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章忆北大：穿裙子的“男孩”

沈仲章忆北大：穿裙子的“男孩”

节选自沈亚明《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缩减修改稿，荐读原著）

父亲沈仲章经常怀念他在北京大学的十一年，我也爱听他说老北大的事儿。有個“男孩”穿裙子的趣事，我听得十分来劲儿。

父亲到北大第一个学期，因校方发不出工资，教师不乐意教课，学生“放鸭子”。好在图书馆还“营业”，成了沈仲章的课堂。[参见沈仲章忆徐志摩：谁有五十本？>]

第二个学期，恢复正常上课。开学之际，校刊登载了一则招人启事。上面说，有个西北科学考查团。[团名内“查”字后正式改“察”。] 计划去蒙古新疆等地考古并考查地理，一去两三年。需要招收几名青年工作人员随行，边干边学。无论文科理科甚至高中生。都有资格申请，报名地点设在北大法学院。然后将举行一系列考试，根据成绩和其他条件，决定人选。

父亲对野外探险极有兴趣，马上跑去报了名。

不久，父亲参加了考试。数学、物理、化学等各项科目，一连考了好几天。具体试题父亲完全不记得了，但令他难忘的，是在考场遇见了一个“怪物”。

头一天，众考生步入考场。坐定之后，悄悄观察环境，气氛有些紧张。

即将开考之际，四下寂静。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小男孩，身穿蓝布大褂，脚蹬圆口布鞋，走进教室，“咚、咚、咚……”——脚步声听得分明。

咦，小孩子来做什么？父亲觉得很奇怪，眼光随着那小孩。只见那小孩走到后面一个角落，选一座位，从容不迫地坐下。

这时，已经开始发考卷了。那小孩接到卷子，就刷刷地在纸上写开了。

沈仲章也接到了考卷，便开始专心做题。

不知过了多久，周围考生们正在埋头答卷。突然，又听得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抬头一看，那小孩向讲台跑去，交卷了！

一连接着几天，那小孩都一样。几乎总是到得最晚，穿着相同服饰，坐在差不多的位置，而且，总是第一个交卷！考完就自顾自离开，从不跟别人搭言。

其余考生呢，一般都早一点儿来，结束后也不急着走，在考试前后互相认识一下，聊聊各自的背景和志向什么的。大家互相探问那个小孩的来历，议论纷纷。没人说得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最后一天考化学，预先通知要做实验。那小孩子也来了。头发还是短短的，像个男孩。可很奇怪，身上却改成女装——穿了条裙子！

这下，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个假小子！有人悄悄低语：“怪物！”

这个“怪物”，就是父亲最初见到的陈珪如。陈珪如是福建人，长得矮小。女扮男装时，看起来简直是个小男孩。

话说考完之后。

父亲认识一位北大教授邓高镜，经常去他家。闲谈中，提及报考西北科学考查团一事。很自然，沈仲章讲了那个穿裙子的“男孩”，如此有趣，这般奇怪云云。邓教授闻后，立马断言：不管那姑娘考得好与不好，是不会被录取的。因为，女的去野外考察太不方便了。

在上世纪20年代，这类言行并不算出格。很可能，陈珪如从来不知就里。要不，以我对陈珪如性格的了解，她会身着男装，跑去据理力争，抗议“歧视”。

而邓高镜对沈仲章有愿随团去西北的念头，也大泼冷水，竭力反对。更有甚者，邓教授竟擅自做主，跟主管部门打了个招呼，除去了沈仲章的名字。

话回陈珪如，她与我父亲同年考入北大本科。

陈珪如是数学系的，沈仲章是物理系的，同属理学院，亦称“二院”。据父亲，在那届数学系里，陈珪如功课拔尖，须眉折服。

当时，北大每年招生不多，有些基础教育，理科几个系合班一块上。父亲嫌物理系的数学教得太简单，也会自己跨系去听数学系的专业课程。很快，两人相识相熟了。

陈珪如与同是北大学生的胡曲园结成伉俪，胡曲园也是我父亲在北大就认识的好朋友。胡曲园1946年到复旦大学当教授，一直在哲学系。陈珪如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专攻自然辩证法。

再说几十年之后。

父亲五十岁出头，有了我。我称胡曲园“胡伯伯”，陈珪如“胡伯母”。

1978年，我考上复旦，念了四年书。1982年毕业留校，教书编书又是四年。八年间，我不时去胡伯伯胡伯母家坐坐聊聊。有时，还会蹭顿饭吃。陈珪如总是亲切地叫我“阿明”，因为福建方言读“亚”为“阿”。

每当说到我父亲，胡伯母总用沈仲章的别号“Argon”。她发音近“A Gang”，听来却像“阿刚”或“阿戆”。不清楚是受闽腔国语影响，还是外文读音影响。甚至口无遮拦，透露心有所思？不过，“戆”不是闽北话，虽然陈珪如在沪年久当明其意，可听出像“阿戆”的，恐怕还是我闻者有心？

胡伯伯胡伯母说话风格与我父亲很相近，随意间透出种种幽默与情趣。胡伯伯胡伯母总让我觉得，阿Gang和阿明都属“阿”字辈，而他俩既然是阿Gang的平辈朋友，当然也就是阿明我的“平辈”朋友。

有一次，我去胡伯伯和胡伯母家。夫妇俩在我面前争执不下，焦点是我父亲在北大到底读什么。陈珪如坚持：“阿Gang是我们数学系的！”胡曲园却咬定：“仲章是我们哲学系的！”

他俩各不相让，互不服气。于是，一齐把头转向我，要我表态“站队”。我呀，摆出一副“判官”架势，先各打他俩五十大板，说：“你们两个都不对！”

见他俩瞪大着眼睛“洗耳恭听”，我神气地接着说：“我爸爸考进北大物理系，再转到哲学系，最后毕业于经济系！”

他俩愣着看了我一会儿，质疑我的“权威”。又回头对看，交换了一下眼光。然后再一齐扭头看我，那眼神分明已经“达成协议”——否定我的判决。

复旦大学在上海的东北角——没错，可以用“角”，而且还挤不进市区，校园划归郊县。而我家武康大楼在上海西南，坐公交车，单程要换三辆。我平日住校，周末才回家。

那个周末，我得意地对父亲“吹”，我如何为胡伯伯胡伯母“纠错”。岂料，引出父亲一番话，方知我自己也不对。

父亲笑着对我说，其实他不能算任何专业的“本科生”，而是北大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旁听生”。他到处客串，哪个系都是，哪个系也都不是。

父亲解释，他在哲学系确实得过学位——我“冤枉”了胡伯伯。而胡伯母认为阿Gang是数学系的同学，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一同上数学课。

至于父亲画蛇添足，再转经济系的“学历”，只是跟北大制度玩的一场游戏，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当真。而且他在经济系没多久，就直接受聘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任教。至于于父亲如何在北大各院系“流窜”，以及赖着不毕业的“理由”，这篇小文就容纳不下了。[参见沈仲章忆徐志摩：谁有五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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