的确把以色列人的人头通过精确数字统计下来。可是，民数记是旧约时的以色列人口普查和统计，来拉壮丁打仗的，如果不是精确数字，情以何堪。因此，我个人觉得，耶书里面的种种观点的表征方法，都值得被疑问。
相比之下，客气一点的说，巴书就更加学术，或者说耶书比较文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